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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鲁迅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先后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之下，他对现实的不满始终如一，他从不给当权的武人好脸色看，当然当权者也不喜欢他，更多的时候，他处于边缘、民间，与达官贵人没有往来，他演讲时也从不看人颜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他宁愿不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演讲毫无忌讳，什么都敢碰，他还是有分寸、有节制的，并不“冒险”。
鲁迅的《而已集》中有一篇《略谈香港》：“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他向来不主张“震骇一时的牺牲”，而主张“深沉的韧的战斗”，主张打壕堑战，而不是许褚式的赤膊上阵。从北到南，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老生常谈”，无非因为真的“民国”并未出现，只有“军国”、“党国”，天下老鸦一般黑。他到厦门不久，就发现那里的“社会和学校也和北京一样腐败”。他到广州，又发现所谓“革命大本营”，那里的人民“并无力量”，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目睹了“三·一八”，又耳闻了“四·一二”，见证了广州“四·一五”的清党杀戮，青年的人头、热血，让他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痛苦。面对这样的时代黑暗，他说过“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他也说过“一演说，就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无论如何，他决不帮闲，所以即使在殖民地香港他也要喊出“老调子已唱完”，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时代强音。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北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为陕西省长的军阀刘镇华请他到西安讲武堂给士兵演讲，并托人示意，要他换一下题目，可他不愿为军阀捧场，只肯讲小说史，碰了钉子的刘镇华几乎要撕下“礼贤下士”的面具，经人劝阻才罢。当地《新秦日报》因透露了刘氏“怒形于色”的消息而被罚停刊几天。
1927年2月，就连鲁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前往演讲，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大欢迎，还在赴港的船上，就有船员为他的安危担忧，以为他去香港“说不定会遭谋害”。他在《略谈香港》中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2月25日，他给章廷谦写信说：“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1929年12月4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饭厅讲演《离骚与反离骚》，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还直接批评了胡适和“新月派”。他在1934年12月1日写信给杨霁云：“在暨南的讲演，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
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应邀做了密集的五次演讲，号称“北平五讲”，其间有种种不利于鲁迅的传闻，小报上散布着许多恶毒的诽谤，有人说他此次重回北平是“卷土重来”，是来抢饭碗的，所以他才会多次公开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卷土重去”。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甚至连逮捕公文都已写好了，由于27日是休息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缺了一个“官印”，28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至少当天他不至于离开，“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远不再来了”。逮捕他的公文白白预备了。这是深知内幕的朋友后来告诉鲁迅的。
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那天，确实有听众被当场捕去，事后，中大还有人继续被捕。许多人为鲁迅的安危感到担忧，他离开北平之后，一时传说纷纭，或说他在车站、或在火车上遭到暗算，北平的青年学生有人主张散发抗议宣言，有人主张示威游行，后来从周老太太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知他已于11月30日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了心。
1934年12月16日，鲁迅写信给杨霁云：“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不过，说到底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曹聚仁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四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演讲记录，粗略地看，鲁迅一生的演讲大致上可以分为六类，关于中国文明与改革的艰难与曲折、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学与革命与其他的关系、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读书和美术方面的见解、其他的即兴话题。透过这些演讲，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明史、国民性鞭辟入里的深刻认识，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革命的一针见血的看法，他对读书、对艺术、对人生的见解，有时候，他的讲题本身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比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老而不死论》、《象牙塔和蜗牛庐》等等，仅这些命题就足以垂之精神史，启迪后世。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名字已经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没有人能够回避。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真实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有他的精神限度，他的求学生涯、读书兴趣、知识结构、人生经历，他的性格、脾气、爱好、家庭出身乃至地域背景，都决定了鲁迅何以成为鲁迅。我们不会忘记正是他选择了独立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即便是他日渐被迷雾笼罩的生命黄昏，他对纷繁复杂的世事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判断，他一直对形形色色的力量保持了某种警惕与清醒，他对“四条汉子”、对“太阳社”和“创造社”等都有过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些在他的讲演当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流露。独立思考——始终是他对青年的谆谆教诲，他一方面力图站在边缘、民间、底层大众的立场，他在不少作品中表达出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一切人间的不平、非文明的因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蔡朝阳是鲁迅故乡绍兴一所高中的优秀语文教师，他发现信奉尼采的鲁迅有很多文章有意、无意间露出了对普通民众居高临下的姿态，《纪念刘和珍君》等文不断出现“庸众”、“无恶意的闲人”等字眼，鲁迅对普通民众的麻木、冷漠、不觉悟表现出了无比痛恨和蔑视，他感到鲁迅对普通民众一直有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的情绪，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鲁迅的有些文字“很冷，甚至有些油滑”，没有宗教信仰的鲁迅之所以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靠的不是爱，而是“阴冷”。画家陈丹青只看到其“好玩”的一面，没有洞察其“阴冷”的一面。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性的。面对鲁迅，今天的中国有两种很不好的倾向，一种是对鲁迅的偶像崇拜，乃致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准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种是全盘否定鲁迅，以打倒鲁迅为目的，这都是我不能认同的。
从鲁迅留下的讲演记录稿，我们不难看出，他伸手拈来、他常常列举的都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历史、现实中的事情，他对源自希腊的西方主流文明，对法国启蒙运动，对英、美文明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几乎很少涉及。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学养、他所吮吸的精神滋养或许差不多够了，但作为思想家，作为二十世纪本民族的精神巨人，他未能呼吸而领会到欧风美雨，更好、更多地饱吸人类主流文明的乳汁，这是毋庸置疑的缺陷。这一点，我曾和朝阳讨论过，他认为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接近的是尼采、叔本华一路，就其美术、美学的兴趣来看，也是如此。鲁迅作为文学家，是从感性出发的，作为思想家，只是生存哲学层面上的，其表达是诗性的、直觉的，缺乏逻辑推演，属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这一谱系。所以他很怀疑，欧美文明中基于经验主义的常识理性，即使鲁迅接触到了，也未必对他有很大意义。当然，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
在鲁迅离世七十年后，鲁迅过时了吗？鲁迅的时代过去了吗？这些问号，每个人只要翻开鲁迅的那些小说、杂感，就能作出各自的回答。他的杂文不是篇篇精品，其中有大量混战的产物，有许多晦涩、隐晦、曲折的文字，有嘲讽甚至也有他不主张的谩骂，但他确实常常用小题目做出了大文章，深刻、透彻、清晰。狂妄不可一世的李敖，2005年秋天在北大讲坛上的表演，曾经迷惑、欺骗、倾倒了许多青年，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接受过人类普世价值的青年，然而，如果对照阅读鲁迅的《二丑艺术》，短短千言，洞若观火，足以让李氏的戏法原形毕露。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说到马列的阶级论，鲁迅的信仰之路并不平坦，但他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具有强烈内省气质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不妨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主义者。他对权势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距离，表示了蔑视，不仅态度决绝，而且身体力行，这是足以为后世知识分子效法的。鲁迅是真挚的，他对本民族的阴暗、灰色的一面看得很透，他洞察人性的幽暗与卑微，但他对这个他与生俱来的民族始终怀着热望，他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掀翻“吃人的筵席”，他发出的第一声呼号就是“救救孩子”，这一切我们也都能在鲁迅的演讲中读出。无论如何，鲁迅的缺失，正是我们今天起步前行的地方。
《野草》：夜晚的哲学
？ 祝 勇
早在1918年5月15日，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一首小诗，表达了他对梦的偏好：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1〕
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从梦开始的：“我在年青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2〕这段话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文字与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野草》是鲁迅自己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许寿裳说：“《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3〕也就是说，《野草》是一扇门，引导我们由一目了然的庭院，进入小径交叉的幽暗花园。那是一个更加深邃、复杂的世界，伸手不见五指，然而，正是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或许是最真实的）鲁迅。在那里，鲁迅几乎像婴儿般蜷缩于黑夜的某一角落。在《野草》中，鲁迅视线的焦点已经由社会现实转向内心宇宙，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近乎哲学。而诗（包括散文诗），则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传递者。在写作《野草》的同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的写作，应该或多或少地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4〕于是，作为潜意识的梦，与哲思载体的诗，便表现出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厨川白村认为：“和梦的潜在内容改装打扮了而出现时，走着同一的径路的东西，才是艺术。”
鲁迅在白天奉献他的宣言和檄文，而在夜晚，他的话语则以梦呓的形式出现。有学者提出，存在着“两个鲁迅”。假设它成立，那么，它至少可以分为白天的鲁迅和夜晚的鲁迅。梦呓的存在，证明了人在睡眠状态下思维并没有停止工作。《庄子》曰：“其寐也魂交。”朱熹也说：“梦者，寐中之心动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梦里，梦呓的内容应当明确的，但由于我们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解读，所以，无法对它作出精确的解释，清醒者无法翻译梦者的语言。《野草》呈现了一个“黯然的、不可预测的所在，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困惑与失落，复归与放逐”〔5〕。
我却怀疑《野草》是否鲁迅的真梦。由于梦境与清醒被分隔于两个世界中，那么，一个人的梦不仅无法被他人解读，所谓“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李商隐：《闺情》），即使梦者本人，也难以在清醒状态下追述梦的每一个细节。梦是真正的黑箱，而梦者自己对于梦的记录，也永远地封锁在梦的国度里，无法走私出境。连鲁迅自己也认为：“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6〕与梦相比，《野草》有着艺术品所特有的完整性，尽管它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散乱的梦的姿态，但它仍然是艺术品，就像基里科以梦境为主题的油画一样。所以，《野草》中的梦不是真实的梦，而是对梦的仿制，是梦的赝品，是“伪梦”。
令我钦佩的是，鲁迅对梦的仿制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它表现出令人迷惑的特性。诸如“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7〕这类语言，堪称传神。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借用梦的外壳呢？我想，鲁迅试图借此完成他对自身灵魂的探索。他深知，人的内宇宙的复杂性是与外宇宙的复杂性相对应的，无法归结为几条简单的定律（诸如进化论、阶级斗争等等）。而现实中的鲁迅（即白天的鲁迅），正陷于价值系统的争斗中无法脱身。他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罪”（诸如“瞒与骗”，中国人的文化毒素与生俱来）而备受折磨，又亲眼目睹了西方文化的“偏至”；他倾心进化论，又见证了“新青年”的堕落；他相信人民的伟大，又无法摆脱“愚民的专制”的种种阴暗的思路，愤怒于他们身上的“奴隶意识”；他寄希望于反抗，又意识到反抗者又必将泯灭于“无物之阵”……无论他朝哪个方向走，都将与悖论不期而遇。汪晖对此的看法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是由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情感、思维形式构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因此，那种试图把鲁迅思想纳入到一种有序的辩证统一过程的做法，或者，那种用东西方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来解释鲁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鲁迅思想和文学世界的复杂性。”〔8〕显然，复杂的世界无法归结于一个统一的真理。梦给展示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最佳场地。现实的价值体系对于梦境来说是无可奈何的，鲁迅以梦的方式从现实体系中成功逃逸。
《野草》既是逃逸，也是超越。它标志着鲁迅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诞生，是作为文学家和思想者的鲁迅的一次大进步。此时的鲁迅已不像《呐喊》时代那样昂扬和自信，那样拳打脚踢，挥斥方遒，但他同时不会被某些貌似先进的理论所左右。李欧梵认为：“那些‘含糊的措辞’决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审查的伊索式语言。它们不仅揭示出他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他本人内心紧张的某种状态，显然是现实的政治和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内容。”〔9〕《野草》表现出某种超越性的思考，即关于人的本质处境与去处的思考，它远比现实政治更加重要。这种思考没有结论，但《野草》展现了它杂芜的过程。这本身便是《野草》的意义，如同“绝望的抗战”一样，它虽不会取得战果，所有的战士都将消亡于“无物之阵”，但战士的道德理想，只有在“抗战”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作为精神履历的记录本，《野草》呈现出的多义性与不可解性，正是鲁迅追求的。而诸多学者孜孜以求，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