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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国家的严格管制和渗透，法家的政治思想也使中国区别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常常有人想，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借助王阳明的学说搞维新，而在中国却沦为“满街都是圣人”之“王学末流”？为什么韩国可以比中国更像一个正宗的儒教国家，有更严格的道德规范？或许，原因正在于日本和韩国吸取的是儒家思想中孟子、朱熹、王阳明一路讲究“仁义道德”、“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真正尊重“贤者”，重视教育，但并没有吸收法家的残暴以及道家的虚无和反智主义。而中国，正如秦晖所指出的，“法道互补”交相控制了政治和精神领域，儒家除了补台跑龙套，最终只能“吏化”和“痞化”以外，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以其积极的一面引导整个民族，无论朱熹还是王阳明的学说，最后都会在现实中被庸俗化、功利化，被“痞化”。这样看来，儒家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的实际影响，可能远不如我们自己，也远不如外国人所想像的那么大。
最后一点，我以为秦晖对近代国家主义的剖析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前述的，即国家政权早在两千年前就越过县一级，打破“自治”的神话而“一竿子捅到底”，中国历史上从来就只有国家力量过强，抑制了民间，使得自治不发达的问题，而不存在国家力量不够强，反过来需要“增强”的道理。认识到这一点，对近年来不少中西学者已经接受的，关于中国从“天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需要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政权的观点，无疑又是一个大的挑战。近代以来那种以反宗族主义为出发点，最后归结于国家主义的思潮，在秦晖看来，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局——“似乎只要不是以一姓之国而是‘人民’之国，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对国家主义替代家族和朝廷行使专制的揭露的确是令人深思的。
当然，秦晖的观点也有可讨论之处。他似乎暗示，只反儒家，不反法家，是近代“文化批判”的一大缺陷。但我以为既然法家的老祖宗是荀子，批儒也就有批法的意思在，单挑法家来批不太可能，秦晖对原始儒家的好感是否也过于理想化了？另外，中国文化中原本就缺少个体尊严和权利的一席之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于对强国和救国的急迫要求，人们不仅不可能去专门批判法家，很可能还盼望出现内圣外王、有开天辟地的气魄的法家人物来收拾局面，一统天下，至于这样的人物最终会带来什么，往往不是当时的人所能想到的。更为奇异的是，倾向于法家的人物就他们本人来说都不“懦”，在初期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强调个人解放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扩张自我，改造社会，但这无疑会使他们表面上看来和追求个性的时代潮流合拍，更不可能挨批了，历史的诡谲或许也正在这里。
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再加以整合，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大主题。鲁迅在《故事新编》歌颂大禹、墨子，表现出复归墨家的倾向，是否暗示了他潜意识中既要个性不被压迫（反儒），又不想压迫他人（拒法），做一个实干的独行侠的理想呢？
事实上，墨学在秦汉之后，就被国家政权革出了思想系谱。独行侠又如何面对一个国家？鲁迅最终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亦真亦幻的神魔世界
？ 傅光明
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西游记》在中国不仅家喻户晓，更尤其得小孩子们的喜爱，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唯一的老少咸宜型。但在小读者童稚的换算公式里，“孙悟空大闹天空”似乎就直接等于《西游记》。至少年幼时的我，在醉然于孙猴子大闹天空之余，顶多也就是还知道个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里骗取芭蕉扇什么的。而今，我年幼的女儿也完全是陶醉在好几十集动画片的《西游记》光盘里，哪会有脑子去琢磨《西游记》的艺术与思想。天真幼稚的孩子读着看着好玩儿，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也就够了。
不是吗？不说小孩子，就是《西游记》的一般读者，恐怕也很少有人清楚或懒得知道从《西游记》诞生，直到“五四”以后，经胡适、鲁迅等人考证，才确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而在以前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吴承恩竟一直没有享受到著作权。一听大学者刘世德演讲《吴承恩与〈西游记〉》，才在他正面、直接的考据里，将《西游记》的著作权有说服力地归属给了吴承恩，并同时得以了解到作者生平的星星点点。比如《淮安府志》里关于吴承恩有这样的记载：“性慧而多敏，博及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可如此一个才俊，却让科举绊住了手脚，他自从考中秀才，一直名落孙山。四十多岁才补上一名“岁贡生”，总算有了做官的资格。耳顺之年都过了，才当上一个副县太爷。这样，有了些沧桑阅历的读者就该不难理解，原来作者是把满腹的不得志和满腔的愤懑、失意，寄托在怪力乱神之中，才天才地创造了那个敢于打破旧有秩序的英雄神妖孙悟空，来借神魔讽世。
另外，《西游记》也是文如其人的，它的“笔致诙谐”与吴承恩“放浪诗酒”、幽默诙谐的性格是一致的。也许正因为此，写出了《围城》的钱钟书，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不是别的，而是《西游记》。
在吴承恩写《西游记》以前，民间传说、神话和文学作品中有关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已经流传好几百年了。《西游记》里艺术虚构的唐僧，自然是脱胎于这位历史上真实的生活原型玄奘。但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该如何评价历史上的这位大德高僧，又如何认识和分析小说中唐僧这个人物形象呢？
段启明将历史上的玄奘跟《西游记》里的唐僧对照一讲，我忽生出一点感悟：唐僧确实有许多性格上的弱点，懦弱无能，胆小如鼠，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听信谗言。明明是凡胎肉眼，识不出真假是非，还好歹不分，老是冤枉孙悟空。我小时候读连环画《西游记》，觉得他除了会念紧箍咒欺负孙悟空，什么本事也没有，一次一次地吃亏，还一次一次地上当。每每看到他被妖精捉住，恨不得赶紧让妖精把唐僧肉吃了才解气。等有些阅历了，就想得多了一些，一方面，他有菩萨护身，取不到真经是死不了的。从书里看，他本身就是如来佛犯了错误的大弟子金蝉子转世，死了就没戏了。
但另一方面，他信念坚定，为求取正果，面对权、财和女色的诱惑，丝毫不为所动。更难能可贵的，他骨子里品性良善仁厚，富有同情心。至少是一个为人正派的好人，像书里写他“端是一个好和尚”，没有坏心眼，对人不设防，至少从没想过去害谁。《西游记》里的妖怪一心想吃唐僧肉，是为了长生不老，结果一个个被降伏，也算是私欲导致的结果。这不正是吴承恩在拿神魔世界里的妖怪来说事儿吗？看似幻，实也是真啊。
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性格上不仅没有唐僧那么多的缺陷，且称得上是一位文化巨人。他少年立志，十三岁出家。用段启明的那几个定语来说是：追求真理，坚忍不拔，意志坚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偷渡出境”，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取道“丝绸之路”的新疆北路，历时四年，途经西域十六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克服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才最终到达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
《西游记》之不朽，吴承恩创造的孙悟空堪称首功一件。凡《西游记》的读者，恐怕没有不喜欢，也没有能忘记孙猴子的。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创造出来的非同一般的神话英雄，他是一个天生的石猴，但又是猴、人和神的三位一体。他身上的猴子习性，表现出他猴了吧唧的生物性；人的特征，表现了他现实的社会性；而神的特点，则表现着他降妖伏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传奇性。换言之，如果失去了这亦真亦幻的任何一个项目，孙悟空也就形同虚设，没有一点灵性了。
听了周先慎以“亦真亦幻”为题讲孙悟空，我有六点小感触：
一、“英雄传奇”。《西游记》写的是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唐僧是精神领袖，第一主角儿是孙悟空。这没什么好说的。
二、“时代思潮”。《西游记》书中写到了明代民间先进的商品经济观念，这让我想到，以往我们读解一部作品，常常忽略了那作品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思潮，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思想意义之间的联系。而这对于了解作者如何塑造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人物，会这样描写，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对作品的多元读解。
三、“造反有理”。在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来的蔑视权贵，反对专制的精神，以及“尊贤”的思想非常突出，这涉及对孙悟空“造反”的诠释。以前常有人认为，孙悟空的“造反有理”体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因为他是无产者。也有人认为，孙悟空的革命也是看对象的。比如，在闹了龙宫、地府以后，玉帝一招安，他便欣然前往。当个弼马温，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扯起“齐天大圣”的旗号，看似要与玉帝分庭抗礼，实际目的还是要让玉帝升他的官。当玉帝真的让他以“齐天大圣”的名号级别去看蟠桃园时，他也满心欢喜地答应了。直到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没有请他，他才又造反了。另外，像他说“玉帝不会用人”、“玉帝轻贤”，那更是他觉得玉帝不会使用人才，使他怀才不遇。他蔑视皇权，却不从根本上否定皇权。当最后被如来制服，明白自己并非天庭老大，只好乖乖地皈依佛门，去求取正果。
四、猴性即“童心”。很明显，明代大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对《西游记》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以为孙悟空身上的猴性，即是那份自然的本真，是童贞、童趣、童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人失去了童心、童贞、童趣，就会未老先衰。哀莫大于心死，心都死了，活着不就等于一具行尸走肉？当然，人们也不能稍有不满就“大闹天宫”，要有法制观念，要受法律约束，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
五、“强者为尊”与机遇。这又可以联系现实了，如果你自认为是强者，可没有机遇，成功的路将十分漫长。像孙悟空，即便他再聪慧，有灵性，如果没有菩提老祖传他七十二般变化和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的本领，也不会有后来事业的成功，即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
六、人生与“取经”。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生命历程，何尝不是一部又一部的“西天取经”。而在这人生，尤其是奋斗的人生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即各种各样的坎坷、挫折，种种的失意，也包括情感上的失恋什么的，或许远不止“九九八十一难”。面对这些，怎么办？我想得学点儿孙悟空的那套斗争哲学、斗争智慧，还要有斗得“甜美”的韵味，乐做“人间喜仙”。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哪怕生活压迫得你很悲观，也要找出任何一个理由充满乐观地活着。
然而，若单纯就《西游记》可读的趣味性而言，它的兴奋点更多是落在大活宝猪八戒身上。他一出场就带有喜剧色彩，天蓬元帅下凡，却错投了猪胎，因此造成了他体态的蹒跚臃肿，性情的贪吃好睡，懒惰自私。如果说孙悟空身上多的是理想的浪漫气质，那猪八戒则更多的是现实的生活气息。孙悟空是猴、人、神的三合一，猪八戒是猪、人、神的大一统。他有猪的外形，猪的习性，身上的毛病太多，恨不得浑身净是缺点：好色，攒私房钱，爱打小报告，遇到点困难就想散伙，等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游记》因有了猪八戒而妙趣横生。如果少了这个“呆子”，《西游记》读起来就没这么好玩了。他有许多让人嘲笑的地方，可不仅不招人讨厌，偏偏还特招读者喜爱，难怪周思源要把演讲题目定为《丑陋可爱猪八戒》。
《西游记》问世以来，对它思想意义的阐释和理解，也像“水浒”、“三国”和“红楼”一样，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直存在争议。像在清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而把它的主旨看作是在劝学，或在弘扬佛法、阐释禅理，或在宣传道家的真谛。即便到了胡适，还只是强调吴承恩的幽默、诙谐，他甚至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看得很低。到解放后以阶级观解读文学作品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游记》还曾被说成是一部“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反动的神魔小说”。因为他们把小说中的人物都划了阶级成分，把敢于造反、大闹天空的孙悟空当成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代表，而他被如来佛收服以后，竟乖乖地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并在取经路上帮着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者（那些妖魔），无疑是农民起义的叛徒。
郭英德从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这两个层面来讲《西游记》的思想，使人开了茅塞——《西游记》的思想意义是丰富复杂，与众不同的。我想至少有一点该明白了，“大闹天宫”毕竟不是农民起义，敢于反抗、性格叛逆的孙悟空，是一天生的由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猴，追溯祖宗三代，划成分也划不成农民！他本是个原生态的，用郭英德的话说，是突破了时空局限的自由人。所以，他才会触犯既定的社会规范，才会有后来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当然也因此而有了后来解读《西游记》时的“双重主题说”。
我极为赞同郭英德的说法，不必非要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定性为什么，非要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不可。完全可以把《西游记》当成一部人生大书来读，它可以愉悦性情，丰富人生经验，提升生命智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略一部不朽名著的精髓。
这里刘荫柏所讲就是个现成的例证。《西游记》问世以后，儒释道三教各从本教门出发来阐释《西游记》的主题，儒教徒认为是“《大学》之别名”，佛教徒认为是“《华严》之外篇”，道教徒认为是“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确实可见《西游记》与宗教的密切联系，且儒释道三教都涉及了。刘荫柏专攻《西游记》三十余年，对于研究《西游记》与佛教、道教、民间诸神与巫术之间的关系，见解独到。
洗耳一听，至少我明白了一点，为什么儒释道三教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有出自各教门的阐释，原是因为其中有“三教合一”的思想，各教有各自的认领和发挥自然顺理成章。但《西游记》是一部艺术的纯小说，并非对佛法的演义，更不是什么儒学经典和丹经奇书。
2005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上有篇书评，题目叫《天上亦人间》，评的是萨孟武所写《〈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在这样一个虚构幻想的艺术世界里，神魔皆有人情，鬼魅亦通世故。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认为：“人类的一切观念，甚至一切幻想都不能离开现实社会，凭空创造出来。伦理、宗教、政治、法律的思想固然如此，而人类所想像的神仙鬼怪也是一样。《西游记》一书谈仙说佛，语及恶魔毒怪。然其所描写的仙佛魔怪，也是受了中国社会现象的影响。”
荒唐的时代产生“荒唐”的文学，“荒唐”的文学也反映荒唐的时代。《西游记》就是在看似荒唐的艺术形式里，折射出作者所处的那个荒唐的明朝嘉靖时代，透露出深邃的思想。但真正的艺术作品又一定是超越时代的，拿《西游记》里描写的荒唐事，与今天做个对照，我们不是一样还在办着一些极其糟糕荒唐的事吗？比如好几位学者都讲到，当历经磨难的唐僧师徒到了西天，由于没有给阿难、伽叶两位尊者准备见面礼，只讨得无字的假佛经。与佛祖论理，佛却护短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轻取。”结果唐僧只得将唐王所赐的紫金钵盂献给二尊，才得到真经。而这事就发生在如来佛的眼皮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