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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学者化确实不容易
？ 苗振亚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稍持异议者，我只见到社会学家郑也夫一篇文章（《读〈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6期），他对书中“三个观点不敢苟同”。其中，王蒙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看法，他最不能同意。王蒙说：“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且人欲要彻底地灭，这是混账之极的学说……笼统地咒骂人欲横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切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解决温饱才不久，或者一部分人尚没有解决温饱的地方，给人一种宋儒或邪教主的感觉。”
郑也夫对王蒙这段充满激愤的话感到震惊。震惊的原因是，王蒙并没有搞清楚“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是什么，就联系当今实际，连珠炮式地抨击起来，这种不负责任的学风不应该发生在王蒙身上。而选择王蒙为批评对象，在郑也夫看来，也是澄清“存天理灭人欲”的最佳选择。
宋儒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不是王蒙所说的那种意思。这个问题不深奥，看几段朱子语录就会明白：
“人欲隐于天理中，甚几甚微。”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天理人欲，正当于其交界处理会，不是两个。”
“以理言，人欲自胜不过天理。以事言，则须事事去人欲，存天理，非一蹴即几，一下即成。”
“释氏欲驱除物累，至不分善恶，皆欲扫除。”
“存天理去人欲，不仅是臣民的事，首先是皇帝要明察天理与人欲之辨，以裁处事务。”
……
有关“天理”与“人欲”的论述，在《朱子语类》中还有很多，仅从这几段语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朱熹并没有把天理与人欲说成两个东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的区别十分细微，关键是要把两者交界处安顿好，而不能像佛教那样当成负累一律扫除。即如饮食，单纯追求美味不好，但把食物做得好吃一些，饮食而兼求美味，安顿得恰好，那也就无所谓“人欲”了。朱熹也承认，从道理上认识“天理”、“人欲”并不难，要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就不是容易的事了，因此他不要求一蹴而就、一下即成。看看这是多么通达的见解，何处能找到一丝道学气？
尤其令人佩服的是，朱熹竟敢用自己的话去教训皇帝，要求皇帝明察“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带头修养，以身作则，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应该说，这不是朱熹顺笔提及，而正是“存天理去人欲”的题中之义。这也间接告诉我们，“存天理去人欲”原本就不是针对老百姓的话题，针对的是上面，除皇帝大臣之外，最主要的是士大夫人群。先儒遗训“礼不下庶人”，作为一代大儒的朱熹自然不会突然昏了头，无缘无故地去给普通百姓立规矩，加礼教。但是，对待士大夫人群就不一样了，那要用另一把尺子。因为这些人是社会的精英与良心，不管是入朝做官还是在野为民，都是要用自己的言行去领导社会，影响世风，没有基本的道德训练，不明义利之别，那是不行的。
那么，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一言以蔽之：士风日下。读书为做官，做官为谋利，很多人已经不顾廉耻，什么下三滥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诸如什么：给主子学狗叫、替长官揩胡须、为秦桧做庄客、公开声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等千古丑闻，都来自这个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因而才有“士大夫无耻”的名言写入史册。也许，如果没有士大夫这些肮脏事，义利之辨就不会成为当时的重大议题，朱熹也就不会有“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朱熹语涉时弊，更是真正的思想道德建设，所以，众多正直的士大夫才会群起响应，获得很大影响。
说起宋儒，那是一个人数众多，各有山头的群体，一片众声喧哗，很容易张冠李戴，皂白不分，整体认识宋儒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很多人都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宋儒说的，但这却不是朱熹说的，他不可能这样说。在宋儒中，朱熹广大精深，他既不蹈道学家义理空言，又不陷于当时名士的意气积习，最能平心论断，抉摘幽微，绝少片面性。他的话，因本意明确，说得深透，并不会导致人性的压迫与扭曲。这从当时妇女的生存状况也能看出来。那时，妇女的离婚与改嫁都是寻常之事，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也没有什么过苛要求。
但是，元明以下就起了变化。后人普遍认为的朱熹，已经不是原来的朱熹了。种种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摧残妇女、有悖人性的行为，愈演愈烈，形成一种难以违拗的社会力量，有人却把这些罪孽记在了“存天理去人欲”的账上，最后的罪过似乎都应该由朱熹来负。不知道这是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根据，拿大儒朱熹做替罪羊；还是朱熹抨击过“尊君卑臣”、“人主无过举”之类的谰调，惹得后来的人主不高兴了，看眼色行事的士大夫就有意误解他、糟践他？芽情况复杂，朱熹冤哉枉也。郑也夫文章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作为这种现象的诠释：“从一种思想到一种社会实践，是个极其复杂的流变过程。某个思想家是否要对后人的某项社会实践负责任，要负多大的责任，将是思想领域中的细致艰深的工作。”这样说来，又不仅仅是朱熹个案的意义了。
搞清楚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真正意思，让我们再看看作为作家的王蒙？熏与作为学者的郑也夫，在对待这同一问题的态度上又有什么不同。
在批评王蒙的文章里，郑也夫说到他对“存天理去人欲”的认识过程。他说，他早在十年前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也许，他那时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就决心彻底弄清楚它，而不是维持在不求甚解、望文生义、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状态。首先，他托朋友向当代大儒蒋庆先生请教。蒋庆先生为其打开一本本线装书，引证几段朱熹语录后概括：人的正当欲望就是“天理”，人的过分欲望才是“人欲”。然后，他自己又去翻阅有关文献，对蒋庆先生的论断进行确认。如此，他才有了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而王蒙就不一样了。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理解会有什么问题，更没有想到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会有什么更深的意思。因而，他写文章的时候，也就不会想到或向人请教，或找一本《朱子语类》翻一翻，先把“存天理去人欲”的真实涵义弄清楚。他只是对当今动辄就拿起道德批判武器，笼统咒骂人欲横流的那些人有些愤激，于是，信手就借宋儒说事了。为图说得痛快，箭在弦上，最终就把宋儒与邪教主一锅煮了。
这就明显看出两个人的区别？押王更多诉诸情绪，郑更多诉诸理性与学识。当然，这种区别，与不同的专业习惯不无关系：王的专业不能缺少昂扬的激情，郑的专业时时离不开踏实的学问。
也许，在常人看来，王蒙在这件事上是很丢面子的。其实，“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余嘉锡语），在古今大家名流中不乏其人，王蒙不是特例。另外，在郑也夫这位深博的学者面前，只挑出他“三个观点不敢苟同”，作为王蒙应该算是一张不错的成绩单了。我由此想到，前些年王蒙曾提倡过作家学者化。应该说，王蒙也是作家学者化做得最好的一位，他小说写得好，《红楼梦》研究也有心得。但是，看到郑也夫对他的批评，我才感到，作家学者化确实很要紧，但作家学者化确实不容易。
9。11遗址随想
9．11遗址随想
？ 盛禹九
这里曾经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和骄傲：高四百一十五点一四米的双子塔，在摩天楼群中兀然崛起，像两个巨人矗立穹空，守护着这座城市。天幕下，那伟岸挺拔的雄姿，跟瑰丽多彩的曼哈顿楼群连接在一起，鳞次栉比，蜿蜒起伏，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更加凸显出这世界之都的奥妙迷人的韵味。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登上塔顶，俯览曼哈顿全景，远眺自由女神，
曾惊叹这现代化大都市的雄伟、神奇和壮丽。
如今，昔日风光不再。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个被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的大深坑。这个被纽约人称为“Ground
Zero”［零地带］的地方，占地六点四七万多平方米，
深约二十米。大坑里的堆积物已清理完毕，一个用大厦钢架残骸做成的巨大黑十字架，矗立在一片空荡之中。五年过去了，这黑十字架透露出的悲怆，仍使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这留下的巨大窟窿，吞噬过多少痛苦与辉煌，美国人的心也好像被挖空了一大块。
在铁丝网的东侧，矗立着六块大牌子，黑底白字，写下了二千八百零一个名字，这是9．11世贸中心全部遇难者的名单。黑色牌子周围，铁丝网上，有许多成束或散落的鲜花，那是来这里参观的人们对死者的悼念。我看到，一位中年人在牌子下观看名单，来回行走，似乎在寻找一位亲友的名字。
是的。人们痛惜的，岂止是两幢大厦，更使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鲜活可爱的生命。建筑物毁了，可以重建；风景线失去了可以找回，而逝去的人们是永不复返了。
最大特色是以“人”为主体
看到遗址前的遇难者名单，我记起了9。11灾难发生后当时美国社会的情景：
人们震惊之余，最关心的是死难者的情况，美国宣传媒体为此连篇累牍，进行广泛和深入的报道。《纽约时报》制作了一个《忧伤肖像》专栏，整整一年，每天介绍一名死难者，两百字，配上照片，成为读者每日必读的重要资讯，这个专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不少人从各地给报纸来信发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帮助这些破碎家庭，或提供孩子们的奖学金。著名反战评论家苏珊·桑塔说，她每天早上细读该栏，热泪盈眶。
在9．11一周年之际，美国官方发布一组死亡人数的精确统计数字：连世贸双塔、五角大楼和宾州坠机，共有三千零二十五人死亡，另有四架飞机的劫机者十九人。世贸中心的罹难者是二千八百零一人，超过了1941年珍珠港遇袭的死亡人数。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数字是，9．11遗孀中的百余名怀有身孕，一年后遗腹子都已出生。美国ABC电视台主播黛安请到六十三位单亲母亲，把这些遗腹子抱到一起，拍了一张传遍世界的照片。很多人看到节目都非常感动，这些可爱的宝宝，永远看不到他们的父亲了。母亲们说，看着孩子就像看到丈夫回来一样。她们把亡夫的照片放大，含着泪水对孩子说，爸爸是多么爱你……
有三百四十三名消防员在9．11世贸中心倒塌时罹难。他们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零地带”的望台旁，贴满了民间发起的悼念、表扬、感激的海报和字条；一面墙上还贴满了各州的消防员徽章。这些消防员的大幅照片和英勇事迹，已长久保留在他们各自单位的醒目场所，供人们瞻仰和怀念。
最令人感动的是9．11周年纪念会。仪式简单而又庄严肃穆：纽约市长主持，纽约州长朗读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之后，主要由死难者的家属宣读二千八百零一名世贸死难者的名字，整整地读了两个半钟头，有三十多家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这个仪式。
那天，从早晨八点四十三分开始，包括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在内的三十位著名音乐家，在世贸废墟内围成一个圆形，演奏起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中的《回家》，凄凉的音乐弥漫在空气中，仿佛在呼唤一年前从这里消失的亲人。
仪式中全体默哀四次：分别是八点四十六分和九点零三分，这是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飞机攻击世贸大厦一号楼和二号楼的时候，以及九点五十九分和十点二十九分，两栋世贸大楼相继倒下的时刻。
CBS电视台在播放家属念名单时，还特别播放了每个遇难者的年龄和照片。随着每个被念出的名字，电视画面出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带着微笑的亲切面孔。
在9．11三周年纪念会上，遇难者名单是死难者的父母和祖父母来念的。老人们两人一组，轮流上台缓缓地念出死难者的名字，其中包括了许多消防队员和警察。当最后两人上台时，一位妈妈用颤抖的声音念了自己写给儿子的一首诗：“牵挂你何尝容易？伴随着我们日日夜夜，失去你，心中的痛楚无法离开。”这时，悲痛的气氛使人感到窒息。
纽约市长彭博在为死难者默哀之前说：“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兄弟和我们的妻子。”彭博说：“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是孤儿，失去了妻子的男人是鳏夫，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是寡妇，但却没有一个名字来形容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因为语言无法描绘这般痛苦。”
纽约州州长柏德基也为死难者的父母朗诵了一首充满着感情的诗：
如果我的眼泪能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女儿啊，此刻的你是否会来到我的身边
我悲伤的泪水汇聚成河流，不停地流淌
如果我能再实现一个小小的愿望
上帝啊，请再给我一天的时间
让我来告诉你，失去了你，妈妈如此心伤
如果我的爱能飞到天堂
女儿啊，我会用我全部的爱铸造爱的桥梁
来让我们能生活在共同的地方
9．11纪念会的最大特色是以“人”为主体。这个“人”，不是抽象的数字或文字，而是一个个有名有姓、带着微笑、人们熟悉的面孔；他们不是高官显宦，不是明星大腕，而是普通老百姓的不幸遇难的朋友和亲人，纪念会开得这样富有人情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现场或电视机前从头到尾耐心地观看了这寓意深长的仪式。许多人手牵着手，静静地聆听着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以及那些动情的讲话和诗句，都不禁流下了眼泪。在那个举国悲伤的时刻，政府领导人、死难者家属和全社会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不论对死者或生者，都是莫大的安慰！
每个生命都不容忽视
正如9．11纪念会一样，美国人对生命的重视，凸显出美国的人文价值观：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一致性；人的权利高于一切；不论生者和死者，每一个名字和生命都不容忽视。这一理念表现在很多方面：
例如，美国政府把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阵亡的所有官兵名字都一个个查找出来，刻在纪念碑上，以便传之久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朝战和越战纪念碑前，我曾经看到这两次战争中的一组统计数字，它精确到个位数。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阵亡五万四千二百四十六人，失踪八千一百七十七人，被俘七千一百四十人，受伤十万三千二百八十四人。在越南战争纪念碑上，除了死亡五万八千二百零九人的数字之外，还密密麻麻地刻着全部阵亡官兵的名字、出生地，以及他们的激光照片，看到这些数字和一个个鲜活的面孔，每一个伫立在纪念碑前的人都不能不浮想联翩。
我想到：我们的国家，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和灾难，死了那么多人，而在我们辽阔的大地上，不仅很少纪念碑，而在仅有的一些纪念场馆里，无论是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英雄纪念碑，沈阳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馆，还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除了题词外，很难看到有死难者的名字，以及精确的统计数字。如果说，久远的抗日战争无法统计，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七十年代末的越南战争，都没有具体的统计，更谈不上刻记名字，和在周年纪念会上宣读死难者的名字了。
有人说：美国只钟爱自己的人民，而对别的国家的人，他们是毫不在意的。可在处理9．11灾难的善后工作中，我看到，他们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同样的中国人的生命丧生在世贸大厦，名字在全世界聚光的媒体面前宣读，照片被刊登，并得到几十万或上百万美元的抚恤金。在世贸大厦倒塌时舍身救人的华裔青年曾喆，和在飞机上及时向地面传递重要信息以身殉难的空姐邓月薇，他们的英雄事迹在媒体上广为传颂，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政府予以表彰，以曾喆和邓月薇的名字命名纽约和旧金山的街道。美国国会还通过议案，所有9．11遇难的外国人家属，如申请，都给予美国公民身份。
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2003年夏天，一个年老的中国人来纽约探亲，在街上丢失了。他的家人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