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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九经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第二编“社会是冥顽的”——谈人生●第二编“社会是冥顽的”——谈人生●Ⅱ“社会是冥顽的”——谈人生
■总说
“我认为，人生就像人走路一样，一步又一步，一边前进一边架桥筑路，这就是人生应该做的事情。”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
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
《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老板，道路这东西，并非从开头就有着，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收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第2辑。
“人类中间，最难调和的，是时间方面的冲突”（指“代沟”/编者）。
·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鲁迅先生—我们的伙伴，是一颗巨星》，文刊1949年10月19日《进步日报》。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而民国以后，我们则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与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复始之旅·活的中国》，转自刘
一新《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现在的要人都专会说些风凉话。”
·与宋舒的谈话，录自宋舒《鲁迅的母亲说“鲁迅是气极了才骂人的”》，文刊1936年11月3日《民国学院院刊》第七期。
“中国人所谓没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他是为自己没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杨村人等之找出路就是这样。”
·1936年5月10日与C先生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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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与川岛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1936年5月11日与C先生（胡风）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时间的矛盾是最为明显，也最难调和的，但是必须得调和。这就是人们的年龄的问题：一个老年人和一个青年人往往弄不到一起。在少年时代反对老一代的压迫，可是等自己到了年纪稍大一些，就来压迫少年人了，就如家庭妇女一样，做媳妇的时候怨婆婆厉害，等自己做婆婆的时候，又来向她的媳妇厉害了。这样的人最好各人去买一本笔记本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玩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写道：“我想到中山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
·与川岛等的谈话，录自川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我早先谈过民元革命时期，自绅士至于庶民，用了祖传的捧法，捧得我们那位都督（指辛亥革命后绍兴府都督王金发/编者）忘乎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有如北方的河道，竟捧得比屋顶高得多了，一旦溃决，祸害更大，于是就“抢堤”、“护堤”、“严防决堤”，花色繁多，大家吃苦！今天看起来，大家并没有接受教训，好像捧的艺术发扬光大了，革命军北伐，官僚南伐，在南京会师，各得其所了。
·与曹艺的谈话，录自曹艺《追念鲁迅先生》，文收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们中国人把鸟笼刷洗得干干净净，住屋呢，取其明朗高大，屋角里偶有一点蜘蛛网之类，是不放在眼里的。
·与一个日本来访者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例如把黑檀或阴沉木（类似日本的埋木，仙台有）做成棺材，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玻璃橱窗里，用蜡擦得发亮，造得十分美观，我经过那里一看，对那种巧妙的作法颇感惊奇，就想爬进去了。”（参加这次会见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长与善郎在《会见鲁迅的夜晚》都只记下了这话的最后部分。“鲁迅在1935年8月1日致增田涉信中对此提出了批评并补写了这一段谈话。此则谈话出于鲁迅笔下，可视为原话/编者）。
·1935年5月19日与松本重治、长与善郎的谈
话，录自鲁迅1935年8月1日致增田涉信。
可怜的是一般的老百姓，不过有一点是幸运的，那就是他们与当前的政治完全无关。他们对谁掌权、不掌权这类事毫不关心，像蚂蚁或者蜜蜂那样生活着。他们是与政治无关系的存在，这是有国家以来便如此的。怪不得即使中国到了亡国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民族也永远不会亡。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
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
《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老板，你看了报吧？
“报上载着：×××五十六岁的诞辰，祝贺的钱竟收到十余万之多。我想，恐怕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议或是发生怀疑的吧？
“我觉得很伤心。原来在中国，庆祝寿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八十岁……等等；跟这个人一样地庆祝五十六岁的习惯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寿，并且，每一次祝寿，也一定可以收到这么一笔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诞辰都可以收到十万块钱，这真是厉害！
“从前的受贿，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则贿赂似乎大抵都变成公然的了。”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
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号，
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鲁迅乘黄包车上教育部上班，想不到车夫跌伤了腿，鲁迅自己也跌在地上，撞掉了门牙，满口是血。回到家，鲁迅说了上面的话/编者）。
·与家中人的谈话，录自吴克刚《忆鲁迅并及爱罗先珂》，
文刊1936年11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1
卷第5期，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面子’这个词，并非整个中国都用，而是北方，特别是北京人常用的。南方人则不大用，南方有‘场面’这个词，同北方的‘面子’含义不同。
“‘面子’一词初见于小说，乃从明代开始，其前则不常遇到。关于‘面子’一词究竟从何词变化而来，含有何意，我尚未深入研究。我想，它大抵上和文言的‘体统’一词含义相同。我想恐怕先是‘体统’变成‘体面’之类的词，然后在社会上又变成了‘面子’一词。
“我想，一种事物有一种事物的‘体统’。如其遭到损坏，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体统’一词说来难懂，于是社会上就变成‘面子’一词，‘面子’一丢，其人的价值随之亦尽，而价值一无，就等于失去生存的主张，因而‘面子’一事颇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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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与辛岛骁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面子’一词较之日本人所说的‘体面’等词，有着更强烈、更不同的含义，但除此之外，一时却想不出可以表达其含义的日本语词。
“由于‘面子’一词以表面的虚饰为主，其中就包含着伪善的意思。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即是伪善；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这明是极为卑鄙的伪善。因而可以说，‘面子’的一面便是伪善。
“谈到‘面子’和‘门钱’，大肆主张‘面子’的西崽等等，在门口抓住出入的商人强行索取若干‘门钱’，是最能说明‘面子’所以是伪善的这个道理的。据说这种索取‘门钱’的风气，在古代的中国国民中是不曾存在过的。
“观察出现在小说中的情况（虽尚不准确），这好像是元人征服中国以后出现的风气。
“大抵是说，元人以强大的暴力征服中国，到处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以后，如若以金钱塞进其腰包，则任何请求就均可答应。对各处的守门人，给以几许也便能通过。自从产生这种习惯之后，这种门钱主义便成了一般风气。”
·与×××的谈话，日文原载1923年6月3日
出版的，藤原镰兄编辑的日文《北京周报》第
68期，李芒译，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
·与辛岛骁的谈话，录自辛岛骁作，任钧译《回
忆鲁迅》，原文刊1949年6月东京版《桃
源》创刊号，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你到过绍兴？
你的《蕙的风》里有一首诗是写绍兴的旌表节妇烈妇的牌坊的。
旌表节烈是惨无人道的，节烈牌坊就是礼教吃人的证据。反对封建礼教，必须提倡自由恋爱。
·1925年8月26日在“老虎尾巴”与汪敬之的谈
话，录自汪敬之《鲁迅——莳花的园丁》，文收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北洋政府治下
“教育部决定拍卖房屋和图书的传说，我也听说了。但教育部并无此种决议，这种房屋器材图书能不能拍卖，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立刻可以明白。不过确实有过这样的说法，大概有人向报纸写过信，说是如果拍卖，四库全书就可卖很多钱。不过四库全书包罗广泛，到底有多少价值，也是可疑的。例如抄写上的错误，清朝为自己的需要作了许多窜改，已大大减低了它的价值。比方四库全书价值一百万元，要买的人有这些钱，大可以去买一部未经窜改的书。而且像这样的书，即使出卖也不能用拍卖的方法，这是很明白的事，谁也不会当做问题的。
“政府机关中，教育部是仅次于参谋本部的欠薪最多的部，已经九个月没有发薪了，部员中生活困难的确实不少，其中有回乡的，也有不能再到部的。最困难的是彭允彝教育总长时代今春进部的人，这些人连一个月的月薪也没有领到过。加之彭已经不在了，所以那时进部的人，差不多连一个同情的人也没有，其中有的部员还是特地从家乡出来的，在北京无一相识，其情况更为狼狈。
“教育部人员常在部里开会，上国务院奔走，向曹氏请愿，要求早日任命总长，决定部的负责人，要求迅速发给经费，看样子都无结果。我觉得做这些活动也不会有办法，因此开会时从未去过。这样的内阁，不管说多少话，差不多都是空的。所以部员们觉得反正没有希望，就有人发表过激的言论，有人说，必须作彻底的改革，我们是革命派。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这些人只要把薪水十足领到，他就可以当官，并不是什么革命家。所以他们的话是毫无作用的。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兼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教育部拍卖房屋图书的话，大概也只有我国才能听到。总之，对于我国的现状，我不想认真去想，也没有什么好说。”
·与×××的谈话，日文原载1923年11月18日
出版的藤原镰兄编辑的日文《北京周报》第
89期，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楼适宜译。
这（指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编者）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种说法（指刘和珍和杨德群是被有目标的枪杀/编者），我也听到过。如果这话是真的，那就可以说明段祺瑞他们杀人是有预谋的。学生剪短发（指杨德群/编者），当学生会主席（指刘和珍/编者），难道就有枪毙的罪吗！青年为了爱国，意在援助外交，徒手请愿，执政府竟然关起门来开枪射击这些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无耻、更野蛮的行为，这是“孱头”们干的事。他们在欺侮我们的洋大人面前，那奴才相就毕露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真叫人担忧。
刘和珍是我的学生，这么多的爱国有为的青年，无辜牺牲，太可惜了。
·与俞芳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北京西河沿有狐狸银行，吕纯阳（吕洞宾/编者）任银行总经理，在民众中有很高的信用。……政府的事不清楚，但民间的确相信吕纯阳是狐狸银行的总经理。他们认为这位仙人当总经理将是靠得住的。其理由很简单，财神梁士诒（当时北洋政府的财长/编者）没有能防止交通银行停止兑现，说明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如果让长生不死的神仙来试试的话，也许用不到那样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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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国民党治下
作者： 吴作桥
·1923年1月7日与橘朴的谈话，录自严洪责《鲁迅和橘朴的谈话》，文刊1988年第7期《鲁迅研究动态》。
袁世凯要作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关说，豫先示意，那时正值某某当教育部长，有人在暗暗通知他，叫他上一呈文，在自己的名字上写一“臣”字，便是表示服从了。那部长听了大惊，立刻照办。但用什么为题呢？……哦！有了，振兴大（疑为“小”字/编者）学教育。于是赶紧作了一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名字上写了这一字。这呈文抄出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人读了很高兴，和我来说：“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我心里想，这就是所谓黑暗了。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旧
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国民党治下
“最初，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的，或者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功臣，所以学生一同在鲍罗廷（苏联政治家，1927年被孙中山聘为顾问/编者）之前举行了最敬礼。青年们也谁都感激着共产党。但这回却正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把他们杀戮。……对于这样的国民党，我诚异常憎恨！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鲁迅传》，文刊1932年
四月号日本《改造》杂志，1952年1月号《文艺报》转载。
“在这一点上，旧式军阀为人还老实点，他们一开始就不容共产党，始终坚守他们的主义。他们的主义是不招人喜欢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国民党所采取的办法简直是欺骗；杀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比如同样是杀人，本来给它脑上一发子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而他们偏要搞凌迟、活埋，甚至连父母兄弟也要杀掉。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是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真是无耻之徒（指广州的国民党方面的工人纠察队/编者），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文
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词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文
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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