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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也已经明白，鲁迅先生的著作，姑不论内容，单说版本的丰富吧，就足以成为一项雄视书林的专藏！而且更不是到处都有——我手中有浙江省立图书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编印的《鲁迅著作与鲁迅研究》，其中的“本馆未备鲁迅书目”就多达四十余种，而版本的短缺就更多，如二十卷《鲁迅全集》，该馆便只藏有一九四八年的第三版。在又过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以个人之力，再想完整地搜集先生著作的各种版本，简直就没有可能。
当然我也不会甘心放弃。我既以民国旧版书作为自己的一项专藏，怎么可能缺少鲁迅先生的著作呢！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变通办法，是不再奢望完整，只希望在每一类有代表性的版本中，我都能备有样本。夸张地说，这有点像考古学的办法，从一鳞半爪来复原出全貌，即不似亦不远矣。思路一开，书源也就开了。十余年来，我陆续搜集到的鲁迅先生著作零星旧版，竟也达数十册之多。比如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我便觅得了鲁迅全集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普及本初版、一八三八年八月十五日普及本再版、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的零本二十余册；几可配全一部；且由此可知这几种版本的形式与区别。书籍版式上的某些特征，往往在未见原书之前，是无法想到的。比如此书每卷之中，多收数种著作，而在每两种著作之间，都留下一幅全空白双页，这一点在叙述版式甚详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中就没有提及。且上书在介绍本书的版次时；没有提到一九三八年的再版。实则一九四六年的“再版”；应是第三版了；在介绍第三版装帧时说“淡蓝布封面，报纸精装本。书名烫银字”。而我所得却另有大红布封面、书名银字烫于书脊上者；此处也应说明有两种色布封面。在介绍第三版版权页时，上书说“总经售兼印刷者作家书屋，上海中正路610号”肯定有误，应为“总经售兼印刷者：作家书屋，上海中正中路610号”。中正中路即今延安中路，“中”字不可少。各版定价亦有变化。此书初版印刷二次，初印一千五百部，同年八月再版印一千部，不知是否包括甲、乙两种纪念本的四百部；而三版和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均仅印一千部，于今存世数量可想而知。曾听苏州书友说苏州古旧书店有全套二十卷，售价仅五百元，急去看时，则全属子虚乌有。听说南京一位报人藏有一部带木箱的乙种纪念本，亦未能寓目。
十卷本《鲁迅全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间分卷出版，今虽不难得，但版别上亦有讲究。其中灰漆布面精装本与淡绿纸面、灰布书脊普精装本两种较多见；而灰布精装封面上压印凹凸鲁迅正面像、书脊压印红漆字书名、蓝色涂顶、天地头特宽广的重磅道林纸精印本则较少，我所得为其第五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印五千册，三十余万字，定价四元七角，在当时的出版物中，要算是非常高的了。
与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密切相关的，是唐？先生所编、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前者收鲁迅先生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的杂文、序跋、通信、译诗等共三十五篇，“备考”五件，附录七篇，访问记一篇，书末并附《鲁迅先生笔名补遗》、景宋《读唐？先生编全集补遗后》及唐？《编后记》。但其中误收了《艺文杂话》、《百草书屋札记》、《儿时》等三篇非鲁迅先生的作品。此书先后印过八版，总印数也不过一二五○○册，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初版印了二千册，我所得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版平装本及一九五一年二月五版红布面精装本；均仅印一千册。重要的是后者，其中所收除零星散稿一○四篇和《小说备校》外，还收有迄今各版《鲁迅全集》均未收入的两种自然科学专著，即《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羋》。《中国矿产志》系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同学顾琅合著，另附有《中国矿产全图》，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的先进水平，曾得清政府农工商部认可，并得学部审核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自一九○六至一九一二年先后印行过四版。《人生象羋》是鲁迅先生一九○九年在杭州任教时编写油印的生理学讲义，未曾刊行过。该书一九五二年初版印三千册，次年六月再版增订本亦仅印三千册，据倪墨炎先生认为“早已绝版，恐怕连年轻的研究工作者都很难找到这两部专著了”，我却有幸得到了一部再版增订本。此书后且附有《鲁迅先生笔名补遗续》、《重订鲁迅著译书目》、唐？的《编校后记》、《关于编校的一点说明》、《再版题记》及《续编拾遗》五篇等，其中颇有鲁迅研究者所应重视的材料；如《域外小说集》的版本；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与唐？《晦庵书话》均只提及东京本与上海群益书社本，只有此书中说明群益书社本“后归中华书局重印”，重印时间则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
在出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同时，鲁迅全集出版社便着手将全集所收著述二十九种和翻译三十二种分别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述此甚详，但亦有失误处。如说鲁迅全集单行本版权页“上端横印‘鲁迅全集单行本’、‘著述之部×’，及书名，并钤鲁迅朱印白文版权证印花”，而我所藏《花边文学》单行本的版权页上端，就没有“著述之部×”字样。又如编者据《十月》单行本后《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所载，以为“‘著述之部’29种，‘翻译之部’31种”，先是认定全集中收入的翻译作品亦为三十一种，其实全集中所收翻译作品系三十二种，只是编者在《鲁迅全集》条目后所附“本书总目录”中，漏载了第十七卷中的《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二种；后又认定“翻译之部”总数即为三十一种，其实《花边文学》单行本后所附《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翻译之部”，即明载为三十二种。编者且自述曾“查多种《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不知为何仍有此误。随后在介绍第二张单行本预约单时，说到预约出书日期，“11月5日出版《彷徨》、《花边文学》，后文又说“据预约单所列单行本书名和已见的单行本初版，两者比较表明：一、预约单所载出书日期与版权页所印日期，除《呐喊》和《而已集》两书，比预约单所载日期提前外，余均相同。”而《花边文学》单行本初版日期即明标“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廿日出版，”可见其立论之草率。
鲁迅全集单行本后有数种重庆重版本。解放后的版本当更多也更易得些。但也有一种值得一提的，便是华东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我所得的一种为《集外集》，封面全白底色，仅中部竖印书名及作者名；扉页亦仅中部竖印书名，下标“杨霁云编”；版权页仍为长方形黑线框，但没有了鲁迅的版权证印花，原著者、编纂者、出版者仍同原版，发行者改为“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最左一栏分两行竖排“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五月根据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单行本印行二○○○册”字样；封底中部有鲁迅全集出版社标志。
鲁迅著作的毛边本，一向为藏书家所重视，因为据说鲁迅先生爱将初版做毛边本。但我所得的几种毛边本，似乎都不是初版。《华盖集续编》大约是鲁迅著作中版次最难考定的一种，因为从第一版至第四版均未标明版次，甚或无出版时间。我所得的一册，三十二开道林纸毛边本，原为“教育部图书馆藏书”，图书登记卡上写的是“1926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但封面下端没有“1926”字样，版权页花边长方框中，书名下是定价：“实价八角半”，后为“上海四马路中市北新书局发行”，或以为是1929年第三版；因版权证印花失落，更加难以确认。另一种是《准风月谈》，系上海联华书局一九三六年五月普及本，这虽是联华版的初版，但此前联华书局已用兴中书局名义印过一版，所以虽是毛边，严格地说是不能算作初版本的。
鲁迅先生的译著，不用说《域外小说集》，就是商务版的几种，现在也不大能看得到了。我有幸购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良友文学丛书”第一种《竖琴》，小三十二开米黄色道林纸精印，灰色胶纹布软封面，是典型的“良友版”。这也是鲁迅先生译著交良友公司出版的第一种。《竖琴》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初版发行后曾遭当局查禁，在当年十一月印行第三版时不得不将鲁迅先生所作的《前记》删去，使卷首成为白页，直到一九三五年出第四版时才得以恢复。《鲁迅著译版本研究书目》称《竖琴》一至四版均为“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亦有误。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因“八一三”事变中受损并迁址，直到一九三九年始改称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对于鲁迅先生热心介绍的版画，我一向有特殊的兴趣。但在旧版本中，我仅收有《一个人的受难》一九四九年十月晨光出版公司的初版本。当然这又不是真正的初版，此书在一九三三年九月由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初版印行二千册，一九三六年九月再版印行普及本一千册。晨光版系“重行制版”印刷，共印三千册，书前《鲁迅序》后增加了赵家璧所作《出版者言》。《鲁迅著译版本研究书目》中说“晨光出版公司据初版重印，卷末增加赵家璧作的《出版者言》”，则又都说错了。关于此书还有一桩公案，据赵家璧先生说，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德国书店中无意间找到了麦绥莱勒的四册木刻连环画，都是鲁迅先生文中所介绍过的，我便把他买了来。当我告诉鲁迅先生有意把他翻印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时，他就鼓励我这样做，并且答应为其中的一册《一个人的受难》作序。”直到一九六一年，赵先生还坚持类似的说法。但倪墨炎先生在《现代文坛散记》中却说，“当叶灵凤提供四册麦绥菜勒的木刻连环画让良友图书公司翻译时，鲁迅欣然为其中一册写序，另三册的序言分别由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撰写。事后鲁迅还在文章中肯定地提到这四本画册。这说明鲁迅对叶灵凤并不抱成见。”此事关系到对“创造社小伙计”的评价，孰是孰非，则有待专家的研究了。至于其它几种版画，《近代木刻选集》（一）、（二），《？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引玉集》，《死魂灵一百图》等，我所收得的则都是一九八一年上海美术出版社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重印的编号文献本了。尽管它们在版式上与当年的初版本完全一样，印数也只有各八百五十册，但毕竟不是原版了。
图为１９３８年６月初版的《鲁迅全集》的两个再版之版权页。一为１９３８年８月再版，一为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再版。其中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这一版常被人忽略。
《王云五小字汇》谈屑
？ 张志强
书的故事
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史上，《（四角号码增订）王云五小字汇》实在算不上什么。商务以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和工具书著称，这本平装、窄六十四开、厚四百五十二页余的工具书只是商务所有出版物中的沧海一粟。但它依然吸引了我。
本书是《王云五小辞典》的简编本。初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八月，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时已累计印刷五十九版。虽然那时的一版印数大多在一两千左右，但累计下来也相当可观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该书出版增订第一版。王云五为该书作了《增订本序》：“本书发行以来，流传颇广，足见其对于读书界尚属有用。惟著者不敢自满，数月以来，特为增订，重付排行。增订本特点有四：其一，原本所收字数七千余；增订本增至九千六百余，表面上计增二千余字，但同字之读音不同而意义互异者，为检索便利起见，作为新字排列；因此一项增出之字不下五百，故实际增加之字为千六百有奇。经此次增加后，对于一般人之需要当无不足。其二，增订本又将各字之古俗简通及其他异体字，一一互列，以资比较；其所收古俗简通各体字，亦附列本体，藉明源流。此于识字方面，不无裨补。其三，增订本对于四角检字法亦颇有改进处，如‘衍’‘街’‘衡’‘卫’等字，从前均取外廓，其号码一律作2122，遇字数较多时，同码字不免稍多。增订本将凡从‘行’之字与从‘口’‘门’‘’等字依同一原则处理，其左下右下两角，均取内部之笔，故同码字数大减。其四，原本注音间有错误，释义亦间有疏略处，增订本尽可能范围加以订正。……”从中可以看出商务的务实精神：一是及时修订。工具书是经常被使用的，存在问题显然会误人子弟。该书从初版到修订再版，仅相隔两年，效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二是态度认真。序中老老实实地介绍了实际增加的字数，不作混淆视听的宣传。对进行的修改之处，同样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介绍。
除上以外，该书还有下列值得圈点的地方。该书同《王云五小辞典》一样，在书名中采用了“王云五”三字。此时，王云五已出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并且在社会上具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采用“王云五”三字，具有相当大的广告效果。此书同《王云五小辞典》一样，出版后深受欢迎，不能不说有“王云五”三字的功劳。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小辞典》出版后畅销的情况下，出版简编本《王云五小字汇》，一方面是为社会上的一些购买力较弱的读者（主要是学生）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务的市场眼光，通过出版系列套书来填补市场空缺，扩大市场占有面。
本字典采用的排检法是“四角号码法”。商务印书馆因为出版字典、词典较多，所以对排检法的研究非常重视。早年商务在出版《辞源》时，便注意到了排检法的重要性。当时，高梦旦先生经过反复研究，设计了字形定位部首排检法。但因为考虑到尚不成熟，未运用到《辞源》一书中。王云五认为，排检法的好坏关系到字典的检索速度和读者的使用方便程度，因而进入商务以后也积极进行排检法的研究。当时，社会上已有多种排检法流行。王云五从其中一种以点、线、面为基础的排检法中得到启发，设计出了“四角号码排检法”。他以0到九这十个号码来代表汉字四角的十种笔形，依号码的大小来进行排序。在商务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七十多次小的修订和三次大的修改，“四角号码排检法”依然没有解决重号太多的问题。高梦旦先生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增加附角的办法，使重复的号码大大减少，因而也使“四角号码排检法”具有了使用价值。所以坊间一些不明真相之人曾有“‘四角号码排检法’是高梦旦发明的，王云五窃用高梦旦成果”之说。一九二八年十月，商务推出了《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大力推广该排检法。该书销售很好，为“四角号码排检法”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云五小字典》和《王云五小字汇》都是采用了这种排检法。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小字汇》的书名页中部方框内是“笔画号码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并特别标明作者“胡适”。这同样是广告的作用要大于著作权保护的作用。胡适是王云五的学生，且王云五进入商务是胡适推荐的。但经过新文化运动，他的声誉要在王云五之上。胡适能为王云五研制的“四角号码”撰写歌谣，说明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在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中，只要出现四角号码检字的地方，都会出现胡适的“笔画号码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四角号码新词典》。当时编辑小组中有人提出，原歌将数字从三跳到零，是个缺点。于是，当时参加编辑组的黄维荣先生便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成我们今天常背的歌诀：“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没有实质性的改动。但今天大多数人已不知该歌的原作者和改动的作者了。
从编排的角度看，该书只有单一的四角号码查字途径，没有其它的辅助检索方式，对判断不准四角号码的字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