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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锷见了不解，问道：“为什么换‘扶摇’这么个名字呢？就叫‘基因之剑’不是更有纪念意义吗？”
傅潮声笑了笑说：“尽管‘基因之剑’的工作尚未完成，而且仍有大量实验要做，但是一种基本理论的筹建已大致明确。知道‘扶摇’是什么意思么？‘扶摇’是一阵骤起的、强劲的、自平地冲向九霄云外的旋风，好比基因双螺旋结构之劲风。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不仅仅局限于考虑一剑一枪的问题。梁锷啊，相比之下，你们这一代的活儿会更重。”
傅潮声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颇有些意味深长。
最后，傅潮声把梁锷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变戏法似的从书柜中摸出两瓶原装330毫升Newcastle Brown Ale（英国新城堡棕色淡啤酒），打开来对饮。
两人情绪都不平静，但谁也没说话。快喝完时，傅潮声看着窗外的橡树林说道：“你看那些橡子，已经落到地上，但不到适当的时机它绝不会发芽。”
梁锷说：“我更欣赏地雷，不管把它埋到哪里，只有踩它，它才爆炸。”
两人对视，“Cheers（干杯）！”心里陡然升起科学的寂寥和悲壮。
傅潮声从回想中收拢注意力，已到了研究所大楼。这里到处死气沉沉的，他不由得长叹一声。有十多天了吧，大事急事接踵而至，他再没有来关心他的课题了。何止是课题，连他下决心抓的几件工作，又有哪个能安安心心自始至终握在手中的？
中国校长不像外国校长，人家规矩立得好，别说你这一任校长，就是前前后后多位校长，工作都是一个定数，规定哪些职责，就是哪些职责。中国校长不同，角色是多重的，职责是多层的，任务是多变的，应酬是多多的。
回想自己的一生，当校长的这些年，仿佛浓缩了以往许多段历史于一身，不堪重负。要有炮营副营长那种忙乎劲儿，个人技术要带头，业务训练要牵头，战术研究要挠头，查铺查哨要摸人头。要有留学生那种韧劲儿，既要在谦虚中赢得尊重，又要在傲气中学到东西；既要在繁杂中找到重点，又要在关键处卖上一通学术关子。要有创立研究所时的磨劲儿，人气不够要靠磨上来，设备不足要靠磨进来，水平不高要靠磨起来，上级的爱心要靠磨出来。同时还要修身养性，去一去副营长那种野劲儿，藏一藏访问学者那种傲劲儿，改一改研究所主任那种小家子劲儿。所以这官儿当得实在有些无奈和吃力。
他觉得自己就像杂技表演中在一张大长桌上转起一溜盘子的滑稽演员，转起头几个盘子还算从容，转起一二十个的时候，这个要倒、那个减速，肯定会应接不暇，跑东忙西的，不亦乐乎。
这阵子他疏于过问研究所的事，加上莫主任、游峡克几位挑大梁的相继离岗，红红火火的研究所竟有几分萧飒景象。
傅潮声在主要的实验室中转了转，和各项目的负责人讨论了一些技术问题。当然，绝大部分同志还是对“基因之剑”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所以情绪上未有什么振奋迹象。
他找来临时负责的支部书记，听了听所内近期的情况，提醒道：“不能只盯着项目进度，必须注意精神状态，不能因为丢了一个人、病了一个人、着了一把火，听到些议论，就情绪低迷了。可以组织点郊游、会餐什么的，鼓舞一下。”
交待了工作后，傅潮声独自来到莫主任办公室，他真希望莫行健在疗养期间可以好好休养一下连年的疲惫。以前在这里他曾拼命苦干了十年，那真是一段繁重而轻松的岁月……他注意到莫主任用来随意夹书的，竟是散利痛片的说明书，不由得一阵心酸。蓦回首，正望见墙上大幅的美国地图，他把目光投向华盛顿，那里的广厦长河碧草蓝天自己曾是多么熟悉。如果江之湄能出现，能回来，实验何至于如此艰难，莫主任又怎么会猝然倒下？美国能有多大、美国能有多远？就真正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么！
傅潮声心潮难平，两行清泪戚然而出，被他旋即拭去。
关于军委副主席来校时是否详细汇报“基因之剑”的事，任副参谋长说的“坦白”必然有所指，尽管讲出来对自己的现状有利，但考虑到陪同人员太多了，江之湄在美国情况未明，“基因之剑”走漏风声，势必对她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保密越好她越安全，所以不能贸然行事。
“善虽小，为之不已，将成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憝。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明史·外戚》）他下决心按照莫主任临行时，写给他的那个字条去办：“绝对把握，相时而动，‘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不轻易改变。
第十四章（2）
作者：郭继卫
军委副主席是先视察了科工院，再到医大来的。医大的师以上领导和三级以上教授按要求参加合影，早早地叫来站成梯形迎候。
副主席一下车，傅潮声快步上前敬礼，陪同的军区季司令作了介绍。
“傅校长，傅潮声，好个潮声啊，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非为风声、雨声、读书声，此乃潮声也。面向部队搞科研搞教学好啊，大学一定要给部队提供更优的人才，更新的理论和观念，更多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说到底就是战斗力呀。”军委副主席边握手边说。
“首长的指示我们一定牢记。”傅潮声忙说。见首长如此随和，又有如此评价，心里多少有些受宠若惊和洋洋得意，与副主席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他跟着副主席，向他介绍政委何懔及前排的领导与专家。
副主席一行照了合影，视察了两个前沿领域的军事医学学科和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共三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到国际学术厅观看了10分钟的学校整体建设发展录像。
该由傅潮声汇报学校整体建设发展情况了。他站到屏幕前面，犹豫了一下，突然示意关掉多媒体汇报稿。
几个校领导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
“副主席、司令员、总部的首长、工作组的同志们，按计划是由我来汇报学校整体情况，多媒体已经准备好了，汇报稿也放在了各位首长面前。但是我想临时调整一下。”傅潮声注意到何政委在向他皱眉头，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包括任副参谋长，也露出不解的神色，他没有理睬。
“上午聆听了副主席在驻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副主席对我们如何适应新军事变革，提出了明确要求。我感到备受教育，回来后一直在思索领会首长的讲话精神，给首长汇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相信首长们也希望了解一个军医大学的校长在思考些什么。学校近年来的改革、建设与发展情况，在录像片中和汇报稿中已经介绍了，因此我想就学习首长的指示精神，结合军医大学的建设发展，汇报几点个人想法。”
傅潮声忽然有一种殉道者的感觉，那个成熟与否的提问像报警器似的，不停地在脑海深处闪亮着。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二律悖反：循规蹈矩固然稳妥，但是未必能给首长留下足以说明问题的印象；要使首长真正了解情况，真正解决问题，就必然打破平衡打破常规，承担更多个人风险。
哪样才是对事业对首长的坦白与负责？
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临时改变经过常委审定的讲话稿，去直接表达内心的想法，特别是并不一定成熟和全面的想法，是不太合适的。他清楚不合规矩在军队、在领导均是一个大忌，后果很可能不那么美妙。长期以来有个口号：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对他现在尤为适用。而汇报稿是他反复修改过，又熟悉了好几遍，配的多媒体动画图片都是优中选优，绝对精彩，汇报预演过两次，完全能够做到流畅生动。
但是，当他看到面前坐着这么多上将中将，坐着共和国军队的决策层人物，忽然感到这个讲话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很可能将是一生中最重要的。
近一个时期以来大事小事发生得太多、太密集，而将来又充满了变数、高深莫测，他毫无信心可言。校长职务就像他的影子，随一天当中时间变化忽长忽短忽而消失，他理当少一点美好幻想多一些各种心理准备。但不管怎样，这个发言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用这样一个机会，来宣讲自己领导下的大学所取得的成绩——当然是集体的领导、大家的成绩——未免太微不足道、太浪费了。成绩是有限的，也许是他领导水平与方法经验的问题，他的理想并未充分展现出来，如若让他重来一次的话，一定会干得更好；也许他的理想抱负不管时宜与否，总能对他人对领导层有借鉴启迪作用，所以他应该说一些不仅对江山军医大学有益的，而且要对我军军事医学建设有益的；不仅对当前有益的，而且要对今后对将来也有益的；不一定非要与现行政策一致、估计领导爱听的，而是自己确信重要与迫切的东西出来。
林则徐有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至于是否有益于个人的名、位、誉、利，又何足道哉！
想到这些，他感到轻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吐不为快，不管会有什么后果，干脆一股脑倒出来算了。
“第一个思考是军医大学与部队的关系。”傅潮声的嗓音因紧张而有些沙哑生涩，暗想这又是本质当中的国民奴性在作怪。他尽力将之挥去，先从军医大学的现状讲起。
目前的军医大学无论是从规模、摊子和人员数量上来说，堪称世界第一，美军只有一所不及我们庞大的军医大学，俄罗斯、英、法等国的军医学院也没有我们数量多，但是我们的军医大学是不是属于过度膨胀了呢？这主要应从它的人才培养任务上来看。
据了解，美军有卫生军官4万余人，文职人员近5万人，这样一支庞大队伍来保障150万军人，比例并不比我们低。另有10万以上训练有素的卫生士兵，专业保障水平普遍高于我军同类水平。这还不算其强大的技术保障能力和财力支持，卫勤保障实际规模及效能是相当高的。从美军军官学历看，早已实现了全部本科，硕博士超过半数，而我军全本科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两年内的事，比美军，也比俄、日、北约乃至印度还低，这也不算同一学历层次实际技术含金量的差别。美军卫生军官一般3～5年便有一次正规进修培训，这也是我们没有做到的。军事医学是整个医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部分之一，继续教育任务更重，加之不断出现诸如防新概念武器、 “反恐”等新课题，地方大学短期间内很难弥补这些不足，因而军医大学与它所面对的人才培养任务相比，至少在短时期内，教学实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
军队院校为部队服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现在军医大学与部队之间的院墙还没有充分打开，仍存在学用不一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操作层面的问题。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除解决好部队卫生干部全员轮训问题外，傅潮声提出必须抓好三个层次的交流互动：学员必须有较长的时间到部队、特别是现代化信息化构成较高的部队见习；教员必须经常性地、广泛地到部队卫生机构代职；军医大学的业务领导必须形成和部队卫生领导干部轮岗交流。而军医大学的一些分队学员队也要按照一线标准要求去建设。
傅潮声的第二个思考是军医大学与战争的关系。军医大学天经地义地为战争而存在，随着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对战争观念的巨大影响，现代战争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军事医学，而军事医学必须从最基本的结构与功能上，适应满足新军事革命的要求。
从形势和任务上看，军事医学既要着眼于整体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又要发展高新技术条件支撑的局部进攻作战保障能力；既应准备面对长时期外来技术封锁，甚至经受遭遇初期军事打击后的技术储备和后发效应，又要防范突发作战任务的快速有序地部署展开；既能从容应对标准战争的保障形式，又能够处理非常规战争、反恐怖行动以及民间灾害和大型公共卫生事件。
这许多全新的现实要求，会极大改变目前军医大学的结构和内涵。可以预测，再按普通医科大学的框架模式建设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照搬西方国家的军事医学基本运行方式也是难以行得通、用得上的，军医大学必须在科学、技术、装备、快速反应力量建设等多方面，从战略、理论、方法、实践手段等多层次，以各种可能方式全面适应新军事变革。军医大学的教育目标，也许不仅仅是培养会打仗的医护人员，而是懂得医护技术的战斗员和能够用医学理念思考战争的指挥员，军事医学甚至于有可能成为未来高素质后勤和指挥军官的第二研究专业或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军事医学将会越快越直接地参与作战能力的构成，不只是保障与维护战斗力，而是增强与提高战斗力。
“第三个思考是军医大学与‘杀手锏’的关系。”傅潮声越讲越放开，越讲越从容，讲到此时，已经生出了教授在课堂上的那种熟悉和自信，一面观察着听众的反应，一面任凭思绪一层层倾诉。到后来，台下的感觉也不大顾及，干脆尽情宣泄拥堵已久的思想火山罢了。
“千百年来，军事医学均是履行‘盾’的责任，防、诊、救、治，这是与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相一致的，也就是说由生产力中科技构成与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但是现在，由于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突飞猛进，已跃入发展最快、前景最好、潜力最大的敏感前沿领域，‘矛’的作用已初现端倪，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世界先进国家已经悄然启动，走在前面了。在这个问题上，可不像落后就要挨打那么简单，而很可能是落后就不知道打是怎么挨的，且落后就打不着人。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在西方早已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要实行跨越式发展，不仅要适应当前的新技术革命，更要着眼于下一轮军事革命乃至更远。
“可以预测，军事医学有着惊人的拓展空间，军医大学有着责无旁贷的也无可替代的责任。这对目前已经形成完备发展模式的军医大学可能是痛苦的，但是千难万难也要推进观念的转变和方向的调整。军委强调我军必须有自己的‘杀手锏’。而目前军医大学仅仅是开展了防敌新概念武器杀伤的工作，并没有筹划军事医学领域的‘杀手锏’，这已比那些军事强国大大落后了。”
傅潮声停顿下来，心里很想提一提帕特逊，提一提从他那里分析出的信息，提一提从他的工作方向中带来的警示。但是细一斟酌，这些个人分析并不严谨确凿，身为教授可以讲，身为校长却不能讲，他真是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傅潮声这一停，会场上更加肃穆起来。
副主席“嗯”了一声，“继续讲。”他说，声音是严肃的、威严的，使人产生出不怒而威的压力。毕竟傅潮声的所讲已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和业务问题，而是政策性探索性很强的问题，处理不慎就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印象。
“‘杀手锏’的建设，不能总是靠引进，引进永远是次先进的、受制于人的；也不宜是耗资巨大的，因为我们是低军费国家，经济建设更需要投入，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而军事医学特别是生物技术方面，我们具有国际上的一流优势，这一类研究对资金的需要量也小得多，建立一个基因库只需5千万美元，而杀伤力远远超过50亿美元的核武器库；更不需要类似‘596工程’那样千军万马联合攻关，只要正确把握诸学科前沿理论，正确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小组，照样可以搞出制敌数年十数年的技术威慑。例如某个国家具有生化袭击技术，那比它拥有多少军队、多少飞机坦克更让敌人害怕，如果拥有的是敌人也制约不了的某种生物技术呢？
“在美国，除官方研究机构外，这类工作有大量的机制与技术纯熟的民间研究所甚至公司承担。我们目前的研究格局还不能像他们那样，但军医大学知识技术人才密集，易于形成院所优势兼收的专项科学研究集群，形成整体效率优于国外的运作模式。就说这些。爱之弥深，言之无忌。总的想法：人生不满百，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我们百年之后靠什么打赢战争。”
由于情绪上仍较为激动和紧张，且准备不够充分，傅潮声的发言总的看，显得忙乱和拘谨，没有完全发挥出最佳艺术水平。
因为事出突然，许多人边听他的说话，边观察现场气氛，待他急刹车般地收尾，也多未回过神来，会场一派茫然和沉闷。党委秘书飞快书写的动作，是会议室内唯一有生机的部分，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