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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悦然说她“总是一个姑娘！”
于是我看到了书上的另一张照片，那是三个“哥尔摩”的“哥儿们”，三个大帅哥，三个美少爷。是“马老头儿”的最大骄傲，他在书中对哥仨津津乐道，而他在给那一位穷作家打来的跨洲电话中，也冒着那昂贵的电话费又对哥仨如数家珍……
“没有宁祖的话，我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微不足道的了。她爱好文学。她比我读得快得多。她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的作品。她一读她知道我会欣赏的作品，她就说：‘啊，这部小说值得你翻译！’我翻译高行健和李锐的作品都是这样引起的。”
于是我慢慢对另一种乡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据那一位接到马悦然长途电话的穷作家说：“马老师的四川方言硬是好得不得了，就连我这个正宗四川人也不能不为之击节，那马老师岂止是‘半个四川人的老外’，更是‘半个老外的四川人’哟！”
这有什么办法呢？用“马老头儿”最爱说的那一句成都方言来说，叫做“冇得办法得”。谁叫宁祖是他的妻子呢？又谁叫宁祖是成都人呢？
“马老头儿”——这是马悦然自产自销的一句四川话，他常常挂在口上，
“过了几个小时我三个儿子和所有的孙子、孙女儿到我家里来打牙祭。瑞典的牙祭简直比不上四川的，莫得红烧肉得，莫得回锅肉得，也莫得麻婆豆腐得，只有一个小菜，一块肉和一个点心！莫得啥子吃头得。”如此将“第一种亲情”与“另一种乡情”融为一体，将地道的四川土话与地道的四川土菜融为一体，怎能不高强度地引发“瑞式川汉子”们的食欲？而“老同乡悦然”五字，
更是一下子就把“马老头儿”活脱脱地拉回巴山蜀水了。
悦然与宁祖的相爱是没有媒人的，而宁祖却成了悦然与中国的媒人，她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一条纽带、一道彩虹，没有她，就没有悦然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她对中国文学功不可没，对四川方言功不可没……虽然她已在八年前离我们而去，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瑞典的乡间。。。。。。他特意从城里搬到乡间，让她的墓茔靠近他的住宅，每天清晨，沐着晨风，披着朝霞，他都要散步到她的墓前与她悄悄地〃摆龙门阵〃，风雨无阻，从无间断，摆时不用口与口，而是心与心，摆的是什么？不知道，但这点可以肯定，用的是四川话。
而与宁祖聊天的岂止悦然，还有成千上万的瑞典人、中国人、四川老乡、成都老乡……
可以相信，书中所写宁祖的二散文中仅仅是湛蓝大海中的一朵浪花，美丽花园中的一片花瓣，她的美好还有很多，两篇散文远远不够。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应该配一本大写的书，这一本书应该由悦然来写——我渴盼着。
此刻，斯德哥尔摩的极昼是那么神奇与绚丽，没有晚上，没有黑暗，夜晚被白天融化，黑暗被光明代替，二十四小时阳光普照，金子般的太阳终日不落，整日沿地平线环行，夕阳与朝晖紧紧相连，白天与夜晚共享光明。。。。。。而在那贯穿昼夜的阳光下，正伫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不，那披金抹银的身影有两个，一个是悦然，一个是宁祖。
我要再次替马悦然说：宁祖在我们的心里，也总是一个姑娘。
我要说：“马老头儿”在中国人的心里，总是一个小伙子！
谢谢您，“马小伙儿”！
说谢谢的当然也包括那一个穷作家，他在中国没有名气没有地位且穷得无边无际。
北京时间（日记）
罗望子
想到我跻身于其他一些内省的心灵，诸如疯人、假道学、花花公子、社会名流、流浪汉、英雄豪杰、艺术家、圣徒、失恋者、幸运儿、蠢材和倨傲者衮衮诸公的行列中，我确实高兴。我曾经在他人的日记里看到了自己的许多侧面。如果有一天，我能为未来的读者反映出他们的自我，为他们提供榜样、警告、勇气和娱乐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这些未经编辑的他人身上的自我的片断，和在自己身上的他人的片断，正是后代人和日常生活签订的另一条协定。
──＇美国＇盖·戈德温（1937…）
2002年9月8日 有雾
他们把我送到车站。我让他们赶紧回家。他们在车上溜达了一下，便下车了，他们得上班上学；但是他们离开后，我还是一阵心慌，我得在伟大的北京呆半年呢，在这半年里面，我会成什么样子，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昨晚，我给儿子提了十二条要求，约法三章。
所以路上，儿子一有空就打来电话，问我到了哪里，好像在为我解除旅途寂寞。
还好，同座是我的老乡，一个做电梯配件的小老板，七绕八绕的算起来，我们还是亲戚。小老板每周都要去一趟北京，而我才是第二次。小老板不是打鼾，就是聊天，车上满是他的声音。看来他和司机挺熟悉，途中休息时，他硬是拉着我蹭了司机一顿饭。
越是往北，大地越是变得空旷。经过山东地界，远远看见一座大桥，横跨在干旱的平原上，像煞了电影布景。在这里，大桥不属于河流。而到了河北，则又是另一番景致：雾蒙蒙的天，和我早晨出来时相差无几，田野里躺着刚被放倒的玉米，路边，时有一溜一溜的水果摊。
天黑了，小老板也静了下来，他静悄悄地给我一张名片，让我有事找他；他还帮我向司机要了一张。
夜里１１点半，车到丰台区的丽泽桥停下。我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捏着鲁院寄来的路线图，上了出租车。车子直接驶进鲁院的大门，台阶上还站着几个人。看样子，他们就是我的新同学了。物业管理部的主任和两个保安，帮我拿了行李开了门，这时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住在２０５。
我的房门上贴着我的本名：周诚。
9月9日 天晴
上午见面会。
班主任高深是一位老作家，老战士，高大的东北人，听说是院里特地为我们请来的。高老师的头发白了，染黑了，又褪成黄色，但是走起路来挺精神的，还特别喜欢穿运动服装，运动鞋。我注意到，班上经常穿运动鞋的就三个人：荆歌，金瓯，还有高深老师。他们的鞋癖和他们的名字一样令人费解。
见面会上，高老师点了名，大家算是认识了，就是不认识，每个人的桌子上也摆了一块牌子。这种牌子以往只在主席台上见到，我不知道别的同学什么感觉，反正我感到特别庄重。但是一扫牌子，才发现少了一个东西。据高老师说，东西不会来了，就是来了也因为迟到要被除名。什么原因没来，不清楚。底下议论纷纷，有人在嘀咕：“什么东西！”
课后有消息灵通者说，东西听说这次研讨班管得很死，很严，吓得不敢来了。我不太相信。
下午，在教室里举行“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中国作协在京的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都在金炳华的率领下到齐了，中宣部来了一个副部长作指示。自然，鲁院的领导也一一到场，这当中只缺了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贺敬之先生。他是鲁院的院长嘛。幸好，鲁院的常务副院长雷抒雁也是一位激情诗人。
柳建伟代表学员表决心。云南的潘灵说，青创会上，柳建伟就做过一次代表。
与兴安、与王干、与张者、与陈晓明通了电话。张者说他昨天来请客就问过我，那时我还没到。
晚上荆歌约了丁丽英、戴来过来打了一圈牌。他们的牌技太臭了，所以牌局早早收场。丁丽英人不错，怎么骂她都不吭气儿。
睡觉时，斜对门一个叫欧阳的作家，敞着门谈笑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也索性坐起来，打开电视，看中国少年足球队在阿联酋的比赛。中国队１：０小胜东道主。躺下来，外面还在聊，但我已经心满意足。
对了，今天还有件事，就是打听刘恪。刘恪和我多有联系，送过我一本他的《蓝色雨季》，还就我发在《漓江》杂志的小说《裸女物语》写过一封长信。在家时，他打过电话给我，我总是没有接到。可是我打听了几个人，都说多少年没有和刘恪同志联系过了。多少年了？可见这个人已经多少年与世隔绝了！不过，这倒挺符合他的写作风格的，一个人的写作姿态与他的生活态度总是分不开的。
《山花》杂志的年轻编辑谢挺自告奋勇，说他有办法，因为欧阳和刘恪都是地矿部的。不错，刘恪曾经主编过一本《新生界》，可是欧阳也没有找到电话。我就想，找到了又如何。随之，我又为这种放弃而不安。
9月10日 天阴
上午继续开会，雷抒雁亲自到班讲话，三令五申强调上级领导重视，强调纪律和秩序，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津津有味准备读《学员守则》。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突然大声说：“休息一会儿吧。”
也许是对我的提议猝不及防，同学们的眼睛都寻找过来，老雷甚至学着时尚的年轻人，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像是举着一副望远镜，要把我看清些。我注意到，他看的是我桌上的那块牌牌，其实根本没有那个必要，因为我坐在左侧第三排，肉眼完全看得见。我更加生气的是同学们，刚才他们坐在椅子上，横竖左右不耐烦，现在我为大家鼓与呼，反倒成了我的错了。不过既然已经让老雷盯上了，又没有得到大家的拥护，我只得换了一种商量的语气，说：“休息一会儿吧。”
老雷是一位诗人，骨子里头还是一个书生，书生文人都比较较真：“坚持不住啦！”老雷拉长了声调，脸上还现出一点点“阴险”。
我不及开口，坐在前排的兄弟荆歌，小学生模样地举手说道：“雷院长，我们不敢去小便呀！”
“去吧，去吧。”老雷挥着手，埋头看着报告，同学荆歌高大地站起来，众目睽睽之下，晃晃荡荡地出去，晃晃荡荡地进来。
这个时候，我倒有些觉得对不住雷抒雁，但我同样清楚，我这样的毛病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休息过后，副院长胡平讲话，介绍教学上的打算，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胡平是一位著名评论家，话语平实，句句落在我们在这里能学到什么，大家听得还算好。
下午参观完校史陈列室，《十月》的顾建平来看我们。小顾是我们江苏老乡，张家港人，编发过我的短篇《我最痛恨的那种人》，我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一起打牌，据说小顾在京城也算八十分高手，果然有些手段。我和他打对家，配合还算顺手。
打得正酣，兴安来了。我们紧紧地握手。兴安在《北京文学》期间，和我联系颇多，我的一个短篇，拖了两三年才发出来了。我记得我在电话里还曾向他发过火，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最终也离开《北京文学》，真是怎一个难字了得呀。
然后一起去吃饭，鲁院附近就没有个吃饭的地方，大约跑了五六个地儿，最后在华堂商场隔壁找到一个老北京拐了进去。吃着笑着，还在谈上午课上的事。吃到最后，徐坤也来了，坐在张梅边上，算是见过面了。
徐坤提议，众人举杯，突然敬我一杯酒，我才想起，今天是教师节，我曾做过十多年的老师。
9月11日 天晴
高深老师召集班务会，继续强调纪律。中国作协服务中心的有关领导现场解决学员提出的困难，比如每个楼层购买、安置一台洗衣机，及时清扫宿舍等。但主要问题是，电脑有没有，答复是不大可能。
鲁院是有电脑的，而且是新的，中宣部为了办好研讨班，投资了几百万进行装修，添置教学、生活设备。每个人一个宿舍，有卫生间，有热水，有电视，有暖气，有空调，的确今非昔比。据说开班又是几百万，五十台电脑蹲伏在电脑房里，就是没有用武之地。院方正在加紧上网运行和调试，可是这么多人坐在电脑房里一齐搞小说吗，是不是有些集体作坊的味道！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院方是想把电脑安装到学员宿舍的，但上面不同意，说是不便于管理。
下午分组讨论，我在第一组，组长是西藏作协主席马丽华，组员有丁丽英、红柯、刘继明、巴音博罗等人。马大姐是个老学员，这次也是多方争取才得以过来的，她谈得最多的是每次学习都有不少新收获。我主要谈了三点，一是请院方放心，这一期的学员作家基本都是有单位的，或有点小名气的，毋须反复强调纪律，把我们当小孩；二是没有电脑，我们来干什么，不可能只是为了听一些课吧，也不可能再买一个电脑吧；三是课程设置，应尽可能地向文学之外延伸，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体制改革什么的都可以，文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都是操文学的，操多了起腻，当然也不是不说。
主持会议的是礼平老师，他会让我们立即想起《晚霞消失的时候》，想起那个文学幻想的新时代。现在，我每天都看见他，操着一把鸡毛掸子或者一根塑料水管儿，爱抚着他的那辆菜色的北京吉普。
讨论很热烈，每个人都想说几句，但像这样无休无止的讨论是没有结果的，而且会影响吃饭。别的小组已经散场，已经有学员探头入室看我们了，于是我趁冷场的空隙，一声吆喝，结束了会议。这真的是我的一大毛病。
晚上，和金小凤、陈锟、章晓明等人联系，打听能否搞到一台破电脑用用。都说帮我想想办法，都说希望不大。
真没有的话，只好回去了。
不过电脑没有借到，刘恪的电话却寻到了。此兄果然封闭在家，杂志早就停办了。电话里寒暄了几句，问了些情况，心里踏实下来。刘恪说，找个时间聚一聚，我也说，找个时间聚一聚，可我清楚，我们都不会为这个所谓的聚会动心思了。
9月12日 天晴
今天休息一天，说是让我们进城放松放松。到哪里去呢，在伟大的北京，可以看一看走一走的地方不要太多了，太多了反而不想动了。我选择去中国作协，到会员处，领一张入会表格。
做文学青年业余作者时，对入会与否一向无所谓，可上次到单位报销，才晓得朋友们都加入了中国作协，仿佛千树万树梨花开，我都成了专业户了，再不弄一张也太说不过了。
中国作协在东土城路，作协大楼挺威武的，但是你说去中国作协司机肯定不知道，一说作协对门的建材大厦，他准不吭气儿地载着你走。
会员处的同志说，表格已经寄到我的老单位，海安中学。我请求他们再给一张，未允。
返回时，顺便在华夏银行刷卡取了一千元。去时打的费十八元，回来时是三十五：原来夏利一块二，富康一块六，还绕了道。司机有些过意不去，少收了我几块。
打电话回家，让刘云把表格再寄过来。
《长江文艺》主编刘益善过来请客，想在明年搞一期鲁院高研班作品专辑。人头攒动，刘继明一定要拉着我。他当年在《长江文艺》时，也是我的责编。喝酒的时候，陪刘益善一起来的一个中年诗人陈，悄悄和《红岩》的冉冉说着什么话。冉冉的脸色变了，不久就哭了起来。大家赶忙圆场。回来的路上，我安慰着冉冉。陈诗人的情人是女诗人冉冉的好友，陈诗人不断地说他和情人的故事，冉冉当然不高兴了。看在冉冉做了我几天同桌的份上，我告诉她，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嘴不稳。男人是喝不得尿的，喝了一点尿，再一上脸，什么话都会说的。
回来后瞎扯，陶纯说，不写故事，小说肯定完蛋。关仁山一个本子卖了二十万。
出书还会卖得很火。陶纯也在写剧本。
有人喊着涌进来打牌：刘继明、潘灵、谈歌。没想到刘继明打牌那么差。
给小袁发了个短信。小袁是我在海安中学的女同事，暑假也调到无锡去了。今年暑期海安中学调到南方的教师有很多很多，但小袁是个例外。小袁本不想调。小袁是因为离了婚才离开海安的。小袁是个好姑娘。上大学时就读我写的小说。小袁和丈夫感情好得像一对情侣，节假日，丈夫总要给她送礼物。要是外出了，丈夫总要给她寄一张贺卡，或者快递一只花篮。我到小袁的办公室，总是看见她亲热地攥着话筒。她和丈夫因为一件小事，因为双方都说了狠话，一赌气就离婚了。什么事，不太清楚，清楚的是，小袁不可能回头了，因为他们没有孩子。我记得四月份，我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小袁刚刚做掉了肚子里的孩子。小袁不想要孩子，一是无力抚养，二是她自己还是个孩子。离婚注定要成为小袁青春岁月最壮丽华彩的一笔，从这件事上，她会发现她不再是个孩子了，然而在别人的眼里，她的率真任性可能更像个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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