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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夏商请张懿翎吃饭，我们跟着。西扬说，没事的，我们吃夏商的从来不心疼。夏商在上海开着一家全景文化公司，先是资助过《作家》杂志，搞彩色版，后来自己搞杂志，还向我们约过稿子，结果办了一期就停了。
让我惊奇的是，和夏商一齐来的还有蒋颤文，如果说夏商是亦文亦商的话，那蒋颤文则完全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了。可是有谁知道这个男人，九十年代曾经风头正健，创作旺盛呢。能够见面真是感到安慰啊。我们亲热地招呼着，心里又不免有点落寞，当年《钟山》杂志曾经把我和他以及李洱一齐推出。由此我又想到当年，拿到一本文学杂志，心里是多么激动啊，而且每本文学杂志里面，都潜藏着精彩的小说和刚刚浮出水面的新人，那时候写小说的一大批人，像上海的林宕，浙江的黄石，都不知去向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哪怕是能够再次看到他们的名字也成啊。
我知道他们的消失有着诸多的因素，但我肯定不在于文学本身，同时我也为自己以及像我一样没用的人能够坚持到底感到庆幸。
我们在建国门附近，进入一个蒙古包。夏商此次来北京，是作家出版社即将为他出的一本书《掉尾巴的女人》。而作为商人的蒋颤文，到北京就像去小吃店一样家常便饭，每个月都来。蒙古包里羊肉串很地道，硕大无比，肥美无比，用长长的铁扦子扦着，张懿翎和西扬给自己要了十串，我是看着他们吃就饱了。
在座的还有夏商的朋友，写评论的阎晶明，他刚刚从山西调来，在作协办公室工作。
回来后，和张者他们打了一会儿牌。
突然想到“我写作，我自由”这句话，我知道，这是从“我选择，我喜欢”那里套来的。
元月6日 天晴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宋晓梧，前来介绍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宋秘书长以国务院公车整顿最终流产的事实说明，一方面公车费超过了公务员的工资，一方面改革遇到的各种难题，真是大有大的难处啊。他认为应该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公务员改革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
机构臃肿和铺张浪费，一直是中国体制的顽症，它直接导致了腐败的根基。奇特的是往往越改摊子越大。
前天的《文艺报》上刊登了胡殷红采访李敬泽的文章，讨论写作心态的问题，忧虑着“浮躁”毁灭着作家。对于我们提出的“将小说进行到底”的口号，他说可能是在表决心吧。
浮躁其实不是今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作家的问题，十多年前贾平凹就写过一部带有预见性的长篇《浮躁》，它几乎成为世纪交叉点一切社会现象的关键词。我倒是有一个标题可以送给殷红：写作越来越功利，文坛劲吹“下岗”风。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还有着“新历史、新写实、新状态”的旗号的话，新世纪却是失去了大旗，批评家不再缺席，但人们所憧憬的文学多元化渐渐成为空壳，道路越走越狭窄，写实越来越具体，少见超越现实的作品。即使偶有佳作，也很快被民工风、小姐风、下岗风的沙尘暴所吹散。不是不能写下岗，下岗也的确是世纪之初的现实中国，而是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写下岗，包括那些有才华的作家，而一个作家有无才华，往往体现在他的想象力和能否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上。
午饭后顺便在阅览室借书：奥康纳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和阿城的《威尼斯日记》。
到楼下的109看望夏商，他送我两本书：《标本师之恋》和《裸露的亡灵》，都是朱燕玲给他编辑出版的。
在楼上刘玉栋的宿舍，碰到北京长城艺术文化中心的刘瑛，她正在向大家要稿子，希望能给他们的公司拍摄影视。据说麦家的《解密》就给了她，卖了三十万。
不管是真是假，每天生活在这样强刺激的泡沫环境里，能不浮躁吗？市场上每天都在上演奇迹，而严格说来，与文学本身越来越远，有些东西是自生自灭的。
张懿翎来了，和夏商签合同。
和西扬、艾伟打了一会儿球。在我这里，艾伟是彻底绝望了。
复印顾峥的《没有终点的站台》和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把《天涯》杂志还给王松。我试图去尽力寻找一种叙事的腔调和结构。我想创造一个新全知全能者，但又不是单纯的第一人称。
元月7日 天晴
下午《小说选刊》搞活动，创刊二百期的纪念和评奖，毕飞宇、苏童昨天就到了。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前往参加。其实《小说选刊》一个星期前就发了请柬，只不过分两次三次发的。有些则是口头通知的，像我就是孙惠芬电话通知的。大概是他们厚此薄彼的做法，引起一些作家的不满吧。作家这个职业，是最没准的职业。谁知道谁就一辈子走运，一辈子背运呢。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也不会因为选刊的趣味，去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
我陪着艾伟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书市即将开幕，艾伟想努力一下，让人文社为他的书《爱人同志》适当的做些宣传。
人文社位于朝内大街166号，坐南朝北，艾伟在门房登记，我站在一旁看路上的人流车流。正好王干出来，他也是去参加《小说选刊》的活动。招呼了一声，他就匆匆走了。本来是想到他那里坐坐的。
我们先到北楼找刘稚，艾伟的责任编辑，一个瘦而有神的女人，嘴唇翘翘的，穿着一件风衣。
艾伟抄写信封，给评论家们寄赠样书。刘稚和我聊她编的《漫画情歌》。纸张很好，定价二十八元，贵了些。她说这本书她费尽心机，销量很差。我建议可以改为线装本，干脆再土一点吧。市场无办法，她感慨，并问我要书看。
接着刘稚带我们去南楼，《当代》编辑部位于三楼。这是一幢80年代的老房子，楼道里弥漫着煤气味儿，编辑部一共六间办公室，除了书尘味还有饭菜味儿。
周昌义和我聊我的小说，他认为小说里头既然没有了叛逆，对于性的描写就有些脏了。中学教师和女学生的故事，不好。作者的艺术才华被淹没于其中。性在今天已经没有价值了。那什么是有价值的呢。他说基调最好再高昂一些。
艾伟过来，我撤出，和谢欣、孔令燕聊天儿。
回来的路上，艾伟很沮丧。由于题材敏感，《当代》觉得那本书难做宣传。
晚上和潘灵、李西岳、衣向东及夏坚德打牌正酣，荆歌、张懿翎推门进来叫，苏童他们在酒吧里，招呼我们过去。
巧克力酒吧在建国门附近，我们去了一帮人，张梅、戴来、吴玄，还有夏商、李玉衡。《小说选刊》的人都在，还有鬼子、李敬泽、荆永鸣。孙惠芬先走了，说是灯光刺眼。不一会儿，程绍武也来了。
张懿翎在念叨她的狗经，球经则是毕飞宇和荆歌的话题。不管到了哪里，他们都要说道说道他们的乒乓球。我眼见他们打过球，感觉总没有他们打嘴仗来劲。零点时分，《小说选刊》的人先走了。苏童留我们再坐一会儿，难怪敬泽要说，苏童、飞宇来了，罗望子、荆歌也算是盼到娘家人了。这期间，还出了一个笑话，苏童的鞋子脱胶起层了，一走起路来，就咯吱咯吱的响，像个没牙的老太婆吃海蜇，一开始我们没注意，后来，苏童自己也忍不住了，这可是他从国外买回来的鞋呢，放在家里好几年了，这次进京才拿出来穿。我们让苏童伸出腿来，一看，那鞋底已经如狼狗的舌头龇着，半掉不掉的，想撕又撕不下来，弄得苏童满头大汗，众人则笑成一团。最后还是服务生找来剪刀，连同另一只没有起层的鞋底一齐剪了，“反正它迟早也得掉！”苏童一边剪，一边嘟哝着。
又坐了两个小时，就那么静静的，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中不时喷出一些智慧的火花，肚子也饿了，又不好意思说。苏童一个劲地催着大家点一些东西吃。还是张懿翎老实，要了个馕，我要了一碗面条，据说二十八元一碗。
元月8日 天晴
胡平副院长作讲座，谈小说的感染力问题。他从我们的那个对话展开，也到此结束：要想将小说进行到底，就必须表达情感。胡平着重分析了小说的情感形式、情感力度、情感障碍，认为在一部小说里思想是次要的，情感才是文学的基本形式，所有思想的呈现，都要依赖于情感的表达，并列举了大量的实例。
课堂上，我看到《中华文学选刊》新年第一期，艾伟说，王干的文学感觉越来越差了。我认为不是感觉的迟钝，而是没有以前的那份认真劲儿了。王干是我见过的最聪明，最有灵气的文学活动家。
下午没事儿，和凌可新下了两盘象棋，一胜一负。
傍晚给王山打电话，他说我们的那篇对话稿子已经安排在下周二，发四千字。
从刘玉栋那里借了一本《世界情色电影精品鉴赏》看，书商送给他的，一套四本。现在的书商做的书越来越精美了。都是一些电影故事，改写者很有水平，以第一人称叙述，格调统一。
元月9日 天晴
看阿城的《威尼斯日记》，对他所说的世俗精神、宿命主题很有感悟。阿城认为悲剧不能等同于悲惨、诉苦和假阳刚。他举例说明《金瓶梅》铺开了生活流程的规模，《红楼梦》则用神话预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结果。用文学反映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结果必然是文学为“历史观”溺葬。
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而《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之后就断裂了。
阿城这样说，明显有些谦虚了，尽管他已经搁笔，但他的那些小说已经代表了现代汉语小说的最高水平，至今无人能及。不过他的思想还是给了我提醒，现在的小说充满着假阳刚，主人公无力对抗命运不算，也无力承担命运，完全被作家们牵着鼻子走。
打电话给孙惠芬，要姚鸿文送给我的两本书，于坚和高建群的《作家地理》。她说已经转给了北北，她还以为是北北的呢。
把对话稿发给李静，毕竟《文艺报》发四千字，不能完全体现我们的意思。李静是《北京日报》文学周刊的编辑，还主持《东方》的一个专题版面。
在《作家》第一期上，读到十井乔的一篇文章《日本文学的现状》，有意思。
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既不是同步关系，也不是反比关系。
晚上到电脑房上网，丁丽英喊着打牌，在惠芬房间里，还有吴玄。一直打到一点钟。听说昨天《十月》请部分同学吃饭，于卓、艾伟又因为什么事情误会了。我的脑子里却一直是自己小说里的人物。
但是回来之后，我又想到那件事，那一系列小小的磨擦，而且每次都发生在南北作家身上。没有美国南北内战那么严重，却反映出南北作家之间的那种心气。
而事实上，南北作家已经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了。
元月10日 天晴
打了半天乒乓球，午睡时光着膀子，还是热极。和西扬打了个6：0，后来曾哲上，同样打得他不敢和我对招了。曾哲老兄打球的姿势很漂亮，就是经不住我的搏杀。他批评我一点也不谦让。我说这种时候还让什么，让你也是害了你，到时你还以为自己球技有多高超呢。
没有什么比打乒乓球更怪了，我曾经好几次让根本不会打球的巴音博罗搞得落荒而逃。
两点，陈晓明准时到了。于是我挨家挨户敲门。三点，正式上课。艾伟特地用相机，为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聚留影。西扬也亮出了他的数码相机。
麦家向我诉说，说他和陈晓明的争吵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应，这本来是我们小组的事情，怎么会传出去的呢。有人就反驳他，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遮掩的，再说争议是严肃的，也是正常的，正好说明他的作品的价值嘛。
陈晓明宣布鼎均文学奖的结果，李洱和莫言榜上有名。鼎均文学奖是一个民间奖，一个书商出资的，晓明是评委之一。但这是一个迟到的消息，大家早就知道结果，连投了几票都清楚。弄得晓明惊讶不已。
在今天的谈话里，陈晓明着重强调了痛感和诗性。没有痛感，没有诗性，恰恰是当前文学虚弱的病症。这似乎与昨天读到的阿城的看法不谋而合。我是这样理解的，痛感是对日常生活的折射，是对人与世界抗衡的一种把握，而诗性是文学的本质。
去年的《文艺报》上，我就曾写过短文《诗性的历史》，写作的过程就是寻找诗性历史的过程。
接着我们又对文坛新人李师江展开了讨论。一说到李师江，陈晓明就叫了，原来李师江曾经骂他是“杀人犯”。陈晓明和艾伟都承认李师江的彻底性，但艾伟认为李师江注意的还是下半身，过分的“标新立异”，陈晓明则发现了李师江思想上的矛盾性，李师江总是在小说的最后阶段回到道德本身，显得拘谨和没有空间。
我曾经读过李的一个中篇一个短篇，印象不错。我认为李师江仍然属于无意识的写作，无意识的写作是比较纯洁的，第一人称也更加强化了真实，虽然没有能够超越朱文，但朱文更多地揭示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些东西仿佛是朱文与生俱来的，是他个人生活状况的一种写照，阅读朱文，总让你联想到朱文的生活，为朱文这个人本身的情绪状态担心或者高兴，而李师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由他的第一人称引出来的那些个人，为之愤怒，为之反思和难受，引起我们注意对周围的世界和人进行关注。
晚饭由艾伟和西扬做东，刚下门厅，遇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臧永清、谈歌、曾哲一大帮人。臧永清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就近吃饭。但是他们人太多了，我们还是婉拒了，乘着陈晓明的雅阁小车，来到团结湖的烤鸭店。
晓明很开心，这里正是十五年前，他和夫人陆波婚宴的地方。我们当即要他打电话，让陆波来。但陆波执意不肯。一切都是那么记忆犹新，晓明还点了最爱吃的也是当年他最有印象的火烤猪心。果然鲜嫩无比。晓明敞开了心扉，说道起中年人的尴尬，说道春节后他准备到北京大学教书去。
八点钟，我们就告别晓明，让他回去和夫人陆波说道团结湖的晚餐。回到鲁院，五楼还在上课，文化部市场司的一个司长在介绍加入WTO以后的中国文化市场。
快了，还有一个星期就该回家了，课程有些安排不过来，不得不调到晚上。不过作家，有很多东西可以不关心，也是关心不过来的。
元月11日 天晴
理好发，脖子刚捏了一半，荆歌发来短信，叫快快走，去会贾梦玮。我们还有戴来，三个人赶紧打了一辆车。
亚运村其实离鲁院并不太远，住在那里的梦玮倒像个主人一样，憨厚地笑着迎接我们。人生长流水长东，在南京我们也是这几个人玩，没想到这半年来到北京，这几个人还都来过了，更没想到的，朱文颖也到了北京。梦玮这小子有股不声不响的干劲儿，还记得当年他向我约稿，现在已经混到《钟山》副主编了，惟一的问题是，他总是不结婚，不紧不慢的，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合适的意中人，找到了没有，这也成了我们一碰见他必问的事，他又是笑笑，留着我们干着急，好像我们倒成了太监，皇帝不急太监急。
碰到《芙蓉》新任主编颜家文和两位编辑。刚聊了两句，打了一圈牌，龙冬和潘灵也到了。龙冬一下子认出我，说是因为一个人，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我曾经为赫拉巴尔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龙冬对那篇文章印象很深，而且他也很喜欢老赫，最近还为赫拉巴尔编了两本书。
文学这个东西，能够让许多陌生的人相知相识。
没说几句话，他们就走了，我们则分头打车，由蔡晓航带路，七转八转，到了一家餐厅，也不知是谁做东，分了两桌子。正愁我们桌子的人少，朱文颖、魏微到了，《大家》的编辑韩旭也到了。在北京，就是这样，谁都往北京跑，你随时随地有可能碰到你以为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的人，他们就像田鼠，会在某个季节，一下子冒出来，让你体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隔壁桌上，一个小伙子喋喋不休的，我们才知道是徐名涛，就是写了《重复一千遍的谎言》的徐名涛，今天就是他请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