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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即赶赴长沙，接待我的魏干事告知，袁到省里开会去了，但明天回来即可安排拍摄。我心中一阵欣喜，大功成矣！
然而不曾想后面的事，却七波八折，喜怒丛生，轶趣横呈。
当天晚上，全主任带我去袁家做礼节性拜访，我也想和他商量一下拍摄事宜。多年从影经历，我也算是见过一些大场面、大人物的，但不知为什么，在去的路上，我竟心怀惴惴，心跳加速，躁动不安起来。这大约和当年与家乡的亲人们谈论要为他造庙的情景有关，潜意识中，我也把他当成神了。及至见面，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子不高、衣着随意的干瘦老爷子。短发染霜，面色黝黑，皱纹交错，双眼细眯，神情冷然。他猛吸着香烟，白雾萦绕，似有一种阻隔之感。没有握手寒喧的客套，“坐，抽烟。”这是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环视一下客厅，惊奇地发现，几乎每张茶几上都放着香烟，主人瘾君子无疑。我把家乡父老乡亲对他感激、崇敬之情向他转述，尽力说得感情些。他却很冷漠，只说知道知道，湘西我去过。我说起拍摄的事，刚一提起，他面色顿变，冲着全主任发火：“不拍不拍！我都拍十二次了，我又不是明星，我不要宣传，我是搞科学实验的，没时间，不拍！”我很惊讶，不知他哪来的火气，一时很尴尬。全主任却微笑着不说话。我急于向他解释这次拍摄的意义和重要性，他却调转屁股气呼呼上楼去了，把我们凉在那里。我心里在骂：怎么架子这么大？出来后，全主任直安慰我：“不要紧的，他今天有点感冒，情绪不好；他这人特情绪化，上次杨澜她们来拍，也是这个样子的；没关系，等他情绪好点，我再做工作……”那天晚上，我的情绪也特不好，见到“神人”了，却是这番情景，不是“神”，也不是常人，难理喻；无法，只得再作计议。
第二天，他的秘书告诉我：昨天老爷子不高兴了。我问怎么回事？辛秘书说，昨天是全省科技颁奖、表彰大会，省里党政主要领导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专家来了好多，介绍领导和来宾的时候，群众都礼节性鼓掌，可是当介绍到老爷子的时候，全场群众都站起来了，拍手两分多钟，还欢呼了。当时主席台上的领导和佳宾好像有些惊讶和尴尬。老爷子在台上坐了一会儿，脸色不好，会没开完，就走了。一路上虎着个脸，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敢问他；他是有点咳嗽，但这不是主要的，要是高兴了，就是感冒他还游泳呢。那他为什么不高兴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对群众的鼓掌欢呼不高兴，这不合逻辑，因为他绝对是一个与民众心气相通、血肉相连的人；由于别的人对群众如此鼓掌欢呼的尴尬而引发他的不高兴？我想了想，似乎可能，这种“成功者的隔膜”，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是难以言喻、难以沟通不易排解的。我在想：袁隆平的科学课题，在科技领域里的难度，我无法置评，但它绝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式的象牙之塔，而是置于千千万万民众之中的，它解决了千百万人的肚皮问题，民众对他忘情地鼓掌、欢呼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犹如我的那些乡亲们要为他造庙一样，是不难理解的。唉！
老爷子，您又何必为这情绪化呢！
第二天，全主任告诉我：情绪仍然不好，没法谈。这下我可急了，因为拍摄周期很紧，我带来的资金也有限，拖不起啊！，我说是不是找有关领导疏通一下。全主任说，千万别，这老爷子不高兴的事，你就是天王老子来，他也不买账。这可咋办！
辛秘书悄悄告诉我，老爷子无论多忙多么情绪，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他都要到他的实验田去转，和技术人员交流，到那里，他情绪就会好了（辛秘书还告诫不可讲是她说的）。我想这是个好主意，在稻田里埋伏偷拍，此时光线又好，偷拍的画面更生活、更有情趣。我交代摄像师，老爷子如果不干，由我去和他吵，你们照拍不误，大家取得默契。于是五点不到，我们就在稻田埂上选好了角度，架好机器，守株待兔。可是直到快七点了，仍不见其踪影，看着已傍山头的太阳，大家极为失望，我只好命令收机器回家。就在我们刚要装车时，忽然听到了一阵摩托车声，不知谁喊了一声“来啦！”我一回头，老爷子已驾车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命令“追！”于是，摄影车尾随而去，我都来不及上车。可老爷子使坏，他尽窜田埂小道，摄影车没法跟，一溜烟窜得无影踪。我们正懊丧地骂“这可恶的兔子”，又见他竟在远处的田头停了下来，与几位技术员指手划脚地聊着什么。于是我叫摄影师扛着机子匍匐前进，别让他发现。摄影师功夫了得，右肩扛着机器拍着，左臂撑地前进。从远处看这情景，真像打鬼子似的，真可气可笑。摄影师为了换角度，只得站起来，这下被他发现了，他站起来跳上摩托，开着就走。可气的是，划过我面前的时候，还回头诡谲地一笑，彷佛在说：“我就不让你拍，气死你，怎么样！
”目睹他远去的背影，我暗中骂道：哼！老爷子，你跟我玩这手，我湘西人的牛劲上来了，我要像蚂蝗似的叮上你，非拍成不可。而摄制组其他人嘻嘻哈哈：嘿嘿，这老爷子好玩好玩！
回到宾馆，我就给北京制片人打电话，请再寄钱来，我跟袁隆平耗上了。
我已摸清，他每天九点即离开家骑摩托上班。我们八点半就在其家门口，架好机器恭候。一人埋伏在大门外侦察，来往的人瞧见了，都觉得好笑，我们却是如临大敌般的严肃。“来了！”侦察员发出信号，从袁推开门的那一刹那起，我们的机器就开始转动，当他到旁边走廊推摩托车时，我喊摄像师把镜头推近，他耳朵也够尖的，听到了，故意撅着屁股对着机器，气得我直喊：“屁股也拍！”出门时，反正我们已经暴露了，我叫摄像师贴近去，袁却故意低头，用头顶对着。出得门，他即一踩油门，呼啸而去，还抬头扬手，一副得胜回朝的模样。摄像师扛着机器追击，搞得像拍惊险片似的，惹得围观者大笑不止。摄像师气喘吁吁跑回来：“导演，能用能用，有意思！”这叫干什么呢？从影几十年了，还从来没这般干过。
因为我惹恼他了，全主任不便找他了，辛秘书也不敢惹他，得靠我自已了。我的办法是“缠”！只要他在办公室里，我就在门外的走廊里转悠（进屋要影响他工作，怪罪下来担承不起）。他走出来，我就盯着他，也不说话（该说的都说过了），那意思是，我铁定了要拍，你看着办吧！他也看看我，随即转身就走，进另一间屋（也不定是他要进的屋）。这样的次数多了，他就干脆低头不看我，我也不拦他，只是表明：我还盯着您呐！
一天，我看见一群七八岁的小朋友在走廊叽叽喳喳，往各个房间里窥视。辛秘书告诉我：湖南的一个台要拍小朋友采访他。他们在找他呢！
我一看有门，即通知做好准备随时加栓。终于他从一房间出来，来不及逃，就让一群小雀儿给包围了，“爷爷！爷爷……”又拉又拽，这下他没咒念了，露出了笑脸，只是还回头狠狠地瞪了带队老师一眼：“你真厉害！”他被小朋友们拥进了会议室。献花、戴红领巾、献祝辞……我发现，袁隆平那多皱黝黑的脸笑得很灿烂。“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孩子们面面相觑，我也愣神，过糊涂了，什么日子？“小朋友们，今天是九月十八，是小日本占领我们东北的纪念日，是中国人受欺侮受难的日子……”哎哟！
都说袁隆平不关心政治，谁说的？！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政治意识啊。他对孩子们款款道来：“爷爷小的时候，这样的苦难、屈辱的日子是很多的，逃难、挨饿，被打……”他说得上心，孩子们听得入神，他还真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呢！
“爷爷，听说您从江爷爷手里接了五百万元的奖金，这么多钱您怎么用呀？”这问题问得好，因为也正是我想问的。他很认真地回答：“钱是好东西啊，没有钱好多事就做不成，可是一个人有吃，有穿，有用，有房子住，也就行了！爷爷从江爷爷那里得了那么多钱，主要做科学实验用的，做科学实验是很花钱的，爷爷这里还有好多叔叔、伯伯在做科学实验，要用好多钱呐。将来你们长大了，谁要到我这里来做科学实验，我也可以给他钱，你们谁愿意来呀？”于是顿时举起了一大片手，一个共同的声音：“我愿意！”绽开的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斤斤计较、惜时如金的他，竟和孩子们神聊了近两个小时，可见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我与他的“冷战”还在继续，我是铁了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过了两天，他又在院子花坛边接受央视十频道的采访，我自然也借风使船地加栓。我见他谈笑风生，情绪很好。正事谈完后，我就插进去打诨：老爷子，听说你会游泳，真的么？当然，当年在重庆参加比赛，我还拿过冠军呢！那也是代表一个省呐。在武汉读书时，我拿过武汉市亚军，不过亚军没意思，我这人只看重冠军。那你现在还行么？什么还行么？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不信你问他们！
他环指着围观的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一副鹤立鸡群的神情。那我跟你比试比试怎么样，敢不敢？我故意激他，如果他真肯比，输赢无所谓，拍下来，那该多有意思。他藐视地盯着我，你！？肯定手下败将，望尘莫及。那我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好，我这人从来说话算数！
后来，因为他感冒没全好，水又凉，中心领导坚决不同意，这场“比赛”没能举行，遗憾！
一天，要接待一个非洲国家议会代表团，人家的车队都快进大门了，他才匆匆赶来，特意换了件淡蓝色衬衫，扎了领带。我一看，哎哟！后背衬衫留了一半在裤子外面，成何体统，我赶紧提醒：哎！老爷子，您这衣裳怎么穿的？他一摸，憨笑起来：“嘿嘿！不拘小节，不拘小节！”竟当场解开裤腰带重新扎起来，惹得众人一阵嘻笑。笑声中，奔驰车已开到面前。
经几次零距离接触，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所松动，于是我决定晚上再登门攻关。他家是一栋别墅院落，门口有保安，我也决定闯。因为多次在这里活动，保安也不怎么为难。客厅里透出昏黄的灯光，说明有人在。大铁门虚关，这就好办了，我已入院子，没想到，二道门、三道门都是虚设，我直闯而入。
他一人站在小房间里吞云吐雾，看见我，一惊：“你怎么来了？”语气凛然。“我要找你谈谈！”我语气强硬。“我没有空！”“十分钟，十分钟就行。”我不退让。“那也不行，我要找人谈重要事，要不你先去客厅看电视。”我一想，先到客里找他夫人邓老师谈谈，搞点“曲线救急”也未尝不无补益。“那好，我在客厅等你。”我走进客厅，他匆匆出去了。客厅里电视开着，一个人也没有，显然把我凉在这儿了。我转身在院子里追上了他，“你怎么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没关系的。”“老爷子，你们家的门怎么都不锁的？”“我家从来不设防。”“老爷子，你很不公平，看人下菜呐，怎么同意别人拍，就不同意我拍呢？”“你不是也都拍了吗。”“我那是插人家的档抢拍一点的，各人角度不一样，我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我知道，你们的问题以前我都拍过，你从他们那里面剪点就行了，拍那么多干什么，我又不是明星。”“好东西不嫌多，一篇好的重要文章，全国有上千家报纸刊物转载，各有自已的读者群；那你为什么同意央视十频道拍，不叫他们去剪资料，他们拍了多少！”“唉！那是湖南种子总公司介绍来的，等了好几天了，那是我们的老关系户，一年几百万斤的种子是通过他们卖出去的，上千万呐，没办法。”这下让我抓住把柄了。“老爷子，你也是嫌贫爱富的呀，他们关系到上千万，而我因为……！
”这话显然刺痛了他，盯着我：“你，你怎么这么说话？！”我毫不退让：“我怎么啦！老爷子，您七十多了，淡泊名利；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就是拍了您，也不会给我增添什么财富、名望；要拍您，是我出于对您的崇敬，也代表我山沟里的那些苗家兄弟亲人完成一个心愿，否则我何苦来呢！”他沉默了，看着我，那眼神多了些内容：“好吧，明天上午给你，随你怎么拍。”“说话算数？”“驷马难追！”就这样，我总算把他搞掂了。
第二天上午，他果然兑现诺言，而且带来他的得力助手罗孝和研究员。他说许多事是罗做的，他才能说得更清楚。而罗研究员却说，他是掌方向盘的，自已是往锅炉里加煤的。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仅是事业上攻关的战友，而且是谈话中的最佳搭档，那一唱一和，插诮打诨，真如舞台上的牛群、冯巩，使人捧腹难禁，难怪他一定要把罗拉来。他们谈了创业的艰难，道路的坎坷，人事的复杂，文革中的灾难；也谈了攻坚上的曲折，失败的痛苦、茫然，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啊，这种时候，罗往往会捅他一把：“喏！
这种时候就看他了，他一拍脑袋，指个方向，大家又接着干，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他们说了许多科学数据、理论、关节，什么“母株”“子株”“不育株”，什么“一系、二系、三系”……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更没法说清，这里就略去了，“记趣”吗，就说点有趣的事儿吧。
他说：一次他和助手罗在海南出差，住人家招待所里，最后结账回家，都走出好远了，罗一拍脑袋说：“哎呀，出了大事了！”就匆匆赶回去，硬要和人家算账，原来是人家少找了我们半斤粮票。你们看，这就是乐哈哈（他把罗研究员称乐哈哈），小气鬼！说着捅了罗一拳，大笑不止，而罗却一板正经地：“小气鬼？！那时半斤粮票，可以混一天呐！”我却笑不出来，是啊，我们曾经有过半斤粮可以难倒英雄汉的时日啊。他又说有一次，他们打扑克，输了钻桌子，他和罗搭档是对家，他们输了，他看到对手拿出了照相机，大事不好，他蹭一下就钻过去了，那家伙照相机还来不及打开，等到罗磨磨蹭蹭钻的时候，人家拍个正着，后来这照片还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他人又胖，撅着个大屁股，哈哈……袁隆平此时眼泪都笑出来了，一副顽童恶作剧欺负人的神情。罗却苦着脸憨笑。这就是大科学家袁隆平真实的另一侧面，你能想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吗？
我问他：哎，听说，你真的反对八字宪法，怎么回事？他说，嗨！我哪儿敢反呀，那是六十年代，一次讨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我说，还缺少一个“时”字，农业要讲季节时令，农村还有谚语：“芒种不种棉，夏至不栽田；夏至栽田禾线短，芒种种棉有个卵”……旁边有个老师就捅我：你莫乱讲来，八字宪法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这下不得了，当时有一位女老师就记在小本子上了，“文革”时，她就把这交给了造反派，这下就不得了啦，罪大恶极，把我隔离，把培育的种子给砸了，把试验田毁了，幸亏当时有领导保了我一下，否则就在劫难逃；不过后来毛主席好像也听到了我这个意见似的，所以在解释八字宪法时，加了一句：“不误农时”。
一个上午就这样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地过去了，最后他给我书录了一首他写的诗：“山外青山楼外楼，科学探索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竿头当尽头。”这应该是他对自已的清醒自铭吧。对科学上的事，对杂交水稻的事，我仍是懵懵懂懂；对袁隆平其人，我感到近了，懂了，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却说不好，但我喜欢他，爱他，这爱是平等的爱，平民的爱！
所以我把他谓之为“平民科学家”。
四
他生在平民中，长在平民中，一辈子混在平民中，即便他有了别墅院落，仍然一年四季不设防，随便各色人等出入；配给他桑塔纳专车，他一般不坐，还是一天到晚骑他的小摩托，他说这样自由自在。据说为此，省委书记还亲自劝阻他骑摩托，但他一直阳奉阴违。据说他那座别墅的来历，还有故事：八十年代，杂交水稻（一期）成功，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有一个电影摄制组专程来中国拍摄袁隆平，摄制组在北京时，随意谈起：像他这样的科学家，要是有专利在美国，那就是亿万富翁，至少是洋房别墅、网球场、游泳池、小轿车……这信息传到了湖南，天呐！
那时袁隆平还窝居在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的两间平房里，这未免太丢中国人的脸面了（彼时，中国的这类事是很多的），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已经不用的一个校舍，临时改装一下，命他搬了进去，以应付洋人，挣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