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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布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发黄，憋着一肚子气。他毫无睡意。他煮了一杯咖啡。当他把黑色的液体倒入茶杯之后，他想起了冯·施特龙别格的话：“克拉科夫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一个中心将被摧毁。”
他蜷缩着身子，从一旁看到了自己：一个穿着绿军服的、头发斑白的高个子的人。在他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现出法庭那高大的建筑以及他自己穿着便服，没系领带，站在红色审判台前的情景。他仿佛听到坐在集中席的人们正在互相交谈。
特劳布拿起电话，拔了号码。
“特龙普钦斯基先生吗？”他问道。“你的儿子在哪儿？什么？好吧。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务必来一趟。”
晚上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把自己和特劳布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谢多伊。谢多伊来到旋风的秘密接头处。他把上述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并把卓夏太太搞到的文件交给了他。
“全都清楚了，”旋风说。“这说明全是真的，也说明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他和谢多伊在一起待了三个小时，商量下一步的计划：确定开展工作的区域，提出负责行动的人员，军需库的状况和工兵部队的分布。
中午旋风来到阿尼娅住的帕列克家里。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阿尼娅与总部接通联系，向搏罗金作了首次详细汇报。
第十二章 飞行
1、克雷霞
斯捷潘·波格丹诺夫知道，对于汽车场的机械师连茨来讲，最重要的是表面要光洁漂亮。这是德国人的心理：如果表面光洁漂亮，那么里面不用说也是顶呱呱的。连茨不能想象，一部外表光彩夺目的汽车在轴桥或发动机部位会有什么毛病。
斯捷潘在马利亚矿区时就懂得，只要把工具擦干净，涂上油，表面保持光洁，德国工头就发现不了怠工。显然，几十年的工业发展给整个民族打上了烙印。这是一种对工具和机器外表的刻板信任，对劳动中的一丝不苟的幼稚崇拜。
斯捷潘利用了这一点：在矿区时，他总是当着德国工头的面把自己的煤镐擦得锃亮，可是等他们一转身，他便把螺丝拧松，这样一来磨损度就会提高十倍，甚至更多。
德国人不能理解，他们对劳动工具的神圣态度是无法灌输给被驱赶到德国来的几百万人的。这些人是被赶来填补劳动中出现的窟窿的。在整个德国，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群众性的自发抗议正在发展和扩大，起初表现为对劳动的消极态度，随后变为有意识的怠工。主持劳动战线的扎乌克尔向马丁·波尔曼提供的资料展现了一幅成功的画面：几百万人从欧洲的四面八方被运送到了德国。可是如果拿一个德国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一下比较，那么它至少相当于一百个，甚至一百五十个外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德国人是为自己劳动，他劳动的时候知道为什么而劳动：不单单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也为了得到他能够买新衣橱、自行车和小汽车的马克。外国工人则是为敌人干活的。这是其一。其次，就连那些最不坚定的、为了物质利益而准备妥协的人，也只能得到稀菜汤和足枷。
机械师连茨有一次对波格丹诺夫说：“我要是说了算，我就会付给你们跟德国人一样的报酬，那样我们就准能成功。就连动物园的猴子也为了得到一块糖果才会表演。为什么以为外国人会为了一碗清汤而干活呢？你与众不同──工具总是擦得很干净。”
波格丹诺夫没有搭茬，继续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间，他掌握了一条金科玉律：多听，少说，微笑，这就够了。
“等一会儿，”机械师说，“让我来，你擦的方法不大对头。”
他接过抹布，往抛光液里浸了一下，便开始擦了起来。他不象波格丹诺夫那样动作迅速，而是缓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给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经常一个人在汽车库干活。他可以拧松马达的螺栓，也可以往发动机里撒沙子，也可以把接头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亚在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时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亚说，“全能理解。你得克制自己。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种无谓的牺牲。”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讲讲。我不能这么待着。”
“我给你讲过了：我想知道什么人乘坐这些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司机的名字，他们的主人。还有工兵，工兵。我对工兵和党卫军感兴趣。”
他俩晚上在波格丹诺夫住的克雷霞家里见面。克雷霞很瘦，皮肤很白，蓝眼睛，二十岁，非常文静，象个小耗子。她几乎不出家门，在家里走动时也是侧着身，脚步很轻，动作平稳而谨慎。
她是同一个德国人同居后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人叫库尔特·阿佩尔，也是蓝眼睛，很瘦，皮肤很白──完全是个孩子。
“我全明白，”德国人说，“我只是夜里到你这儿来，那时谁也看不到咱们。我不会叫你出丑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这时他的脸象个圣徒似的：纯洁，明朗，温柔。
他俩认识之前，克雷霞曾和谢多伊的人有联系。那时她很活泼，说话声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样，不象现在这么谨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来，不再跟地下组织的同志见面，尤其是在谢多伊通过联络员要她利用那个德国人提供情报之后。
“我爱他，”她当时说，“我不能这样。我不是出卖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联络员问。
“我要是不明白……”
“这么说，你为了一条公狗可以出卖祖国了？”
“他不是狗，是个孩子……”
联络员只有十七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克雷霞一记耳光，又朝脚下吐了几口唾沫，说：“哼，你这个娼妇！德国人的臭垫子……”
谢多伊知道这件事之后，肺都气炸了，可是没去找克雷霞，因为他不知道她会怎样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着。后来也就不再等了。她开始恨白天，觉得白天她会因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着黑夜降临。库尔特来了之后，波格丹诺夫听到她俩整夜在那里小声说话，要么只是德国人一个人讲话，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凌晨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一种古怪的、颤动的笑声，很难弄清楚她是笑还是歇斯底里发作。
斯捷潘常听她俩窃窃私语，有时听的时间很长，越听越感到她俩讲话象孩子似的，感到她俩用一种在战争年代已经消失的、纯洁的、孩提般的爱情彼此相爱，她俩来自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爱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苦涩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烧酒或吗啡那样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诺夫和科利亚坐在一起喝茶。天还不算晚，离宵禁还有一个来小时。尽管科利亚有身分证和夜间通行证，他总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无论是从波格丹诺夫这里，还是别的接头地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克雷霞正在厨房里洗餐具。当房间的门打开后，斯捷潘猛地转过身去。科利亚继续以原来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倾向他的茶杯。
“应该告诉他，”他想，“不能这么转身。急剧的动作是情报员的坟墓，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剧变化也是如此。”
站在门坎上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库尔特。
“你们好，先生们，”他用憋脚的波兰语说了这句话，便象克雷霞一样悄悄地从他们身边溜进了厨房。一开始厨房里很静，大概是在那里接吻吧，后来他们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很快。更确切说，是库尔特在讲话，克雷霞不时地问他些什么。随后就长时间的沉默了。
波格丹诺夫朝厨房点了点头，小声说：“听，就象罗密欧与朱丽叶。”
“嘘……”科利亚把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
科利亚一直侧耳倾听厨房里的谈话：要把这个德国人调到德国去，可他不愿走。
“这个德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太适时了，”科利亚想，“只是他太马虎。诚然，他还是个孩子，可也不能象这种样子──毕竟是战争嘛。”
后来德国人哭了。可以听到他哭得很伤心，象个孩子似地呜咽着。克雷霞安慰他，对他低声说着什么，而他呜呜地哭着，嘴里混杂地说着德语和波兰语。
“有什么办法呢？”克雷霞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命不好，命不好。”
“我哪里也不去，”库尔特急匆匆地说，“哪里也不去。”
……有些人仓促地作出决定，但事后又开始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自己做对了，还是错了？一般来说，这种人喜怒无常，他们表面上的真诚、机灵和预见能力其实是某种天赋复合体的外部表现，这种复合体后来又会妨碍他们把自己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不能专心致志。
有些人看起来行动迟缓，笨手笨脚，他们的决策过程艰苦而又漫长。乍一看，这种艰苦而又漫长的决策过程似乎表明此人权衡了各种正反因素，选择了在他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其实不然，这种人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是硬着头皮背弃诺言，还是信守诺言？并且这种人落入这种境地不是由于情感的转折，而是来自痛苦地点、冷静的、“自责的”逻辑分析。
第一类人中间会产生自杀者──当然，此人必须是一个出众的人，他一旦作出的诺言和决断对于他的命运具有转折意义。
第二类人中间──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来考察的话──会产生双重间谍。
只有把情感的纯真和缓慢的判断力结合起来（而这是很少见的０，才能造就真正的情报侦察人员──他不仅会看、会听、会沉默，而且善于迅速、准确地进行思考；不仅善于评判事实，而且善于从远景角度分析事实。
科利亚就具有这种天赋。
他的这种天赋来自何处？这是很难完全说清楚的。这种令人叹赏的美质是两种对立品质的融合，这两种对立品质中的每一种都可同时被视为优点和缺点，而合在一起则成为一种伟大的禀赋。完全可能，科利亚的这种天赋来自他的父亲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基米罗夫，而关于他的父亲，科利亚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加夫里琳娜只知道他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而盖世太保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只知道他是党卫军冲锋队大队长施蒂利茨。
科利亚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找那个德国人和克雷霞。
2、在总部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密码译员才结束了工作，把同旋风的第三次无线电联络的译文转交给博罗金上校。
“我们还有茶吗？”上校问维科索夫斯基大尉，“我冻坏了，想暖和暖和。”
“我这就把电炉打开，”博罗金说道，“也许，我这里还有点美陀克葡萄酒呢。”
“那太好了，”博罗金说道，开始抽起烟叶来。他曾跟布琼尼一起工作过几年，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一个习惯：用卷烟纸卷烟叶抽。
维科索夫斯基到厨房去了。侦察处占用了离利沃夫不远处的一所独家小住宅。这所住宅舒适方便，有许多暗室和小贮藏室，并以战前的某种特别方式散发出反沙的果酱、晒干的蘑菇和橙子皮的气味：这里曾经住过一位食品百货的业主。
博罗金听见大尉在厨房里把锅弄得叮当作响。
“家里有许多餐具，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博罗金微微一笑，暗自想道。“这说明人丁兴旺，生活富足。有些人觉得，富足这个词是资产阶级的，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体面的。其实，富足──这也是一种休养，如果明智地分析一下的话。一个人将会怀着极大的温情回忆起自己的家、窗外的椴树、手边常用的台灯和身边的书架。战斗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应该用富足加以充实。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会自己地维护河流、剧院、城市、朋友的家园、他人的儿女、自己的厨房这样一些概念的整体。也必然会保护自己有许多餐具的厨房。”
博罗金捻灭了象雪茄似的自卷纸烟，打开旋风发来的无线电情报的第一页译文。
总部：帕斯捷尔尼克要塞地区是德军准备实施行动计划的屯兵基地。
科利亚通过‘罗季翁’，即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苏联战俘斯捷潘·波格丹诺夫（莫斯科，乌萨切夫卡街７号楼，３７号住宅），对德军集团军司令部的司机库尔特·阿佩尔进行了策反工作，并吸收他为我方服务。阿佩尔请求帮助他与妻子克雷霞·日武尔斯卡娅一起留在波兰。科利亚答应了，但要求他查明有关工兵设备的全部情况。科利亚以他必须搞到一批铁锹和十字镐出
售给需要编造资产清册的地主为由，提出了这请求。
阿佩尔报告说，他是一名非专用司机，不运送固定的军官。他经常开车到城外各工兵分队驻地去：部署在克拉科夫方圆五十公里处半径上的第十二工兵独立团、配属给党卫军第十七坦克军第四师的第五营和第五独立工兵营。
请告知有关德国随军记者特劳布的现有资料，该人一九ＯＯ年出生，柏林人。
科利亚从逃出集中营，现躲在扎帕科涅地区森林里的战俘中组建了一支战斗队。有关他们的姓名和全部情况，我将在下次发报中告知。
科利亚在军需处理发馆工作。军需官很赏识他，因为他为他所有的朋友按摩。军需官叫科济茨基·约翰，中尉，现年四十三岁，科隆人，妻子叫马蒂尔达，娘家姓冯·萨谢尔。他帮助提供证件，持这种证件可以在克拉科夫畅通无阻。
旋风
博罗金皱了皱眉头，用红铅笔改正的电文中的语法错误，并在页边上写道：“该学会正确无误地译解电文了──这样下去是可耻的。”
接着，博罗金用蓝铅笔在旋风拍发的几个姓名下面画上着重线，把它们分别抄录在单张硬纸卡片上，放置在一边。
维科索夫斯基回来了，把一大碗茶和一盘椴树蜜摆在上校面前。
“谢谢，”博罗金漫不经心地答道，继续摘录。
“茶要凉了。”
“什么？”博罗金问道。
“茶凉了可不好。”
博罗金从保险柜里取出刚刚从莫斯科收到的电报，做了摘录，把密码电报放回保险柜，开始给旋风写复电。
……从二十六日起，你或者科利亚必须连续三天在集市广场的天主教教堂里做晚祷，在第五排，左边第一个位子，然后到法兰西饭店的餐厅去。你或者你的副手应穿双排扣的蓝色西服，打黑领带。你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要戴上戒指：一个是订婚戒指，一个是宝石戒指。经过相等的时间间隔，要用手掌捂住左眼──好象受了震伤。将有一个人走到你跟前，问：“请问，这个位子空着吗？”你要回答他，“对不起，我在等一位太太。”在那人需要的时间内，你要受他指挥。
此致敬礼
博罗金
可是，阿尼娅只来得及收到博罗金这份密码电报的一部分。当时她和旋风正坐在林中一个被遗弃的小棚子里，四周空无一人。棚子里散发出干草和枯花的气味，整个顶间都装满了新割的青草。当阿尼娅刚要收完博罗金的第一个句子时，有人咚咚地敲门了。
旋风一把抓起电文纸，攀着梯子向顶间的干草冲去。阿尼娅用斧子砸了一下发报机，开始迅速地嚼起剩下的纸。接着，她把通往顶间的梯子拉开，用干草盖上。这当儿，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3、必要的题外话
冯·施蒂利茨用安全带把自己扣在座椅背上。
“请您当心点，”奥托·楚·乌赫把脸转向他说，“您发现我是坐在十三号位子上吗？”
“对我来说，十三、星期一和星期五，以及闰年，都是吉祥的征兆。您愿意跟我换一下位子吗？”
“愿意。”
“您──疯了？”施蒂利茨认真地问道。
“大概是吧。”
“那就请坐吧。”
“您这样做是出于真心呢，还是闹着玩？”
“闹着玩，”施蒂利茨发牢骚道，“我很想玩一玩。”
奥托·楚·乌赫换到党卫军军官的位子上坐下来，把一块冰糖含在口里嗍起来。
“我不喜欢坐飞机，”他说道，“我讨厌飞行。我心里很清楚：公路比空中死的人更多，但我就是不喜欢坐飞机，毫无办法。”
“您是聪明人，”施蒂利茨说道，“您一可以失去的东西，所以才害怕坐飞机。”
奥托·楚·乌赫是一位艺术博士。他是来查看一批可兑换外汇的珍贵文物的。希姆莱听取了布罗伊蒂加姆的意见──外交官终究是要比卡尔登勃鲁纳的眼光要远些。施蒂利茨的任务是，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