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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就提吧，”旋风说，“我们洗耳恭听。”
“你们也明白，我不需要钱。我只需要一点：可靠的担保，保证战争结束后我能在自己家里生活。其它什么我都不需要。”
“如此说来，您关心的仅仅是保全您的性命？”
“这么说，您好象不关心您的性命？”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旋风说。
“无论这个问题多么复杂，也不应该欺骗自己。”
“我们保障您的生活和自由。”旋风应允说。
“且慢。这不是戏言。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您的权限我也不清楚，我更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接受我们投降时，我应该找谁申诉。”
“戈培尔扬言要在今年打败我们。”旋风插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具有不严肃的性质。思想体系同侦察没有任何关系。”
“嗯，这要看怎么看了。”科利亚说。
“好了，”旋风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朝前走去，穿过寂静、肃穆、黑白相间的小桦树林，“好了。显然，您有您的道理。我们需要您把奥德－维斯瓦基地的防御工事平面图交给我们。如果您无法弄到这张平面图，请帮助我们搞到一名从事这想工程工作的党卫军高级军官。”
“比如，克劳赫，”科里亚说，一边折断一根长长的草茎，“据说，他曾多次巡视这道防线。”
在这场谈话中，旋风和科利亚表演得十分出色。他们在等到贝格的反应。
听到克劳赫的名字贝格立刻想起来了，这位党卫军上校正在执行大本营的任务，与建造防御工事无关。克劳赫具体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贝格也不清楚。他只知道这个党卫军工程兵上校有元首大本营授予的特别权限。
因此，贝格又开始分析两位俄国人的话──或许他们是偶然提到他们知道的人名，或许他们是围绕他们并不清楚，但对他们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兜圈子。
“让他们再提一次这人的名字吧，”贝格拿定主意，“我先不吭声，尽管这显然是个试探性的问题。”
“算了，去他的克劳赫吧。我们关心的是防御工事。”科利亚最后说。
“也许是吧。”旋风回答。
“明白了。从职业上讲，你们不是侦察员。确切说，你们只是战争期间才成为侦察员的您以前没有同外国间谍打过交道。您知道，这行当就象一个普通人进入了电影世界：他觉得一个时髦的影星不是一般人，而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主要是一种错觉。其实时髦的影星每天夜里都哭泣，因为心爱的丈夫背叛了她，或者是由于不能怀孕，或者是由于在排练时电影厂的老板大声斥责了她，并且把她赶了出去，就象哄走一只做了坏事的猫一样──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我同女演员打过交道，一九三八年我利用她们诱惑过法国人。总之，你们还需要一个表示我忠诚的证据。防御工事的图纸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证据。然后经过适当的考验，你们再使我同总部联系上。显然，现在那边还不能信任你们。”
科利亚发现，旋风微微苦笑了一下。
“上校，”旋风说，“我现在感到一种很久没有体验到的愉快。您讲得都很对。我就是看不透与我谈话的对手，就侦察工作来说，您比我强一百倍。见鬼，何止一百倍！一千倍！然而，是您来找我的，是您！”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瓶自酿的白酒，打开木塞，喝了几口，然后递给贝格说：“喝点吧。”
贝格比旋风喝得多一些，他又把瓶子递给科利亚。科利亚喝干后，顺手把瓶子扔进了密林深处。
“我不生您的气，”贝格边吸烟边说，“因为您没有侮辱我，您讲的是真话。仅此而已。对讲真话生气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暴躁狂。好，让我们言鬼正传吧。看来，这样安排是最可靠的：我把你们的一个人安插到我们内部──‘Ａ’集团军群军事情报机构。为此，我准备用我的汽车领他沿整个防御工事走一趟。为了不引起盖世太保不必要的注意，驱车行动的详细步骤我要仔细考虑一下。问题这样解决您觉得合适吗？”
旋风心想：“博罗金不表态。至今又未得到总部的任何指示。而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胆小鬼上不了赌场。这是谚语。民间谚语。赌场是旧社会的残余。不是吗？当然，‘傻瓜’‘酒鬼’除外。这种赌博不正常的孩子也可以玩。钻进脑袋里的念头有多古怪。”
“这是个有趣的建议，”旋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是个长远的建议。您身上带有母亲或孩子的照片吗？”
“我是重感情的民族……当然带着。”
“给我看看。”
贝格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用蓝带子捆扎的信件。
“全都给我吧。”旋风要求说。
贝格说：“我明白您的意思。请您拿一封吧──带地址的。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我的母亲和孩子。其余的还是留给我吧。”
旋风拿了一封带地址和邮票上盖有邮戳的信，取出照片，然后把信件装进自己的衣袋里，说：“就这样吧。我的朋友将潜入你们内部。”
贝格看了科利亚一眼，点了下头，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旋风；猛然间，从他那精确、敏锐的记忆深处一下子浮现出那个苍蝇曾迎候、后来被盖世太保抓住、又从他们那里，从集市上逃跑了的俄国侦察员的形象
上校突然象是疲劳而颓丧地想：“我若是把他交给盖世太保长官，我就能成为民族英雄。很可能，为这份厚礼我可以得到一次假期。”
“请约定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吧。”贝格说。科利亚这时觉得上校的声音一下子变了。
旋风看了看科利亚，然后又扫了贝格一眼，说：“这个小伙子，”说着他把手搭在科利亚的肩上，“就象我的兄弟一样。对您──就象是儿子。明白吗？”
“明白了。”
“假如他脑袋上哪怕少了一跟头发，我都会给您许多苦头吃的。”
“好了，”贝格的语调仍旧有气无力，“我们没有必要彼此威吓。本来活在这个世上就够可怕的了，我明早等候。我想，地址没必要告诉您了吧？”
“用不着了。”科利亚说。
“再见。”贝格说。
“再见。”
“我是在朝左边走吧？”贝格迈出十几步，又折回来问，“我辨不清方向了。”
“是的。一直沿着峡谷走。到了小路上，朝右拐。它会把您引上公路的。”
“谢谢。”
贝格又开始朝前走，但被科利亚叫住了。
“听着，上校，”他说，“您还是设法打听一下克劳赫正在干什么，好吗？”
贝格摇了摇头，说：“不。这事得您去干。您亲自干。”
他弓着背，象个老人似的，步履艰难地走了。
“如果我警告那个年纪大点的，要他别在城里露面，他显然会大吃一惊，”贝格暗自思忖，“他会害怕我，对什么都不相信。当然他不是我所需要的那一级侦察员。他还不明白，对于他们的指挥部来说，我有多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盖世太保印制了他的照片，如果他被抓住了，无论他有多坚强，他们都会把他折磨地供出我来。不，这个人会守口如瓶的。”
贝格扭过头：俄国人还站在原来的地方。
“不，还早。”他拿定了主意。“他逃出盖世太保──这是我的王牌。为时尚早。应该学会做买卖。而聪明人做买卖是要单独行动的。”
第二十四章 痛苦的尝试
谢多伊和尤素福·特龙普钦斯基在驶出城外的汽车里等候旋风。旋风来迟了；谢多伊焦急不安，不时地看手表。特龙普钦斯基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他是个既幽默又冷静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处在错综复杂的偶然事件之中，”他开口说起来，“而且，老实说，我们与逻辑毫无关系，就好比整个太阳系一样。哪里有什么逻辑？大自然给了我们生命，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它干嘛又每时每刻地向人们索取它亲自送给人家的东西呢？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啼，就是对未来死亡的呐喊。害怕死──这是天真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我们指示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从小别人就拿地狱来吓唬我们，而能吓唬人的，应该只有一种东西──想象出来的地狱，也就是生命。”
小胡同里突然闪现出旋风：他戴着眼镜，身穿时髦外衣──活象个市长的办事员；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装着两颗手榴弹，公文底下放着一把自动手枪。他的两个嘴角下垂，左边的眉毛有些蓬乱。
“对不起，”他说着坐进汽车里，“市里正在搜捕，我避了一会儿。开车吧，有话要谈。”
特龙普钦斯基踩了一下油门，汽车缓慢地开动起来。
“是这么回事，”旋风讲起来，“我衣袋里有两个地址。这两个地方住着两个将要炸毁克拉科夫城的德国鬼子。”
“这场序幕还挺诱人，”特龙普钦斯基说，“什么时候穿透他们的脑壳：今天晚上还是夜里？”
“这是单枪匹马的干法，”旋风回答说，“这回要来一次有趣的联合行动。当然，是同一时间的联合行动，对它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但为了拯救城市，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有这样一个情况：这两名党卫军分子中有一位的父亲是在汉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母亲也是共产党员，在集中营里被枪杀的。但这些情况他本人一无所知。能够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的只有一个人──特劳布。”
特劳布问特龙普钦斯基：“听着，尤素福，您明白您来我这里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吗？”
“明白。”
“把收音机打开，我担心有窃听器，虽然我也知道这里没有──电话被拆除了，今天早晨，我带着一根木棒爬遍了所有的通风口。”
收音机正播放轻歌剧选段。看来是维也纳的录音──歌声动人，乐曲和谐，合唱象是把独唱慢慢地推出，而后又轻柔、温情地收拢回来。
“这些情报是怎么到您手里的？”
“这不重要，特劳布先生。最好是立刻把盖世太保叫来。”
“我答应帮助您──在对我没有危险的限度之内……请对我解释一下，我是怎么赢得你们这种可恶的、我根本用不着的信任的？”
“您是作家。”
“德国的作家还少吗？！干嘛你们非要缠住我呢？！”
“德国的作家很少。其中一位──就是您。其余的都算不上作家。”
“亲爱的特龙普，”特劳布微微一笑，“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我只能在我认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有利于你们的事。再往下走就该写警察小说了，可我以前是写性问题心理剧的。自从元首认定性问题正腐蚀着民族的未来──青年人，我就开始写无聊的报刊通讯了。”
“如果您拒绝，那可太糟糕了。克拉科夫城将变成一片废墟。您帮助过我们一次，帮了大忙，难道这第二次您会拒绝吗？”
“我希望您不要拿我帮助过你们来威胁我，您会吗？”
“如果我相信这样做有效，我是会的。”
“我的上帝，别胡说。您可以随便吓唬什么人，可吓唬不了艺术家，因为他已经用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吓唬过自己多少遍了，总之，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害怕了。作家就象女人一样：她愿意以身相许──您就能得到他，如若她不愿意──您只能是一无所获。”
“作家先生，我不相信您会拒绝我们。”
“让我们认真地推断一下：就算我去找那个儿子，我对他讲些什么呢？我在这里无人不知，他一个电话打到盖世太保，我第二天就得落到他们手里。”
“干嘛这么悲观？别这样。我们可以再来做另一种计划……”
“‘我们’指谁？”
“我们就是我们。”
“算了，你讲吧。我听着。当做写小说的素材。”
“很简单。我记得您曾对我父亲讲过，一九二二年起义时您正在汉堡工作。”
“是的。只是我那时曾反对这位党卫军分子的父亲，我拥护日耳曼共和国。我当时非常不喜欢共产党人。”
“不要总盯着过去。我们来谈谈未来。您去找这位小伙子，最好是无意中在他家的门口遇上他──这我们可以帮忙──您叫住他，只向他提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利博。当然，您要穿军服。以后的一切都取决于他对您的回答。”
“他会回答让我见他妈的的鬼去。”
“您是少校，而他才是中尉。他绝不会那样回答您。”
“好，就算是这样。接下来呢？”
“因此，他不会让您去见鬼。他会问您是什么人。您就向他做自我介绍。军界都知道您是战地记者，西班牙、阿比尼西亚、埃及战役的英雄。他就会同您攀谈起来。肯定会跟您攀谈。这时您只问他一件事：他是否记得与自己相貌十分相象的父亲，汉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您会亲眼看到他对您这句话的反应。以后的事就由我们来办。您明白了吗？您的理由是：想给报纸写篇文章，报道一个敌人的儿子如何变成了战斗英雄──小孩子戴上了奖章，这会使他喜欢的。您不必去知道他们的秘密，您是动笔杆的人，您不会招来任何嫌疑。让军事检查机关去删掉这篇稿子好了──这与您无关。”
（后面的一切旋风连微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在利博家附近安排一个耳目。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话──他的住所离兵营只有五分钟的路。他与特劳布谈过话后去什么地方和是否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应首先查明。如果利博一整天都不出去，那么就应该进入下一阶段由旋风亲自担负的行动。如果他到盖世太保去，特龙普钦斯基就要去提醒特劳布。他本人也立刻迁居。如果他回司令部去，那问题就明了了。也就是需要作家再与利博接触一次，需要特劳布赶写一篇激昂的文章，并争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
“依我看，这把戏不会有什么结果，”特劳布说，“尽管您对我说得天花乱坠。将来可能用得着。您还是用铅笔把您的计划写出来。对我可能构成危险的地方请您写得详细些。后面的这要求并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好奇和理智的谨慎──必须把日记藏起来。”
“喏，这还早……”
“我不知道什么是早，只知道什么是晚。况且，您的计划中还有漏洞：就是这位利博的父亲。他是什么样子？您有他的照片吗？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他。”
“我们没有照片。”
“如果他们突然拿出十几张照片问我：‘这当中谁是利博的父亲？’我怎么回答？”
“您肯定他们有这些照片吗？”
“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呢？”
“这倒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
“这里只有一个有利的情况：即便有这些照片，他们也来不及向盖世太保索要。”
“怎么解释？”
“都被封锁住了。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
“您跟德国人讲话太乐观了。应该谨慎点儿，我的心是德国的，头脑也同样是德国的。”
“您现在的主子完蛋得越快，对德国越有好处。”
“这只是说说罢了，特龙普，说说罢了……对我们领袖的仇恨转变为对我们民族的嘲讽。”
“我认为您讲得不对。”
“好了，我亲爱的劣等人种的代表，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拯救克拉科夫城吧。死了也无愧。顺便问一句，您从来没有见过我们那些白痴们用来测量劣等人种头骨的卡钳吧？”
“见过。”
“在什么地方？”
“我被他们测量过。”
“对不起。”
“明天我来接您，好吗？”
“不必来接我了。把地址给我，我到那附近走一走。”
“不用。利博是个很准时的人。他每天从兵营回来是晚上七点到七点一刻之间。”
“我怎么认得他呢？”
特龙普钦斯基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就是他。”他说，“请记住。”
“好吧。”特劳布说，“我试试看。”
“谢谢，作家。”
“嗳，别这么说，用不着感谢。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您别以为是您把我引到这上面来的，是元首，是我的胡思乱想和用来测量人种优劣的木制卡钳引我走上这条路的。”
元首：从军事观点看，战局决定我们必须在西线从徒劳的防御战转向进攻战。只有进攻才能重新使这场战争在西线形成我们所希望的趋势。防御战会使我们在短期内陷入绝境：一切将取决于敌人得以加强其不断扩大的武器装备的程度。况且进攻战所付出的有生力量的牺牲没有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