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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我钻进一间孤零零的板棚里过夜。雨下个不停。我决定爬到顶棚干草堆里藏身，等到晚上再安安稳稳地继续赶路。
干草里很暖和。散发出阳光和夏天的气味。我睡得很香，有好几个月没这么睡过。我醒过几次，听到雨水枯燥而平静地敲打着瓦顶的声音，又重新入睡了。
在家的时候我很奇怪，父亲怎么能在电车上睡觉。他带我去农展馆附近姑妈家作客时，总是坐在电车的一个角落里，把大衣领翻起来，把拐杖杵在地上，然后用隔壁肘往拐杖上一支，便离开睡着了。起初我对他这么做很生气，后来又觉得好笑。我那时是个孩子，觉得他在电车上睡觉会遭人耻笑，心里很生气。我的态度一准使他很难受吧。后来我参军了，才懂得了这一点，更确切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进入集中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只是到了集中营我才懂得，父亲为什么星期天也会在电车上睡觉。由于多年的劳累，一个人要么总想睡觉，要么忍受失眠之苦。
“舞台上的雨倒比这种真正的雨显得更真实。”我一变望着天花板一边想。“今天这场绵绵秋雨显得太柔和了。连风也那么平静和温顺，真会叫人忘掉世上的一切。再加上肚不疼，衣袋里装着土豆。”
生土豆只是刚下口时才难以下咽。习惯以后，那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我掏出一块土豆，用大衣袖擦了擦，不慌不忙地啃起来。我一边啃土豆一边拼命回忆，是哪一位科学家断言，说土豆皮是卡路里的代用品。这个论断完全对，只是乍一听有点可笑。
我发现，吃剥了皮的土豆容易饿，要是连皮吃下去，那么一个土豆就能顶一顿早点。起码从热量上是这样。
脑子里即便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不瞌睡了。我暗暗骂自己对土豆和土豆皮的热量这么关心。应该在啃掉一个土豆之后继续睡觉。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大概是巴甫落夫吧，他说午夜前睡一个小时等于午夜后睡两个小时。苏沃洛夫每天八点睡觉，半夜三点起床，然后坐下来工作。我要是能同他作伴就好了。
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头母牛的沉重的走动声，水桶的碰撞声，女人的脚步声，轻柔的说话声。只听那女人拍了拍奶牛的臀部，然后一边柔声细语地说话，一边挤奶。可以听到一股股热奶射在桶里的丁丁声。
看来，我说的什么土豆皮的热量，什么白天、早晨和晚上睡眠的效益，全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一听到热呼呼的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全身一下子就瘫了──由于饿，由于胃痛，也由于虚弱引起的躁怒，我大概呻吟了两声，因为这时牛奶的丁丁声中断了，女人惊恐地问道：“弗里茨？！”
“肥头大耳的弗里茨马上就会冲进来，”我想，“我得跟波兰永别了！”
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在逃跑这段时间里，我曾多少次屏住气，一动不动！曾多少次想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很小很小，叫谁也看不见！这对一个人是多大的屈辱啊！
“唉，妈妈！”
我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那声音很远，大概有五十米左右。
如果这孩子就是弗里茨，那么事情还不象我刚才想象的那么糟。我听到有人朝板棚跑来。然后是孩子的喘气声、笑声和我听不懂的问话声。女人回答了些什么，孩子便跑了。我又听到牛奶流到桶里的丁丁声，女人温存的低语声。在集中营时有个兽医和我一起干活儿。他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仪器，用电动挤奶器挤奶，电唱机会自动播放音乐或女人温柔的低语。这么一来，奶牛就不紧张了，让电动仪为自己挤奶。德国人真是个聪明民族，连奶牛的感情都考虑到了。
女人走了。奶牛在下边嚓嚓地吃干草，并象人似的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我又开始困了──巴甫洛夫万岁！苏沃洛夫也不例外……
我睁开眼，看见一张女人的脸。她长得很美，尽管已经不年轻了。我在集中营很少梦见女人。别的囚犯也是如此：饿肚子的人是很少梦见女人的。做梦做得最多的是吃饭，不过我们在梦中也得尽量克制自己。我们强迫自己只做爱国主义的梦。否则就会支持不住，非垮掉不可。
我把头扭到一边，闭上眼，想用手挥去眼前的幻想。我的手碰到了什么人的肩膀：一个女人正跪在我的面前──这不是梦，这是现实。
“怎么回事？！”我问。
女人哭了。
“亲爱的，你是咱们的人吧？”她低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女人说话了。男人们在集中营是用另一种声音说话的。在我们的任何一句话里也不会有我刚才听到的这种善良、惊恐和欣喜。
“小声点！”我请求道。
“他们都睡了。”
“他们是谁？”
“我的女主人和她的孩子们。”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她叫我来的。”
“来干什么？”
“来顶棚拿干草。”
“没说谎吧？”
她没有回答。她俯在我的身旁，闭上眼，向我贴近。她身上披的军上衣掉了下来，我看见了她的肉体。我开始浑身打颤，仿佛冻僵了。她很快地说着什么，紧紧抱住我，越来越用力地把我往她身上拉。我看不见她那眯得很紧的眼睛，我只感到她的整个肉体贴在我的身上。
女人！也许，在集中营里男人想女人就象渴求自由一样强烈。只有那些家里有孩子的男人才更多地想孩子。我们集中营有个大尉，夜里总是泣不成声哭诉道：“我的小儿子萨申卡……你离了我怎么过呀？我的小儿子萨申卡……”
一年前娜佳从布良斯克被赶到了德国。她的母亲、两个兄弟和丈夫科利亚留在了俄国。丈夫在部队当兵。
她的呼吸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微笑着听她说话。后来我怕她生气，便把头稍微移开了点。可是她跟我贴得更近了，她的呼吸又弄得我的耳朵发痒，我禁不住又笑了起来。
“我们家很干净，房子用主墙隔成了两间，”娜佳低语道。“窗外种着天竺葵，还有两棵榕树。我们还种了一棵柠檬树，可是叫弟弟碰断了。他夜里去穿堂喝水，不小心把它碰断了。我们又换了一只桶栽下去，可还是枯死了。”
“大概伤着树根了。”我说。
“当然是伤着树根了，”娜佳高兴地说，“那还用说？我们想再买棵新树苗，可是战争爆发了。”
“打完仗再买吧。”
娜佳立刻哭了起来。
“别哭，”我央求道，“不应该哭。你在这儿受气吗？”
她摇摇头。
“不受气，”她说，“这个德国女人心还挺好。也不打人。只是她那个男孩有时往我身上扔石块。不过也没什么。别人家更糟。咱们别说他们了，”她不哭了，求我道：“你讲讲咱们人的情况吧。”
“好吧。”
“讲讲家里的事。”
“好吧。”
“你家也有花吧？”
“有。龙舌兰。”
娜佳笑了：“那是什么样的花？”
“带刺的。能医百病呢。”
“真的？”
“真的。”
“我信。你成家了吗？”
“没有。”
“把未婚妻丢下了？”
“没有。”
“我的科利亚很漂亮。一头淡褐色的鬈发，柔软极了。他心地好，所以头发才这么柔软。”
……天亮前我又上路了。为了让我能够判定方向，她指给我一条通向岔道口的近路。她吻了吻我，含着泪笑了笑。
“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我问。
“怎么会不知道！叫娜佳，我对你说过。”
“不对，”我抚摸着她的头、肩和粗糙、劳累的手。“不对，你不叫娜佳，你叫娜杰日达。懂吗，娜杰日达。”
从这里到波兰边境还有五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至多一百公里。我顺着河边走。这是一条大河。我已经在河边走了一整天。我想找个渡口。
认真的德国人不象我们俄国人，没有在岸边留下渡船。他们绰起撑杆，把船一撑就走了。船是跑不了的──第二天就会有人把船又划回来了。船的主人嘟哝着，奇怪自己的船不见了，可是过后又喜出望外：真是一件奇遇。我们也喜欢奇遇，但是一定得有个好的结局。
天快亮的时候，我在一片灰蒙蒙的晨雾中发现一座桥。在河的对岸有一座小城。
“我得等到天亮，先在树林里睡一觉，夜里再到对岸去，”我一边想一边机械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土豆。衣袋空空的。我自己的干粮吃完了。娜佳给了我几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些香肠皮。我尽情享用了两天，没有象过去那样噎得动弹不得，因为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响。
“也许现在就过去？”我继续想。“也许他们这时候，也就是天亮前睡得最死？”
我朝桥头又走近了几步，看到一座小屋。这是卫兵的房子。我爬到小屋跟前。紧贴墙是一片灌木从。我决定躺在树从下把情况了解清楚。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接着是脚步声。我看到一个背着卡宾枪的老人的身影。他慢吞吞地朝桥头走去，然后消失在越来越浓的灰雾之中。一刻钟后老头儿回来了，走进了小屋。接着就是锁门的声音。
我往一边爬了爬，然后站起来，弯着腰朝桥头走去。我走得很快，差不多是小跑。前方可以看清十五米以内的东西。雾这么浓，真是求之不得。眼看就要到对岸了，那时我就胜利了。喂，睡吧，德国佬！睡得再死点！这对你们又算得了什么？！
我现在不是跑，而是悄悄地走。假如河对岸也是这么个老兵在把守，那就万事大吉了。我屏住呼吸，继续往前走。
停！在这里，在离桥头两米远的栏杆旁边，站着一个德国兵。他正往河里看。在他身边，靠栏杆放着一支步枪。我屏住气，开始朝后退。
“喂！”卫兵对我喊了一声，声音不太大。
我一声不吭地走着，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该跑了？不行，这反而会惊动他，他会发出警报的。可是往后退显然也不是个好主意。我扭身就跑。
“站住！”
我飞奔着。身后响起了枪声，第二声……我朝对岸走了那么长时间，可一转眼又回到了原来的可诅咒的岸上，这里离波兰，离游击队，离我的祖国更远了！
我朝小屋跑去。只见那个老兵挥动着卡宾枪迎着我跑上来。我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只有一步之隔。我使足劲照他的鼻梁打去。老头儿摔倒了，卡宾枪砰的一声掉在柏油路上。
身后枪声四起。我该朝哪儿跑？是朝我来的方向，还是相反？我决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因为根据判断，那里有一片沼泽地，不怕警犬追捕，可以在那里等待警报的解除。
几分钟后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前面不是什么沼泽地，而是一座座房子。只见各家窗户内的灯亮了，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德国人惊醒了，他们马上就会对我进行搜捕。
我扭头往回跑。我站住了：一个穿短裤和夹克衫的小男孩拦住了我的去路。他手里晃动着一支手枪，嘴里嘟哝着什么，用枪瞄准了我的脸。
“走开，小坏蛋！”我绝望地喊道。“放我走！”
“举起手！”他终于说道。
他已经学会了。这种事他们学得倒很快。我朝一旁跳了一步，小男孩连续射了两枪。射偏了。这是从两边又跑来几个人，把我围上了。小男孩发出一阵狂笑，兴奋地向围住我的人讲着什么，接着又举枪朝我头部射击了两次。
……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周围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嘲笑我，因为小男孩拿的是一支玩具手枪，可我却由于他对准我脸部开枪而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个老头没有笑。他满头白发，眼窝塌陷，喉结尖凸。他递给我一支香烟。
“这个老恶棍也会想出点花招取笑我的。捉弄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我暗暗思忖，朝老头摇摇头。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持枪的干瘦老兵走进房间。他用枪托照我肩上杵了一下，说：“喂，随我走……”
他把我带进一座楼，锁在一间黑屋中，过了约莫十个小时，门开了。他手持一张盖着印的公文走进来。
“上火车去，”他极力说得能叫我听懂。“呜－呜－呜，”他 起嘴唇学火车头的鸣笛声。
押送我的卫兵走在我后边，不停地出长气。我能听到他那嘶哑的呼吸。他走累了，便碰碰我的手臂，说：“喂，站住……”
我停下来，卫兵也停下来。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院街上，喘着粗气，互相对视着。有几个小孩在不远处的一个院子里嘻笑，从他们欢快的叫喊声中听得出来，他们正在互相追逐，也许在捉迷藏。当“领头人”找到了其他人躲藏的秘密地点后，大家齐声尖叫起来。捉迷藏是一项有益的游戏。我在逃跑过程中很有体会。它能培养对意外情境的适应能力。
德国卫兵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尽管他手里拿着枪，周围院子里也住着跟他一样的德国人，可他照样惊恐地看着我。我们两人在变成蓝灰色的街道上站了很久。他望着我，我望着他。他神色惊恐，我却无所谓，因为此时我没有考虑逃跑，在市内也不可能逃脱。人们要逃跑的时候，总是用仇恨的目光望着押送他们的卫兵。在别的时间，尤其是在卫兵不打人，不朝落在后面的人开枪的时候，是没有人仇视他们的。
我们越往前走，他越是惊恐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喂……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他用刺刀碰了碰我的肩，动作很小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听见这个德国人在后面移动着脚步，想尽量跟上我的步点。他一跳一跳地走着，但还是跟不上，因为他的左脚只能勉强地拖动着。我走得很快，他在我后面跳动着，怎么也无法跟我保持一个步点。我又听见他呼哧呼哧喘气，不停地大声咳嗽。他咳得越来越厉害，简直叫人害怕。我停了下来。他抱住肚子站在那里，两眼通红，泪汪汪的。他咳了好半天，后来喘了口气，说：“谢谢……”
他又用刺刀碰碰我，叫我继续走。
在一个火车站，他把我带到战地宪兵队，他自己出去办理到柏林的通行证。他半个小时后回来了，带来一杯啤酒，两片夹肉面包，往我身边一坐就吃了起来。每一片面包他都嚼很长时间才咽下去。他喝啤酒时，每一口都象流进了一个空洞。我把头扭到一边，不想看他吃东西的样子，可还是能听到他嚼东西的声音，我的脑袋也随之一阵阵发晕。
我扭着头坐了很久，最后终于忍不住，转身对他说：“社会民主党人！轻点吃！”
这位德国人呛了一下，迅速地朝四周望了望。一个年老的宪兵正坐在一张桌子前高声打电话。我看出，押送我的卫兵被“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吓坏了。我想起来，在我呆的那个集中营里，有几个人就是因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关进去的。
“喂！”我大声说。“你这个社会……”
卫兵从凳子上跳起来。一块夹肉面包掉在地上。我从地上捡起来，放到嘴里慢慢嚼。德国人等我吃完后，带我去上火车。
分给我们一间小包厢。德国人插上门，命令我坐到窗前，他自己在门边占了个位子。他把枪放到膝盖上。火车启动了，我看见他扳起了扳机。
我知道，我的唯一出路就是逃跑。我也知道怎么去做。等天一黑下来，我就扑到这个德国人身上，把他掐死，然后换上他的制服，在一个小站跳出车厢。
我计划好了时间。等天上的星星一出来就动手。
“要是今天没有星星呢？”我想道。“这也无关大局。当然最好在星夜逃跑，尽管别人容易发现我，可我也同样容易发现别人。假如今天看不到星星，那就等过了路旁的树木后动手。”
第六章 相会
1、
我想起了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那是黑海的一个车站。那里几乎没有去度假的人，只有农夫和渔民。我是和父亲一块去的。整个车站只有两个外地来的疗养者。我一想起阿尔希波－奥西波夫卡，就会立即听到惊恐而欢快的蝉鸣。老天爷，那儿的蝉可真多！至今我也想象不出蝉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有蟋蟀。我一直想在狄更斯的中扮演一个角色。可我至今也想象不出蟋蟀究竟是什么样子。假如知道它们象潮虫和螳螂，那就太扫兴了。不过即便如此，也可以不相信。因为你完全可以不去相信你讨厌的东西。
天上出现了星星。包厢里的绿灯顿时亮了。灯光昏暗，亮度不足。
“喂！”卫兵把一张照片递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