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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粟仁浆施四海
杜月笙先生遗嘱又有云：「……诚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国家社会之恩赐殊多，义之所在，不敢不尽力以赴之也。」
先生在世，无论在任何场合，在任何人面前，向不讳言他「出身寒微」。这是他朴质谦抑，和易近人，而且真诚坦白、胸无城府处。杜先生的童年，不仅对他个人，是一页血泪辛酸史，即令于他的家族，也有不尽的痛苦与悲惨。杜先生诞生于逊清光绪十四年，民前二十四年，时值清廷积弱，外侮日亟，欧西各国势力，相继侵入淞沪，上海若干农工商小市民阶级，环境日蹙，生计艰难。杜先生降临人间，他的尊翁文卿公正设米肆于上海杨树浦，越一年，母氏朱太夫人带他由浦东高桥杜家花园旧宅，迁赴杨树浦依文卿公同住。又一年朱太夫人诞一女，产后即告病逝，以致杜先生不仅在襁褓中痛失慈母，而且连他那位等于从未谋面的胞妹，也因家运的蹇滞，送给一位黄姓的宁波人，作为螟蛉。
先生四岁，所幸文卿公续弦张氏夫人，对先生视同己出，备予钟爱。然而好景不常，五岁时文卿公病殁，张氏夫人抚育遗孤，撑门立户，又过了两年，米店因经营不善，被迫歇业。
张氏夫人只好携同先生，遄返高桥，勉力维持生活。不及一载，衣食两缺，母子二人实在撑不下去，张氏夫人被迫脱离杜氏门庭，留下先生这个八岁大的孤儿，茫茫人海，茕独无依。幸有他的外祖母朱太夫人予以收容，但是外家的生活很苦，因此先生从八岁到十三岁那一段时期，三餐犹且不继；而负薪、种菜、领孩、煮饭，一应成人的工作，都必须挺身任之。到十五岁那年，外家也耽不下去了，他便一肩行李，两手空空，和外祖母在八字桥对泣而别，孑然一身，到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去求生存，打天下。
在这样穷苦困厄的环境之中，杜先生的父母双亲相继病故，家贫以至无力营葬，两口灵柩，先后停在杜家花园宅外的田塍上，仅于灵柩上面覆盖一些稻草，聊蔽风雨，荒丘暴露，为人子者情何以堪？但是家境如此，唯有椎心刺骨，徒呼奈何。
杜先生是从孤寒艰困中挣扎奋鬪出来的，因此他极其了解民间疾苦，人生刼难。他从小时候起便已立下誓愿，博施济众，他曾慨然的说：「将来杜某人有了钱，凡是遇到穷人，我都要加以接济！」
这句话，杜先生确能终身奉行不渝。从民国七年起，夏施痧药，冬赈寒衣，死赠棺衾，年节送钱，他对浦东故乡数以千计的贫弱病苦，一直招拂济助到民二十六年八一三事变为止而平时任何人有缓急相求，不论数额大小，他无不欣然应命。战前每月拿着专折，到杜公馆支领生活费的，多达二百余户。自民国二十四年迄二十六年，短短三年之间，他个人捐输的各项义款，为数即达一百五十万元之巨。至于民国十六年北伐之役，十七年陜北旱灾，二十年长江大水灾，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几度大难，灾黎遍野，流离失所，都曾由杜先生登高一呼，国人景从，于是广施赈济，全活无算。以是杜先生逝世后，张岳军先生挽词中有：
「卜氏输财，历济艰危昭史乘」之句，而王正廷先生亦曾挽以：
「是大众卫星，义粟仁浆施四海！」
先生早岁饱受贫穷的苦楚，待他成功发迹以后，他仍自奉俭约，不尚奢靡。他在饮食方面毫不讲究，山珍海味固所不辞，一碗咸泡饭，也能吃得津津有味。衣着一道，他更是常年一袭长衫，穿鞋子，他爱穿缎面软底，新鞋子上脚还嫌不适意，总是命人先替他穿软了，自己方始着用。
仁民爱物，薄己厚人，这是杜先生立身处世的一大原则，且能身体力行，历数十年而不渝。香港时报民国四十年八月十九日的一篇社评，对于杜先生的此一美德，论说得相当透澈：「杜氏以一『出身寒微』，『朴实无文』的平民，崛起海隅，……平日立身行己，对人接物，尚道义，重然诺，处处揭示着『朴质无文』的本性，即处处表现着令人尊爱的美德。因此，他能以布衣而抗颜当代名公钜卿，广交四方智勇力辩之士，无贵贱，无贫富，皆乐与接近。他又能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忍人之所不能忍，救人之所不可救。故其事业的发扬大成，固由于他的才智使然，而社会大众在无形中给予他的同情鼓励，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果实的获致，即是从他一生的义行中产造出来的。」
友天下士，读古人书
提到杜月笙先生的才智，以笔者和他过从二十六年，情深肺腑，谊重骨肉，朝夕亲炙教益，长年累月所获致的印象而言；我必须承认，杜先生纵或只读过几个月的书，「朴质无文」，然而他慎思明辨，目光如炬，他的才智多半是由天赋而来，亦即钱永铭先生所说的：「智能天纵，仁心夙具。」除此而外，那便是他天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国之大老许世英先生，和杜先生订交二十余载，屡共寓庐，常同晨昏，许先生尝留心观察杜先生怎样治乱理棼，待人接物。许先生说：「观其治事，恒若不假思索，而无钜细；罔不衷于至当。其交游也，事上无谄，遇下有恩，富贵贫贱，死生不易，其态纯然，如浑金太璞，不待雕饰而成大器！」吴铁城先生也曾说过：「……先生，昭代超人之一，重言，一非常人也。先生独有其至性至德，良知良能，得天者厚，与生俱来，发为行动，均合于造化之自然，有若春风之煦育，甘露之膏泽，滋荣万物，造福群生。」方治先生尤曰：「先生尝以幼年未能致力学问为憾，但是他的刻苦自励，慎思明辨的功夫，较之一般自命为通儒学者，并无逊色，盖因天赋甚厚，虚怀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间的经纬万象，都作为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的是非美恶，都视作人生的明镜。因此，他的卓越见解，超人智能，诚非常人所可望其项背。」
综合以上三位先生的高论，加上笔者个人对于杜先生的了解，杜先生之所以崛起沪滨，领导群伦，浸假成为一代贤豪，其基于个人才智方面的因素，我以为似可归纳四点：（一）天份智能绝高，（二）魄力雄浑，（三）虚怀若谷，对人从无骄矜之态，成就愈大，愈发谦虚。「满招损，谦受益」，就杜先生而言，确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四）杜先生还有一点异于常人的最大优点，那便是「知人善任」。
杜先生一生严格遵守他个人所创的许多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知人、善任」，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处理人事问题，从不假手他人。
以我个人亲身体验所知，杜先生用人的方法，非常巧妙，我们不必讳言，杜先生的门下三千客，良莠不齐，鱼龙曼衍。但是杜先生用人的第一步先是知人，他以一双慧眼，丰富的阅历和过人的社会经验，门下客有什么长处，什么短处，他可以在短暂时间之内，洞悉无遗。然后，他便取其所长，截其所短，使每一个人都能置身发挥长处的工作岗位。
杜先生品评天下人才，列为四等。有本领而无脾气者居上，有本领也有脾气者列中，无本领亦无脾气者下焉之，无本领反有脾气者不入流，属于劣等。他所谓的本领，不一定是精娴韬略如诸葛亮，或则为万人敌如猛张飞，他只着重那些头脑灵活、手腕玲珑，可以开天辟地，打出江山的奋鬪人物。他所嫌弃的人，到不是一语不合，拔刀相向的莽汉；而是那些色厉内荏，表里不一，经不起打击与考验的懦夫。他喜欢宁可胯下受辱，终于大节不亏，有如淮阴侯韩信那般的能忍自了汉。凡在杜先生门下的诸君子都知道：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穿窬鼠窃者流，有本领的不稀奇，少气节的必定存身不住。
杜先生平时很少对人疾言厉色，摆出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他了然一个人如有长处，必也有其短缺，他用人之所长，而身教言教，潜移默化，去其所短。但凡入了杜先生的门，很少人会入宝山空手回，这是杜先生伟大高明的地方，也是人人乐于为他所用的症结所在。
先生尝谓与笔者夙有宿缘，自民十七年忝列杜门座上客后，接席欢谈，每每聊到夜阑人静，犹仍怅怅兴辞。但有一日不得见面，先生或遣信使，或来电话，辄常殷殷为念。由于长时间的相处，我仰体先生待人的许多长处，譬如先生对我所谓种种，即从不曾自他人口中闻及。尤足奇者，先生对门下诸君的生活情形，经济状况，了然有若指掌，某人发生了困难，他必能如时如份，伸出援手﹔他的馈赠，向以亲手相授，从不假诸第三者，因此受惠的人，份外觉得温暖感激。「天知、地知、尔知、我知」，杜先生这么做，决不是故弄玄虚，足恭乡愿，而是由于他自己深知贫穷的痛苦，了解涸辙之鲋，将伯之呼，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他能解人之厄，济人之困，同时更能以最虔诚、最体贴的心情出之
杜先生和门下士相处，往往谈笑风生，不拘形迹，使人以为他是最可亲近，最足以信托的好朋友，而不是道貌岸然的师尊，或是高不可攀的上司。杜先生拥有庞大的事业，总绾数以百计的机构，但是跟他办事的人，上下交讙，亲切有如家人父子，在他所主持的单位中，看不出有半点衙门化的迹象，更不会出现所谓的官场作风。这不仅能够在无形中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他所用的工作人员，咸以为跟随杜先生工作，是一件很荣幸、很合宜、很有意义的事。
在杜先生的脑海中，彷佛有一整套搜罗宏富的人事资料，分门别类，一索即得，尤其新的资料尚在不断的增补修订。每逢有一件事发生，需要什么人去处理，他可以不假思考，运筹一心，调兵遣将，立刻派出最适当的人选。他这项本领，也是由他的天赋得来，否则的话，以他一个人的精力﹐面临那么许多的问题﹐主持那么庞大的事业，如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知人善任，那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的。
门生部属，对于他忠诚的程度，是杜先生平素最注意的一件事。他目光锐利，思想敏捷，判断力极强，因此他颇能识人、鉴人。在他面前「掉鎗花」，无异是作茧自缚。不过，杜先生虽能洞若观火，使心怀叵测者在他面前无从遁形，但若被他看出了破绽，他也是心存厚道，决不当面抓破脸皮，而希望能以他的一腔至诚，将之潜移默化。他常告诫我们说：「对人必须诚恳，即使有人欺瞒我于一时，我总能以诚字来感动他，使他心悦诚服。我的处世之道，尽在一个诚字，你们举一反三，方始可以谈交友。」上海华格臬路杜宅的门联，一向都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这两句联语，最足以说明杜先生的胸襟和为人了。
先生治事，讲究原则，力求以简驭繁，一桩事情交给了某一个人，他便绝对寄予信任使其放手去做，设非必要，他决不干涉掣肘，徒增办事人员的困扰。他所主持的各个机构，大事件他早有指示，小事情他从不过问。每凡创办一项事业，朋友需他帮助投资的，不论数额多大，他总是悉索敝赋，一力肩承，一言为定了无吝色。但如他自己要剏业了，他反而详加考虑，再三审慎。旁人见他这样，颇感讶异，曾有人当面问他：
「以先生个性如此豪爽，财力如此雄厚，办一个事业，何须经过这么审慎的考虑？」
杜先生总是正色的回答：
「我自小失学，又没有一技之长，我能差堪自立，完全是靠友好们的信任，因此我若负责一件事情，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怕别人笑我不学无术的关系，我怎么能和那些有学问有根柢的人相比呢。」
三千万日元的故事
杜月笙先生遗嘱的最后一段
「……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覩中华民国之复兴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从游之士，能继余志，各竭忠诚，是所大愿。」
先生对于国家民族之忠诚，到他所临终时依然神明朗澈，心系邦国。因此香港工商日报社论赞曰：「……年前上海不守，平素自以为读书万卷，深知出处进退的所谓士大夫，大多数均因经不起现实考验，而纷向恶势力投降，惟杜氏飘然来港，闭门谢客，以表示其义不帝秦的忠贞气质，久而益坚。故今日盖棺论定，杜氏高风侠骨，大节无亏，即此一点，就无愧其为一代人雄了。」
高风亮节，义不帝秦。在杜先生的一生中迭有表现，自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役起，他曾两度避乱香江。而且在抗战之前，还有一件鲜为外间所知的轶话。日阀阴谋侵略中国，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在大战未起之时，即已深知杜先生为东南支柱，一代人望，拥有无法估计之潜力，因而千方百计，亟思笼络。上海日总领事馆，甚至月费多金，专事搜集有关杜先生的情报，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及与先生时常往还的各界人士，靡不密切注意。素以「中国通」著称的板西土肥原，更与先生殷懃结纳，谦恭备至。民国二十六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陆，自日内瓦返日，途经上海，特地拜访杜先生，面告日本政府愿斥巨资日币三千万元，与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用意是想和宋子文先生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相争竞。杜先生洞烛其奸，立予拒绝，他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他说：
「我是中国百姓，要我跟外国政府合办公司，未免太不合体制。」
然而永野仍不死心，他故示慷慨的说：
「杜先生既然不便与日本政府合作，那么，就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好了。日本方面一定全力支持，作杜先生的后盾。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三千万日元，以当时的币值，无疑是一笔钜额款项，当时杜先生如果接受，再利用日人在华的侵略势力，对先生个人来说，其作用将无比重大。但是先生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他依然峻拒日方这一次最大的政治投资嗣后日方一再煽惑，先生终始不为所动，于是日人只好知难而退。旋不久日阀狰狞面目暴露，先后在北平芦沟桥和上海淞沪之滨挑起战火，全面战争于焉爆发。淞沪撤守，日人又百计羁糜先生，请他务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则宁愿放弃庞大的物业，偕宋子文、钱永铭、胡笔江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随中枢，共襄抗战大业。到那时候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数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见，使日方人员奇窘无比。
三十八年共匪卖国残民，红流泛滥，四月南京沦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严重，但仍毅然决然，抱病弃家离沪，以避共匪狂焰，同时正告国际，匪伪政权之不获民众支持。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两年半，他便因病情恶化，竟而撒手尘寰。
赴港侍疾
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癯，高额隆准，双目炯炯有光。他尝说自己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中年以后事务烦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太好。民国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飞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空中骤遭日机拦击，机师升高闪避，飞行高度逾八千公尺。先生原有气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艰难。抗战期间，久住重庆，由于山城多雾，地气郁湿，使他的喘症更趋严重，以他的病况，每可觇知气压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说：
「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
三十八年共匪叛乱日亟，先生慨然离沪，作客香江。由于忧国忧时，心情十分郁悒，体力日益衰退，病魔缠身，使他极感痛苦。不胜烦闷的时候，他便大发牢骚：
「有两只脚，偏偏不良于行，想说说话，又是气促难言，我岂不是变成活死人了！」
在香港一住两年多，香江的名医良药，几乎逐一试遍，可是对于他的喘疾，依旧一无是处。卅八年底大陆全面陷匪，中枢播迁台湾。杜先生每天所听到的消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坚的朋友，被共匪诱骗回到上海，饱经折磨；便是滞留沪上不及撤离的家人亲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争，这位平生最爱重亲友的巨人，由于自己病困香江，爱莫能助，内心的苦闷，益难排揎，因而影响到他的病势，有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不久，他便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否则，他即无法呼吸。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痲痹，下半身形同瘫痪。这时候，我正在台湾，负有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下旬，突接先生来函，告诉我说：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挡一切，专程飞港，以便晤谈。
接到了先生的这一封信，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忧急交并，方寸大乱。我一面驰函慰问，一面赶办出入境手续，准备启程赴港。在办理各项手续之际，我更分访杜先生在台友好、恒社同人，如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