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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调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乱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干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高空，伸腿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口不断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进清气，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养护身体相类似，平时注意营养和保护，有病时则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可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正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容，如同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四匹牡马横冲直撞，前面的道路又非常艰险，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闲暇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呢？过去，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 ；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臣司马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子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11＇闰月，庚午，任城节王崇薨；无子，国绝。
＇11＇闰十二月庚午（十八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没有子嗣，封国灭绝。
＇12＇以太常黄琼为司空。
＇12＇擢升太常黄琼为司空。
＇13＇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宜比周公，锡之 山川、土田、附庸。黄琼独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万三千户；又其子胤亦加封赏。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朝廷从之。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
＇13＇桓帝想要褒奖和尊崇梁冀，命朝廷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会讨论有关礼仪。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德，应该比拟周公，赏赐给他山川、土地、以及附属于他的小封国。唯独司空黄琼提出异议说：“梁冀以前因亲自迎立桓帝的功劳，已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而且，他的儿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诸侯的封国都是用食邑的户、县数为标准，而不以面积大小为限，所以，梁冀可以比拟邓禹，赏赐给他共合四县的食邑。”桓帝批准。当时，有关官吏上奏：“梁冀入朝之时，可以不必小步疾行，可以带剑穿鞋上殿，拜见皇帝时，礼宾官只称他的官衔，不报姓名，礼仪比照萧何；加封定陶县、阳成县余下的全部 户数，连同以前封的两县，使食邑增为四县，比照邓禹；赏赐金钱、奴婢、采色丝织物、车马、衣服、住宅，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于其他的元勋。每次朝见皇帝时，梁冀不与三公同席，另设一个专席。每隔十天，入朝一次，处理尚书台事务。并把这项殊荣，布告天下，作为万世的表率。”可是，梁冀还认为有关官吏所上奏的礼仪太轻，心里不高兴。
二年（壬辰、152）二年（壬辰，公元152年）
＇1＇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所杀。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王建素有隙，谓评子曰：“于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以告敦煌太守马达。会敬代为长史，马达令敬隐核于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必服矣。”敬贪立功名，前到于，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侯、将输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下使我诛建耳！”输不听，上楼斩敬，县首于市。输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王敬死，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帝不听，徵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令自斩输；时输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讨也。
＇1＇春季，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阗国诛杀。起初，前任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因生恶性脓疮而死，赵评的儿子前往迎接灵柩，路上经过拘弥国。因拘弥王成国和于阗王建一向有怨隙，于是成国对赵评的儿子说：“于阗王让匈奴医生将毒药放在伤口上，所以使令尊致死。”赵评的儿子信以为真，回来后，将此情况报告敦煌太守马达。当时，正逢王敬接任西域长史，马达命王敬秘密调查核实此事。王敬去于阗，先经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又对王敬说：“于阗国人打算拥戴我当国王，现在可以用害死西域长史的罪名将于阗王建诛杀，于阗一定归服。”王敬贪图建立功名，来到于阗后，摆设酒席，请于阗王建赴宴，而暗中却图谋杀害他。有人将王敬的密谋报告于阗王建，但建并不相信，说：“我没有罪，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次日，于阗王建率领随从官属数十人去拜见王敬。宾主坐定后，于阗王建起身敬酒，王敬喝令左右的人将他逮捕。当时，官吏和卫士都没有杀建的意思，所以，跟随建来赴宴的随从官属全都突围逃走。当时拘弥王成国的主簿秦牧也在宴会上，他持刀站出来说：“大事已定，为什么还疑惑！”随即上前将建斩首。于是，于阗国侯、大将输等集合部队攻打王敬，王敬拿着建的人头上楼宣告说：“是天子派我来诛杀建的！”输不听，冲到楼上，斩杀王敬，将他的人头悬挂在街市上示众。输自立为于阗王，国人将他杀死，另行拥立建的儿子安国为于阗王。马达听说王敬被杀死后，准备率领各郡的地方兵，出塞攻击于阗国。桓帝不批准，将马达征召回京都洛阳，任命宋亮接任敦煌郡太守。宋亮到任以后，开导和招募于阗人，命他们自己斩杀输。这时，输已经死了一个月，于是他们将死人的头砍下，送到敦煌郡太守府，但没有说斩杀的具体情况。宋亮后来才知道其中有诈，但到底不能再出兵讨伐。
＇2＇丙辰，京师地震。
＇2＇丙辰（疑误），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3＇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送制度比恭怀皇后。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3＇夏季，四月甲辰（疑误），桓帝的母亲孝崇皇后氏去世，由桓帝的弟弟平原王刘石主持丧事，装殓和送葬的制度，比照和帝的母亲恭怀皇后。五月辛卯（十二日），将她安葬在博陵。
＇4＇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4＇秋季，七月庚辰（初二），出现日食。
＇5＇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5＇冬季，十月乙亥（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6＇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以特进赵戒为司空。
＇6＇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官。十二月，任命特进赵戒为司空。
永兴元年（癸巳、153）
永兴元年（癸巳，公元153年）
＇1＇春，三月，丁亥，帝幸鸿池。
＇1＇春季，三月丁亥（十二日），桓帝前往鸿池。
＇2＇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2＇夏季，四月丙申（疑误），大赦天下。改年号。
＇3＇丁酉，济南悼王广薨；无子，国除。
＇3＇丁酉（疑误），济南悼王刘广去世，没有子嗣，封国撤除。
＇4＇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以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贪污者，有至自杀，或死狱中。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玉匣；穆下郡案验，吏畏其严，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大学书生颍川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弛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烦兴，才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纲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输作。”帝览其奏，乃赦之。
＇4＇秋季，七月，有三十二个郡和封国发生蝗灾，黄河河水上涨，泛滥成灾。百姓饥饿和贫穷所困迫，四处流散的达数十万户，冀州的情况尤为严重。桓帝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州所属的各县县令和县长，听说朱穆已渡过黄河，解下印信绶带自动离职而去的有四十余人。乃至到任，朱穆便向朝廷上奏弹劾各郡的贪官污吏。这些官吏有的甚至自杀，有的死在狱中。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将棺材运回故乡安平国埋葬。他超越身份，制作了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死者。朱穆命令郡太守调查核实。郡太守等地方官吏畏惧他的严厉，于是挖开坟墓，劈开棺木，把尸首抬出来进行检查。桓帝得到报告后，大怒，征召朱穆到廷尉问罪，判处他到左校罚作苦役。于是，太学的学生、颍川人刘陶等数千人前往宫门上书，为朱穆申辩说：“我们认为，减刑囚徒朱穆，秉公处事，尽忠报国，从他被任命为冀州刺史的那一天起，就立志铲除奸佞和邪恶。的确是因为中常侍居位尊贵，又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的父亲、养子、兄弟散布在各州各郡，象虎狼一样地竞相吞食小民，所以朱穆才伸张国法，修补连缀破漏的法纲，惩处残暴和作恶的人，以合天意。因此，宦官们对他都很痛恨，非议和责难四起，谗言接踵而来，使他遭受刑罚，被送到左校营罚作苦役。天下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勤于王事，如同禹和后稷，却与共工和鲧一样，遭到惩罚，如果死了的人仍有知觉，则唐尧帝将会在崇山坟墓里发怒，虞舜帝也会在苍梧坟墓里忿恨。当今，宦官等皇帝左右的亲信，窃据和把持着国家的权力，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说的话，就等于是皇帝的旨意，行赏时可使快要饿死的奴隶变得比季孙还要富有，不高兴时，也可将将伊尹、颜渊顷刻化作桀和盗跖。然而朱穆却昂然而出，奋不顾身，并不是因为他憎恶荣耀而喜爱羞辱，憎恶生命而喜爱死亡，只是因为他深感朝廷的纲纪不振，畏惧国家法令长久丧失，所以竭尽忠心，报答国家，为皇上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