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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全译-第8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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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贞观二年(戊子、628)

  唐纪九唐太宗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1'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2'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2'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3'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3'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造成干旱。”太宗说:“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实在值得同情,洒扫庭除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应当全部让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另寻配偶。”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4'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4'己未(十六日),突厥兵侵犯边境。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太宗说:“突厥天灾人祸不断,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反而更加暴虐,骨肉相残,其亡日不远了。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

  '5'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分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5'壬申(二十九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时,司农少卿赵元楷,颇擅长搜括民财,窦静鄙视他,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隋炀帝骄奢淫逸、贪渎民财,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你又有何用呢!”元楷听后十分的愧疚。

  '6'上问王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6'太宗问王:“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7'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7'冬季,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去世。

  '8'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柰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

  '8'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太宗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徵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魏徵相貌平平,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得到一只好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徵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鹞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9'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

  '9'十一月,辛酉(十九日),太宗在圜丘祭祀。

  '10'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10'十二月,壬午(初十),任命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太宗曾闲居无事,与王交谈,有一个美女子在旁侍侯,太宗指给王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王离开座位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杀了人而娶他妻子为妾,你怎么还要问对错呢?”王答道:“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而桓公本人弃置进良言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什么两样。现在这个美女子还在您身边,我认为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即刻将此女子放出宫去,让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劝谏道:“孝孙乃高雅之士,却让他去教宫女们,进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该如此。”太宗大怒道:“朕将你们视为心腹,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我服务,现在却附合下面欺罔君上,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温彦博行礼谢罪。王不行礼,说:“陛下责令我尽忠效诚,现在我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这便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

  '11'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11'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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