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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伟大事物将从这种追求中产生，虽然我们可能赶不上了。许多更明亮的星星将在我们未来的航行者、思想领域里的尤利西斯②的头上出现而不象对我们这样只是远远地照耀着。有一天巫术的梦想将成为科学清醒的现实。然而这一美好前景的最前端却横着一道阴影。无论将来会给人类准备着增加多少知识和力量，人类也不能制止那些伟大力量的扫荡。看来那些伟大力量正在无声地然而却非常坚韧地形成之中，将毁灭我们这个地球象一颗微粒或尘埃似地浮游其间的灿烂宇宙。在未来若干世纪后人可能能够预告甚至控制风云的变幻，但是他的纤弱的双手仍将无力加快天体在其轨道中缓慢下来的运行速度，也不能重新燃起太阳快要熄灭的火焰。有关地球和太阳之类的忧虑不安都不过是人的思想从子虚乌有中虚构出来的一些想法，今天巧伪的女巫制造的种种幻象，明天她自己就会予以废弃。它们在常人眼里似乎象是真实的，但必将化为一阵云烟，转眼就烟消云散了。对于一想到那遥远未来的灾难就吓得发抖的哲学家来说，想想这些也就可以得到慰藉了。
②尤利西斯在罗马神话中是一位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曾参与围攻特洛伊城的战斗。荷马在史诗《奥德赛》中以奥德修斯（尤利西斯）为主人公。他参与远征特洛伊胜利后，在返回故国途中在求知欲望推动下，坚持航海探险。
深入探究未来之前，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的发展比作用三种不同的纺线：黑线——巫术；红线——宗教；白线——科学；——交织起来的网。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包括人类多少世纪以来通过观察自然而掌握并积累的那些简单真理。如果我们能够从头考察这一人类思想发展的网织物，我们就会看出它首先是黑白交织的格子花似的图案，是正确与错误观念的拼缀品，这时候还没有染上宗教红线的颜色。顺着这拼缀品再往前看，就会发现它上面虽然还是黑白交织的格子图案，而在这织物的中心，宗教已经深深进入，有着赫然一片殷红色素。可是，随着科学白线愈来愈多地编织进来，它已逐渐黯然失色。这样编织和着色、随着织物的进一步展开，画面的颜色也逐渐变化。这同具有各种不同旨趣、相互矛盾趋向的现代思想的状况正好相似。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缓慢地改变着思想颜色的伟大运动在不远的将来仍将继续么？是否会出现倒退、阻碍进步、甚至毁弃已经取得的成就呢？按我们刚才的比喻来说，在时间的十分活跃的织布机上命运之神将在这块织品上织出何等颜色呢？是白的？还是红的？——我们还说不上来。一片淡淡的微光已经照亮着这张思想织物的背景，它的另一端则还深锁在浓云密雾之中。
我们漫长的探索航程已经结束，我们所乘的一叶扁舟终于进入港口，收起了满载征尘的风帆。我们又一次出发去往内米。正是黄昏时候，我们沿着阿庇乌①大道长长的斜坡直爬上阿尔班山峰，回头看西天晚霞烂然，落日余晖，像临终圣徒头上的光环，映照在罗马上空，给圣彼得大教堂的尖顶平添一层耀眼的金辉。如此景色，一见难忘。为了赶路，我们依依离开峰顶，沿峰侧小径在苍茫暮色中直奔内米。到达目的地后，俯视谷底，镜湖隐约可见，风景依稀，仍似当年狄安娜在此神林中接受敬奉者礼拜时的模样。诚然，林中女神的殿宇已荡然无存，森林之王也不再守卫在金枝之旁。但内米的丛林依旧郁郁葱葱，西天落日这时已在它上空隐去，清风拂面，传来远处镇上阿里奇亚教堂的晚祷钟声，Ave Maria！（万福，玛利亚！）甜美肃穆，余音袅袅，越过罗马四郊广阔的平原沼泽，逐渐消逝。Le roi est mort，vive le roi！Ave Maria！②
①这是古罗马皇帝阿庇乌所建的军用大道，从罗马经加普利亚通往布朗迪西恩（今布林迪西），全长350英里。
②法语：“国王驾崩了，国王万岁！万福，玛利亚！”或译为：“先王驾崩，新王万岁！万福，玛利亚！”
（汪培基 译）
暗示与力比多
作者：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生于摩拉维亚省弗莱堡。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6年成为精神病医师。1902年组织“心理学研究小组”，后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他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后者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著有《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等。
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个人由于受到集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了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能力则显著地下降，这两个过程显然是要朝着接近于该集体中其他成员水平的方向发展。不过这种结果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发生：他那个人特有的本能方面的抑制已经被取消以及他本身特有的种种倾向的表现已经被放弃。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通常是不受欢迎的结果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该集体实行较高程度的“组织化”而被避免。不过这与集体心理学的基本事实并不矛盾，即与下述两个论点并不矛盾：在原始集体中，人的情感得到强化，人的智能受到抑制。现在，我们兴趣转向为个人在集体中所经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寻求心理学上的解释。
显然，理性的因素（例如以上提到的个人受到的威吓，亦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行动）并不能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除此以外，我们所得到的在社会和集体心理学上的权威性解释始终是毫无二致的，尽管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这个解释便是强调“暗示”这个魔词的作用。塔尔德（Tarde，1890年）将暗示称作“模仿”。不过我们还是不由地要同意另一位作者的意见，他坚决主张模仿是从暗示这个概念引伸出来的，它其实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les，1913年）。勒邦把社会现象的所有这些使人困惑不解的特征归结到两个因素上：个人之间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望。不过威望也只是以其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人认识到的。麦克杜格尔暂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原始的情绪引导”原则或许可使我们的解释不需要暗示的假设。不过，进一步的考虑却使我们不得不感觉到，这个原则除了它明显地强调情绪的因素以外，和我们熟悉的有关“模仿”或“感染”的论点差不多。当我们在他人身上感觉到一种情绪的记号时，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会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之中。但是究竟有多少次我们能成功地抵抗这种过程和抵御这种情绪，并且以全然相对立的方式作出反应？因此，为什么当我们处身于一个集体中时总是会受这种感染的影响？于是，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说，迫使我们屈从这种倾向的，是模仿作用，在我们心中招惹起这种情绪的，是该集体的暗示性影响。而且，除开这些以外，麦克杜格尔并没有使我们能回避暗示，我们从他那儿听到的观点和其他作者一样，即集体的特点就在于它们特殊的暗示感受性。
因之，我们将同意下述观点：暗示（更正确地说应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论点。我曾在1889年亲眼看过他的令人万分惊讶的技巧。但是，我还记得，即使在当时，我已对这种粗野的暗示活动有一种压抑的敌意感。当一个患者显示出不服从的迹象时，便会遭到这样的呵斥：“您在干什么？您在反抗暗示！”我自语道，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因为当人们打算通过暗示使他就范时，他当然有权利反抗这种暗示。后来，我就把矛头指向这样的论点：可用于解释一切事物的暗示作用本身却用不着解释。想到这一点，我复述了一个古老的谜语：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生出了整个世界，
那么克利斯朵夫当时立足于何处？
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不碰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再次来探究这个暗示之谜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个陈述只有一个例外，而它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我注意到，人们化了特别大的努力去正确地系统解释暗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去使这个名词的因袭用法固定下来（例如麦克杜格尔，1920年）这决非多余的工作。因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它在德语中的意义却越来越模糊，很快人们就将用它来表示任何一种影响，就象在英语中用它来表明“劝导”、“建议”的意思一样。但是对于暗示的本质，即对于在不具备充分的逻辑基础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条件，人们还未给予解释。假如我没有看到一场正是以完成这个任务为宗旨的详尽的研究工作眼下就要展开的话，我是不会回避用对近三十年的文献分析来支持这个陈述的任务的。①
①1925年增加的脚注：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并未实现。
为了抵偿这一点，我试图用力比多的概念给集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力比多的概念在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力比多是从情绪理论中借用来的一个语词。我们用它来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这个名词下的所有东西有关的本能的能量。我们是从量的大小来考虑这个能量的（虽说目前实际上还不能对它进行测量）。我们所说的爱的核心内容自然主要指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爱以及诗人们吟诵的爱）。不过，我们并不将此与另一些与“爱”的名称有关系的内容割裂开来，如自爱，以及对双亲、对子女的爱，友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爱，同样也包括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爱。我们的合理根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类本能冲动的表现。在两性关系中，这些冲动竭力要求达到性的结合。但在其他场合，它们的这个目的被转移了，或者其实现受到阻碍。不过它们始终保存着自己原来的本性，足以使自己的身份可以被辨认（例如象渴求亲近和献身的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在创造出“爱”这个词和它的诸多用法时，早已完成了一项十分合理的统一工作。我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也将这个词作为进行科学讨论和解释根据。当精神分析理论作出这一决定时，着实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好象它因为作出了一个残暴的发明而犯下了罪孽一样。然而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爱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创新的见解。哲学家柏拉图使用的“爱的本能”一词，从它的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看，与“爱力”（Love force）概念，即与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概念是完全相符合的。纳赫曼佐恩（Nachmansohn）（1915年）和普菲斯特尔（pfister）（1921年）已经十分详尽地指出过这一点。而当使徒保罗在他著名的《哥林多书》中对爱赞颂备至、奉它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时，他肯定也是从这同样“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爱的。①可是这些事实只能表明，人们并不总是把他们中间的伟大的思想家认真地当作一回事，甚至在他们极诚恳地声称十二分地崇仰这些思想家的时候也是如此。
①“虽然我用人和天使的语言说话，但我没有爱，我成了只会发出声响的铜管，或是一个丁令丁令响的钗钹。”
因此，精神分析理论把这些爱的本能称作性本能，根据它们的起源称作占有（a potiori）。大多数“有教养的”人们把这个术语看成是一种侮辱，并且满怀报复之意地将精神分析理论贬作“泛性论”。任何一个把性看作是人性的禁忌和耻辱的人，完全可以使用更斯文的雅语：“爱的本能”和“爱欲的”。我自己本也可以从一开始起就这样做，这就可避免许许多多的非议和责难。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向懦弱无能屈服。人们永远也说不清楚这样的让步会把你引向哪里，先是在用词上让步，然后一点一点地在实质内容上也就俯首就范了。我觉得羞于谈性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希腊词“爱的本能”就是为了使这种粗俗变得婉转一些而使用的，到头来却不过是我们的德文爱这个词的翻版，结果是谁懂得如何等待，准就不必让步。
我们打算提出这样的假设来试一试运气：爱的关系（或用一个更中性的词语：情感的联系）才是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权威们并未提及过这样的关系。相当于这类关系的东西，显然隐藏在暗示作用的屏幕后面。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从眼下流行的两种思想中得到了支持：首先，一个集体显然是被某种力量联结起来的，这种联结除了归功于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以外，还能更恰当地归功于什么力量呢？其次，倘若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中放弃了他的特点，而让其他成员通过暗示作用来影响自己，这就会使人想到，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他人保持和谐，而不是与他人相对立——也许说到底他是“为了爱他们”。
（林尘译）
放射性物质——镭
作者：皮埃尔·居里
皮埃尔·居里（1859——1906），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生于巴黎。1895年成为教授，1904至1906年任索邦大学物理学教授。早期的主要贡献为确定磁性物质的转变温度（居里温度），建立居里定律和发现晶体的压电现象。后与居里夫人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外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因此与柏克勒尔、居里夫人共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主要著作有《皮埃尔·居里著作集》等。
首先请允许我告诉大家，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向皇家科学院讲演。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诺贝尔奖这一极大的荣誉授予居里夫人和我本人。我们应该感到歉意的是，由于一些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们没有能早日在斯德哥尔摩同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讲的是“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或者说“镭”的特性。我不可能只讲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在1898年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只有我们二个人和贝克勒尔对此问题感兴趣，但是从那时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出现了，如果不讲这些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那么放射性也就无从谈起。这些人有卢瑟福、德比尔纳、埃尔斯特、盖泰耳、盖斯勒、考夫曼、克鲁克斯、拉姆赛和索迪。我只谈其中的几位，他们使我们对于放射性的认识有了重要的进展。
关于镭的发现，我想快一些讲过去，对它的特性只作简要的概括，然后向大家讲放射性的发现在科学各个分支中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成果。
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及其化合物的特殊的放射性。铀放射出的微弱射线可在照相底板上留下痕迹。这种射线可穿透黑纸和金属，可使空气导电。这种辐射不随时间而变化，但产生这种放射性的原因并不清楚。
法国的居里夫人和德国的施密特都指出，铣及其化合物也具有这种性质。1898年居里夫人又指出，在实验室制备或使用的化学物质中，只有含铀或灶的那些物质才放射出一定量的贝克勒尔射线。我们称这些物质为“放射性物质”。
这样，放射性本身是铀或针的一种原子特性。如果一种物质含铀或灶的量多，它的放射性也就越强。
居里夫人研究了含铀或钍的矿物。按照刚才所讲的观点，这些矿物都是放射性的。但是在测量时她发现，这些矿物的放射性比它们含铀或含钍的量所对应的辐射强很多。居里夫人认为，这些物质中含有我们尚未认识的放射性化学元素。居里夫人和我决定在一种铀矿物——“沥青铀矿”——中寻找这种设想的新物质。我们对这些矿物作了化学分析，对分别处理的每批矿物的放射性进行化验。首先我们发现了化学性质与铋很相似的强放射性物质，我们称它为“钋”，后来与贝蒙特合作又发现了与钡相似的第二种强放射性物质，我们称它为“镭”，最后，德比纳尔又分离出属于稀土族的第三种放射性物质“锕”。
这些物质在沥青铀矿中只是微量存在，但它们的放射性很强，比铀的放射性大200万倍。经过大量的处理工作，我们成功地获得了足够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