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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斯第教崇拜某种属灵的直觉，为初期基督教之一派，含有希腊、东洋哲学想，曾被视为邪教。
当然，这种说法是假设性的，可是由于其价值相当大，因此，我不拟放弃它。就启发性与经验性两方面而言，它都有其道理的；而且那亦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虽然我可以想象到，那一定是经验所给予我的灵感，但此一假设确实是我发自我的内心。而我的类型论便是根据此假设推论出来的，而且我方才可能与我在观念上有所不同的弗洛伊德达成妥协。
我发现，世间万事万物莫不相生相克，根据此一看法，我又领悟出心灵能力的观念。我主张，心灵能力有相生相克的现象，和物理能有冷热高低的电位差之道理是一样的。弗洛伊德最初只知性欲为唯一的心灵推动力等，到后来我和他决裂了，他才承认，其他的心灵活动亦有其地位。我曾经根据能量的说法，将各种动力或物力加以详细分组，以避免一种只谈论动力或冲动力的心理学。是故，我所谈论的动力或物力并非是个别存在的，而是“价值量”的问题。我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要把性欲在心灵生活中的重要性加以否认，虽说弗洛伊德曾一再声称我确实已否认其重要性了。我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以遏阻目前这种用“性”一词来以偏概全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得一切研究人类心灵的意志都被打消了，我希望在此能把性欲的真正地位指出。根据常识来判断，我们知道，性欲只不过是所有生活本能之一——许多心理与生理功能之一而已——虽说此功能有其深广的影响力存在。
毫无问题的，今天人类的性生活，领域内确已呈现一片混乱。大家都知道当吾人感到身痛时，我们一定要痛得再也无暇他顾。弗氏所谓的性欲当然是指，当一位患者到达了被迫或被诱导去改正其错误态度所形成的，显然那一定是指对性抑制的过分其词；只要正常发展之门一打开，它自然会立刻回复正常的。显然那是一种向其双亲和有关人士的反抗现象，一种陷于令人生厌的。令其生命力感到受阻的家族关系现象。这种受阻现象便是常见于所谓的“婴儿”性欲说。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由于性欲受阻，而是由于某种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领域的不自然紧张表现。事实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再在这洪水涛涛的地方留恋不去呢？与其要在泛滥洪灾中驾舟奔逃，倒不如再开凿另一排水鸿沟。我们该设法找出一种态度的改变或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以便这杜塞的能量得以宣泄。要是此一目的无法达成，势必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便是弗氏心理学所提出的危机。这种情况将使人类无法超越那不易变动的生物史上之循环。此一绝望一定会迫使人像保罗一样地呼叫：“我罪大恶极，有谁能为我解脱呀？”于是乎，我们之中的圣者便走上前，摇摇头，模仿浮士德的口吻说：“你们只知道一种推动力而已吗？”那便是你和你父亲、母亲，或你和你的子孙的血肉关系束缚——与过去、未来血族之“交合”，这便是家族关系之延续的原罪。除掉生命之另一种推力——精神力——外，再也没有可免除此一束缚的办法了。那不是肉体的衍生，而是不受桎梏的上帝化身，于巴拉赫所着，叙述家族生活的悲剧小说（《死亡之日》）一书中，母鬼最后说：“最怪的事是，人都不知道上帝便是他们的父亲。”这便是弗洛伊德永不可能晓得的道理，亦是所有与他持有相同看法者所避免去知道的事。至少，他们缺少一把开启通往此一真理的钥匙。而神学对一个只找寻窍门的人是用不上的，因为神学要求的是诚心，而诚心是无法凭空杜撰出来的；它完完全全是来自上帝的一种恩赐。我们现代人正面对着一种重新寻回精神生活的需要性；我们得重新亲身去体验。这是我可以摒除在生物循环史上所受到之束缚力的惟一办法。
这便是我和弗洛伊德观念不同的第三点。因此，便有人指责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并不是说，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然地培养出宗教的表达形式，更不是说，人类的心灵远自大古洪荒时就有宗教感与宗教观念存在。我是说，凡是无法洞悉人类心灵之此道理者，可以说是缺乏了察觉力，而企图将之否认或将之蒙蔽者，可说是最缺少了解事实真相的能力。难道我们可能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派者所创立的“恋父结”找出任何可解除那根深蒂固之家族关系的宝贵证据吗？他们以过分之固执性及过敏性为“恋父结”作不可思议之辩护的现象，实际上可以说是误解了宗教性质，并且为它遮上一层外衣；那才是假生物学与家族关系之字眼所表达出来的神秘主义。至于弗氏之“超自我”的观念也只能算是一种要偷取那一向受人尊敬的那和华意象的企图，然后穿上心理学理论之外衣而已。如果一个人这样做的话，他最好还是公开承认为妙。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总是喜欢按照一般人所知的名称去叙述一件事物。历史是不会开倒车的，而人类从原始的入会礼到今天的精神生活之进步是不该被抹杀的。科学尽可将其研究分门别类，建立其有限的假说，也唯有如此，科学方能有所成就；可是人类的心灵却不能与之混为一谈。它是一种涵盖意识的整体物，亦是意识之母。由于科学只能算为其功能之一，因而也就无法穷生命之奥妙。心理治疗学者不该让他的幻想染上病理学的色彩；他不该忘掉，病态的心理是一种人类的心理，而虽说它是病态，却仍然并不失为人类精神生活整体中之一部分。心理治疗的学者应该有办法承认，自我之所以有病乃是因为它和整体脱离了关系，同时也和人类与精神失去了联络。正如弗氏于其《自我与原我》一书中所说的，自我确是“恐惧所栖息之地”，不过那也得当本能无法回到其“父亲”与“母亲”（即精神与本性）时才有可能。弗氏于谈及尼可获玛斯一问题时，遭遇到了难题：“一个人是否可能再进入母亲的子宫内，然后再被生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说，像这种情形，历史就等于重演了，因为这种问题今天不会再一次地在现代心理学的争论中出现。
好几千年来，入会礼之仪式所教给我们的都是精神再生；然而，奇怪的是，人却屡次把神圣的生殖意义遗忘了。这当然不是一种强壮精神生活的证明；可是今天误解的现象却愈演愈烈，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神经质性的堕落、一种痛苦的加剧、一种萎缩和无思想的现象。要把精神摒除于门外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当我们把它赶了出去，我们的人生势必索然无味。幸亏我们可得到证明，精神最后总会恢复其力量，因为古代的入会礼仪式及其教义已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人类将再度站立起来，将再度了解上帝乃是吾人之父的道理。人类亦不会失去肉体与精神的平衡现象。
弗洛伊德和我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我们的基本假说。既然假说乃是不可避免之事，那么故意佯称我们并无任何假说便不应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探讨基本问题的必要；以这些问题作为出发点，以便让大家对于弗氏与我之间的许多差异有个了解。
（黄奇铭 译）
电子波的发现
作者：戴维森
戴维森（1881——1958），美国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以对金属的热电子发射研究而著名。因发现电子在晶体上的衍射，和乔治·汤姆森共获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电子的波长》。
电子束具有波束的特性，这是1927年初在一个大城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工业实验室和一个俯视着冷寂的大海的小型大学实验室里发现的。这种巧合看来很令人惊奇，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里经常使用着能够作出这一发现的实验设备。但是，事实上这个巧合毫不稀奇。物理学上的发现往往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而不是在此之前得到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于是往往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地方几乎同时地发生了某个事件。
人们可能会说，发现电子衍射的这一契机是从伽利略开始的。但是我不想和一位讲述故国的历史时总是从伊甸乐园开始讲起的先生去争辩。我将把导致物理学家们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把光看作是微粒这一事件作为我讲述的起点。这个思想在1800年托马斯·扬之后销声匿迹了，但在1899年又在自满的物理学界东山再起。就在这一空。M·普朗克提出了光的量子化的概念。正像他指出的那样，如果接受这个概念，那么，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就能得到一种完美的解释。量子化指的是辐射和物质间的能量交换正比于辐射的频率，能量和频率之间的比例因子总是等于普朗克常数h。光在某种意义上是微粒的概念就这样重新产生了。
光的微粒性的这种间接证据如何才能真正作为结论被接受呢？这种概念仍然是一种猜想，因为旨在作出同样结论的一些最初的直接证据是在实验室的仪表和刻度尺上取得的，光的真正面目往往被歪曲而失去其真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十分勉强的证据。
理查孙、卡尔·康普顿、休斯和密立根等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阐明了光传给单个电子的能量正比于它的频率，阐明了能量和频率之间的比例因子正是普朗克以前从黑体能谱中推出的数值。爱因斯坦迫切想要证明后一点，他在接受量子化方面不仅比普朗克还普朗克，而且他把光量子想象成整个地传给单个电子的真实的小能包或能量粒子。
现在提出光的微粒性，理由已非常充分，特别是由于1922年A。H。康普顿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光量子（现在称为光子）按照粒子动力学的简单规律与电子发生弹性碰撞。光总是不合情理地出现干涉现象，所以毫无疑问，光既是粒子的飞行，又是波的传播，这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过去是个矛盾，现在仍然还是个矛盾。
常言说，祸不单行。本世纪初，物理学家的试验为这种悲观的论调提供了依据。光，这个物理学的宠儿，不仅变成了一个双头的妖魔，而且也使电子遇到了麻烦。在公开场合，它的行为彬彬有礼，毫无反抗地遵守洛伦兹教本所规定的法则，但它隐藏在原子中时就放肆任性，行为古怪异常，没有一个端正的力学系统能适应它的振荡方式。对于这样一种连动力学的基本原理都还一无所知的粒子，还能讲出些什么呢？谁能为这种反常的行径辩解，谁能使光谱学的数据合理化呢？需要请一位天才来，而且天才也真的出现了。1913年，N·玻尔提出了“稳定的”轨道这个奇怪的概念。电子在“稳定”轨道上不停地转动，没有辐射；电子可以从一个轨道上消失，经过短暂的而且是不能解释的消失后又出现在另一轨道上。这是一个古怪的图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喜欢的图像，但又是一个使观看者着迷的图像，因为它相当逼真地描绘了当时已知的光谱数据所包含的最突出的有规律的特征，如巴耳未系和里德伯常数，并且连最后一位有效数字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件杰作。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这件杰作时，玻尔明智地使用了普朗克从黑体能谱中导出的常数h。
在1913这一年，打开光谱之谜的可靠钥匙似乎是最后找到了，似乎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就行了。但是这种愿望从来未实现过。在这个理论最初取得辉煌成就之后，虽然也还有一些前进，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困难，最后，尽管无数的助手不屈不挠地努力，工作实际上停滞不前了。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玻尔深深地下沉了，但还没有沉到底。人们感到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寻找新的原子理论，它应该能够包括玻尔理论的全部优点，而且要超过玻尔理论。新的理论应当包含玻尔理论所缺少的某种尚未明确的统一原则。
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根本原理。到了1924年，曾提出了一两个大有希望的想法，并且在不断地发展着。后来又出现了一种非凡的想法，旨在发展成一种绝妙的综合，即今日的量子力学。德布罗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思想是，物质也象光一样具有二象性，它既有波的特性，又有粒子的特性。玻尔理论中的各种“限制”被看作是电子在原子内形成驻波的条件。
根据与光学的类似性和普朗克常数作为玻尔理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德布罗意设想这个常数也可以把电子的粒子性和波动性联系起来，如果后者确实是存在的话。德布罗意假设，物质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也像光那样，应当有下列关系：
（粒子的能量）E＝hv（频率，即波/单位时间）
（粒子的动量）P＝ho（波数，即波/单位距离）
后者可以写成更熟悉的形式λ=h/P，式中的λ表示波长。
在物理学上或许还没有过一个概念能象这个概念那样迅速地或者说深入地发展。德布罗意本人曾是这个发展的先驱，但主要的贡献是更年长和富有经验的薛定谔作出的。
在最初的那些年月里，即在十多年前，注意力都集中在原子中的电子波。可以说，波动力学产生于原子，当然它也最先应用于原子，当时似乎没有考虑到应用于自由飞行的电子。在理论上还没有明确地表明，电子束也像光束那样会表现出波动性，会被合适的光栅散射而显示出衍射，并且还没有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提到过这个有趣的推论。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埃尔萨瑟，他于1925年指出，衍射实验将证实电子波在物理上是存在的。发现电子衍射的舞台布景现在已准备就绪。
我愉快地告诉大家，埃尔萨瑟的建议刚提出不久，显示电子衍射的实验就在纽约开始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德布罗意论文的复印本到达美国的第二天，这项工作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与其说是判断正确，不如说是偶然机会。这项工作实际上开始于1919年的一次偶然的发现：次级电子发射的能谱以初级电子的能量为其上限，即使是用几百伏电压加速的初级电子亦是如此。实际上，这是电子在金属上作弹性散射。
由此便开始了弹性散射电子按散射角的分布的研究，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纯粹是偶然的发现，弹性散射强度随晶体的取向而异。由此很自然地引起了对在预先确定好取向的单晶上作弹性散射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是在1925年开始的，即德布罗意论文发表的次年，波动力学开始第一次大发展的前一年。由此可见，纽约的实验开始时并不是为了验证波动理论。只是到了1926年夏，我在英国和理查孙、玻恩、夫兰克等人讨论了这项研究工作，才使其具有这种特征。
对衍射电子束的研究开始于1926年秋，但到第二年才发现了一些，先是一例，后来接连发现了20个其他的事例，其中有19个可以用来验证波长和动量之间的关系，而且每次都在测量精确度范围内证明了德布罗意公式λ=h/p的正确性。
我想扼要讲一下实验的结构。这一系列的实验持续了八九年，而且需要制备和更换复杂的仪器。不用我说大家就会知道，这些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的许多同事自始至终都对这项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主要的有两位：特别能干的C·H·孔斯曼博士和L·H·革未博士。孔斯曼博士在研究工作的早期阶段就和我在一起。革未博士的才能和努力使大部分关键性实验得以成功，他是1924年接替孔斯曼博士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对贝尔电话实验室研究主任，故的H·D·阿诺德博士和对w·威尔逊博士表示敬意。w·威尔逊博士是我的直接领导人，他非常有远见，他预见到这些研究对通讯科学会有贡献。事实上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今天在我们的实验室，也像在其他工业实验室中一样，电子衍射应用于分析物质结构是非常成功和有力的。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既不是这些，也不是从1927年以来在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所进行的关于电子衍射的许多出色的和重要的研究。我只想借此机会对汤姆逊实验表示我的钦佩。这些实验在各方面和我们的不同。汤姆逊在那遥远的亚伯丁用这些实验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