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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台上消失，而让位于另外一个新组成的网络。到最后，各种色彩都混合在一起，变得难以分辨，如同一个杯子里不同颜色和不同浓度的液体，起初还层次分明，接着渐渐地混合在一起。
在此之后，人们就很难跟踪观察远方天际上的景观了，那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重复出现的景观。当太阳触及西部海平线的时候，东方的高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紫色彩云，彩云不断扩展，不断增加新的细部和色彩，然后从右至左地缓缓消失，仿佛被一块抹布慢慢而毫不犹豫地擦掉。几秒钟之后，澄澈深灰色的天空重新出现在云层堆积的堡垒之上。当那一片堡垒渐呈灰白的时候，天空却一片粉红。
在太阳那边，在原来的那条老带子后面，出现一条新的带子，前者灰白，昏暗，后者红光闪烁。当这后一条光带的光辉暗淡下去的时候，顶端那尚未被人注意的斑驳的色彩，此时渐渐扩展开来，其下部爆发为一片耀眼的金黄，其上部的闪光演变为棕色和紫色。人们似乎在显微镜下，顿时看清了那些色彩的结构，成千上万条纤细的光线，仿佛支撑着一个骨架，使之呈现出浑圆的形状。
此时，太阳直射的光线业已全部消失，天空只剩下了红黄两色，红色如同虾和鲑鱼，黄色如同亚麻和干草。五彩缤纷的色彩也开始消逝。天空的景观重新出现白色、蓝色和绿色。然而海平线上还有些角落在享受着某种短暂而独立的生命。左边，一道没有被人发现的面纱突然出现，像是几种神秘绿色的随意混合。颜色然后渐渐转成艳红，暗红，紫红和炭黑，犹如一支炭条在一张粗糙的纸上留下了不规则的痕迹。在这道面纱的后面，天空呈现出高山植物般的黄绿色，那条光带依然一片昏暗，轮廓完整清晰。西边的天空，那水平状纤细的金线发出最后的闪光，可是北边近乎完全黑了下来，那些小丘状的堡垒，在灰色的天空下，变成乳白色的隆起。
白日消逝，夜晚降临，这一系列近乎完全相同而又不可预测的过程，乃是最为神秘不过的事情。种种迹象，伴着变化不定和焦虑，突现于天空。没有能预测这一特定的夜晚采取什么形式降临。仿佛由于一种神秘的炼金术的作用，每种颜色都成功地变化为其互补色，可是画家要获得同样的效果，则必须在他的调色板上加入一管新的颜料。然而对黑夜而言，它可以调出无穷无尽的混合色，它开始展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景象：天空由粉红变成绿色，其真正原因是某些云彩变为鲜红的颜色而我却未曾注意，对比之下，原本是粉红的天空就呈现出绿色，因为这种粉红的色调太淡，无法和那种新出现的强烈色彩相抗衡。不过，天空颜色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由金黄变为红色不像由粉红变为绿色那样令人惊讶。黑夜就这样仿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降临了。
于是，金黄与紫红的颜色开始消逝，黑夜代之以自己的底片，温暖的色调让位于白色和灰色。黑夜的底片上慢慢现出一种海景，悬于真正的大海之上，那是由云彩组成的一幅广阔无垠的银幕，缓缓散成丝缕，变成座座平行的半岛，如同在一架低飞而一翼倾斜的飞机上所看到的平坦而布满黄沙的海岸，仿佛正把箭头射入海中。白日的最后几道光芒，低低地斜射到云朵组成的箭头上面，使其外表很像坚硬的岩石，人们眼前的整个幻象因此更为壮观。那些如岩石般的云朵，平时展现在光辉与黑影的刻刀下，但此时的太阳仿佛已经无力在斑岩和花岗岩上使用它明亮的刻刀，而只能把变幻不定和烟云叆叇的物质，当作它的雕刻对象，不过，这位正在徐徐下坠的雕刻家依然保持着固有的风格。
随着天空渐渐变得澄激起来，人们看到那如同海岸一般的云彩中，出现了海滩，泻湖，成堆的小岛和沙洲，它们被天上那个平静的大海所淹没，同时在不断分解的云层中形成许多峡湾和内湖。由于环绕那些云朵箭头的天空很像海洋，也由于海洋通常反映天空的颜色，所以天空的景观乃是一种遥远景观的再现，太阳将再次在那遥远的地方坠落。此外，只要看看天空底下的真正的海洋，海市蜃楼般的风景就会立刻无影无踪：它既不是正午的灼热，也非晚餐后的美妙和波浪轻摇。几乎从水平方向而至的光线，只把涌向它们那个方向的海浪照亮，海浪的另一面则一片黑暗。膨胀的海水于是现出鲜明浓重的暗影，如同脱胎于一种金属。一切透明的景象全部消失。
于是，通过一个很自然，却又始终无法觉察和迅疾的过渡，夜色取代了暮色，一切均不复原来的样子。天空，在临近地平线的地方，是一团漆黑，高处则呈土黄色，最高处是一片蔚蓝，被白日结束逼得四处逃窜的云朵业已呈现支离破碎之状，很快就只剩下了干瘪的病态的道道黑影，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支架，演出结束，灯光熄灭，立刻显现出其可悲、脆弱和临时搭就的本来面貌，它们所制造的幻象，并非出自它们本身，只不过是利用灯光和视角所造成的错觉而已。不久之前，云间还是那样活跃鲜明，每时每刻变化无穷，此时则被固定在一个痛苦而无法改变的模式里，将和渐渐黑暗下去的天空融为一体。
（赵坚 译）
教授的尊严
作者：费曼
费曼（1918——），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纽约。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所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又该说了，瞧瞧康奈尔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授。他们认为，由于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那小伙子说，“我就睡在这里！”于是蜷缩进入长靠椅上。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尽可能快地四处查找我的第一节课在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我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间？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8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嗯，您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相不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睡在这个门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欢我不假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像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种类型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在我妻子死后，我得重新开始生活，于是需要与一些姑娘接触。那时盛行社交舞会，康奈尔也经常举行舞会，让人们彼此交往，特别给新生或其他回校的人以很大方便。
我记得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情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就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究生？”（这里许多学生由于曾经在军队里呆过，显得比较老。）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理论物理。”
“我想，您莫非还研究过原子弹。”
“是的，战争期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