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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喇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打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对他说，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里克讲话那样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难相信他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从容掌握确切无误的事实。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的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只想证实，从立体化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
（刘望夷 译）
五、科学前沿的展望
●美国著名数学家、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乌拉姆博士认为：“将来影响地球上人类生活面貌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是食物生产和更换的新途径，它将比任何现在词义上的政治…社会…经济进展的影响都大得多”。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的惠勒博士曾发问：“爱因斯坦逝世24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多少进步呢？”他还预言，今日物理学使我们面临着两个悻论的挑战。
●领导登月计划的美国航天科学家冯·布劳恩预言：空间技术能为地球上的直接的永久的利益服务。他的预言，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实现。
●电脑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人不禁要问它到底有多大。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本杰明·亚历山大，在“电脑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一文中，预测了电脑对人类的影响。
●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如何？这是许多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杨振宁博士曾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预言“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在每个时代总有一两个坚持不懈的志士，具有天赋的创造能力，认定只有确实可靠的事实才能作为科学依据，或者厌恶那种纯怀疑主义的论调，不愿走他们前人和同时代人所走的舒适的老路，不顾一切荆棘和障碍，迈开大步走他们自己开拓的道路。
——赫胥黎
无论鸟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凭借着空气，它是永远不会飞翔高空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你们如果不凭借事实，就永远也不能飞腾起来的。如果没有事实，那你们的“理论”就会成了虚枉的挣扎。
——巴甫洛夫
天才科学家的数目不可能依照命令而增加；只有当科学家所在群体里的科学训练能恰如其分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训练肘，天才科学家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
——卡洛·卢比亚
现在，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是一个破碎的宇宙，它富有质上的千差万别的以及潜在的千奇百怪。我们已经发现，与自然的对话不再意味着解除从外部对月球荒漠的观测所得到的迷妄，而是意味着对复杂的和五花八门的自然进行局部的有选择的探险。
——普里高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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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科学要来一个伟大的复兴
作者：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12岁进入剑桥大学。1576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随员，后当过律师、国会议员、国王顾问、大法官等。1621年脱离政治生涯，潜心著述。他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自然界、物质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著有《学术的进展》、《新工具》、《论说文集》、《论古人的智慧》等。
当前知识的状况并非繁荣昌盛，也没有重大的进展。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已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
我觉得人们不管对自己已有的知识，还是对自己的力量，都没有正确的理解，而是高估了前者，低估了后者。因此他们要末对自己现有的学艺评价过高，不再作进一步的探索；要末对自己的力量评价过低，把它花费在微不足道的琐事上，从不堂堂正正地用来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这两点注定了人们在知识的道路故步自封；因为人们既没有鼓起劲来深入钻研的要求，也不抱这个希望。要知道，人之所以要求改进，主要原因在于对已有的知识有看法，如果满足现状，就无意于为将来作准备了。既然如此，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不仅应当、而且绝对必须把我们对于现有成就的过分推崇和赞赏坦率地、直截了当地去掉，适如其分地警告人们不要夸大这些成就，对它们评价过高。
一个人只要仔细看看形形色色的科学技术书籍，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东西，尽管论述的方法不同，实质上却没有新的内容，因为全部储存的知识乍看起来好像很多，一检查就看出非常贫乏。从价值和用途方面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主要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因此我们学术界的现状就好像古老的斯居拉寓言里描写的那样，长着处女的头和脸，子宫上却挂满狂吠的妖怪，无法摆脱。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也是这样，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讨人喜欢的一般论点，可是一碰到特殊事物，即生育的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就是它们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
我们再看看，如果这类科学里还有点生命力的话，好多世纪以来是决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情况的。这就是：科学几乎停滞不前，没有增加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不仅过去说过的话现在还在说了又说，而且过去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并未通过讨论得到解决，只是固定了、扩大了。各个学派的传承依然是师徒的传授，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在机械技术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相反地，它们含有一些生命的气息，因而不断地生长，变得更加完善。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它们一般地是粗糙的、笨拙的、不成形的，后来才得到了新的力量，有了比较方便的安排和结构。可惜人们很快就放弃了钻研，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了，以至没有达到他们能够达到的完善地步。
与此相反，哲学和精神科学却同神像一样受到人们的崇拜和赞颂，但是一点都不动，一步都不前进。不但如此，有时候它们在创始人手里非常繁荣，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人们一旦依从别人，自己不作判断（像那些号称“行走”的参议员一样），同意支持某个人的意见，从那时起，就不是发扬光大科学本身，而是低三下四，为个别的名家涂脂抹粉、扩大跟班队伍了。不要说什么过去科学一直在逐步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并且（十全十美地）在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固定下来了，现在已经没有发明新东西的余地了，剩下的工作只能是把已经发明的东西拿来润色润色、琢磨琢磨了。那样倒不错！可是事实上，科学上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无非是出于少数人的自负和其他人的懈怠而已。因为在科学的某些部分得到辛勤的治理之后，就会出现某个胆大的人，以提供人们喜好的方法和捷径著名，表面上把它们归结成为一种学艺，实际上却把别人的成就统统破坏了。然而这种做法却是后人所欢迎的，因为它把工作弄得简便易行，省得进行人们所厌烦的进一步研究。如果有人把这种一般的默认和同意当成万无一失、经过时间考验的论据，我可要告诉他，他所依据那个道理是极其错误、毫无力量的。因为，首先，各个时代、各个地方人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揭示、所发表的一切，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至于个人私下从事的和做出的一切，我们更加不是全都知道；历史上的正产和流产，并没有都载入我们的记录。第二，人们的同意本身，以及保持同意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值得考虑的事。
因为不管行政上的法规有多少种，科学上的法规却只有一条，这就是通俗易懂；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我们知道，最得人心的学说总是那些争辩性的、论战性的学说，要末就是那些外表堂皇、内容空洞的学说，可以说都是挑逗逢迎，惹人同意的。因为这个缘故，毫无疑问，古往今来绝顶聪明的才子无不被迫离开自己的道路，超乎寻常的能人智士全都为了取得名声而甘心屈从时代的判断、众人的判断；因此，即或有些高级的思想出现在某处，也被流俗的见解立刻刮得一干二净。所以说，时间好像一条大河，把轻飘的、吹涨的东西顺流浮送到我们手里，沉重的、结实的东西全都沉下去了。
就连那些在科学界窃取了一种权威地位、自命不凡地以立法为己任的作者们，每当扪心自问的时候，也未免抱怨自然微妙，真理难寻，事物隐晦，原因纷坛，以为人心的力量微不足道。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从来不表现得比较谦虚一点，因为他们所责备的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情况，并不是他们自己。凡是某种学艺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就摆起这方面权威的架子，断定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让某一学艺自己审判自己的案子，它怎能判决自己有罪呢？这不过是摆摆样子，免得显出无知，大丢其丑罢了。
至于那些公开发表并且得到公认的学说，情况则是这样：不下工夫，充满问题；在扩大认识方面非常迂缓，很不得力；整个看来好像十全十美，各个部分却是空空如也；让人挑选时颇受欢迎，可是连那些吹捧它的人也不能满意，所以只好用各色各样的手法来加以防护，加以说明。
即便有些人决心亲自进行试验，把气力用在扩大知识范围的工作上面，也还没有胆量完全摆脱众人接受的意见，从本源中去求知识；他们只要在现存知识的总和中添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就认为自己已经做了一件大事；他们小心谨慎，认为自己添加了一点东西，就可以维护自己的自由；同时他们也同意别人的看法，借以保持谦虚的美名。可是这种为人称道的平凡和中道由于从众从俗，却成了损害科学的大患。因为同时既称赞又超过一位作者，是很难办到的；知识好像水一样，水一流到低处，是不会上升到它原来的高度之上的。所以说，这种人虽然有所订正，却没有什么提高；虽然改进了知识的状况，却没有扩大知识的范围。
确实也有一些人干得比较勇敢，他们放手大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推翻前人的见解，为他们自己、为自己的见解开辟了道路；然而他们的作为对事情推进不大，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实质上和价值上推广哲学和学术，却只是要更换学说，使支配人们见解的权力转入自己手中；他们这样做当然所获甚少，因为他们的错误虽然与别人相反，错误的原因却是一样。
虽说也有些人酷爱自由，不受别人意见的束缚，也不受自己意见的束缚，希望别人同自己一道钻研，可是这些人尽管动机真诚，却努力不足。因为他们满足于追求大概的道理，在辩论的漩涡中转来转去，乱七八糟地自由探索，以致放松了研究的严格性。在必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始终不越出经验和自然事实的范围。固然有些人投身于经验的海洋，几乎改变了机械学的面貌，可是这些人在实验中仍旧追求那种东捞一把西捞一把的研究，没有什么有条有理的操作体系。此外，他们大都从事研究某些琐屑的问题，把完成某项单个的发现当作一件大事；他们的研究进程在目的上是狭隘的，同时在方法上也是笨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实事求是地研究某物的本性，得出正确的、成功的结果；他们尽管辛辛苦苦地变更自己的实验，却总是达不到一个停息的处所，老觉得还要寻找些什么别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记着，这就是：人们努力进行实验的时候，一开头都是提出一些特定的工作要求完成，都是怀着早熟的、过早的热情去追索的。这种努力，我说，寻求的是产生果实的实验，而不是带来光明的实验。它并不是摹仿上帝的创世历程。要知道，上帝在第一天的工作中只创造了光，为此花了一整天工夫；那一天并没有造出什么物质性的产品，这一工作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进行的。
至于那些把逻辑放在第一位的人，认定科学应该在逻辑里找到最可靠的帮助，他们确实非常正确、非常高明地看到，人的理智不能没有规范，否则就不可靠；可是他们投下的药剂太轻，治不了重病，而且本身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因为大家公认的那种逻辑只适用于人事，适用于涉及言谈和意见那些学艺，用于自然就嫌不够精细；把它用在它所不能驾驭的对象上，就只能使错误巩固、谬种流传，而非为真理开辟道路。
因此整个看来，在科学上，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是幸福的；无论在对别人的信任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努力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是各种证明和已知的实验都不很可靠。宇宙在人类理智的眼里好像一座迷宫，哪一面都呈现出那么多的歧路，各种事物、各种征象似是而非，各种自然现象杂乱无章，纠缠不清。尽管如此，道路还是必须打通，要依靠感官的那种闪烁不定、时明时暗的亮光，穿过经验的丛林，通过各种特殊现象向前迈进；可是那些自命为向导的人（据说）自己也是晕头转向的，他们又增加了错误的数目，扩大了流浪者的队伍。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不管是人类天赋的判断力，还是什么偶然的幸运，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成功的机会。杰出的才智也好，重复偶然的实验也好，都不能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我们的步骤必须有一个线索引导，我们的整个道路，从第一个感官知觉起，必须建立在一个可靠的计划上。
大家不要把我意思误解了。我并不是说，人们花费了那么长的岁月，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我们没有理由枉自菲薄，看不起人类过去作出的那些发现；毫无疑问，古人发挥聪明才智、进行抽象思考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要知道，在仅仅依靠观察星象来航行的古代，人们已经能够沿着旧大陆的海岸航行，或者横渡少数不大的内海；而在能够穿过大洋发现新大陆之前，必须已经发明了使用罗盘作为更精确、更可靠的指针。同样情形，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的那些发现，是可以通过实践、思考、观察、论证作出的，因为这些事情贴近感官，又直接处在共同的概念之下。我们必须首先给人类的心灵和理智介绍一种更完善的用法，然后才能达到自然界那些更遥远、更隐蔽的部分。
（任华 译）
一个新世界的描述
作者：笛卡尔
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科学家。生于都仑省拉爱城一个贵族家庭。1604年入耶稣会公学，接受传统教育。1612年毕业后，广泛研究法学、医学、力学、数学、光学、气象学等，接触各方面学者。1618年参加军队，退伍后定居荷兰，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著有《几何学》、《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论心灵的感情》等。
请你暂时让自己的思想离开一会儿我们这个世界，去看看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我将要让它出现在那些想象的空间里。哲学家们①告诉我们说，这些空间是无限的；他们的话确实应当信赖，因为就是他们制造了这些空间。可是为了使这种无限不至于给我们造成阻碍，使我们陷入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