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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巴别通天塔自建造以来还不到4000年。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生存并且发出信号的年代就限于这样一段时间，那么照上面的算法可得，银河系百万栖息生物的行星之中，当前正在发送信号的只有4000年/40亿×100万个。
也就是只有一个。这意思是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眼下在整个银河系中最多还有一个别的文明社会可能会发出信号，要是一个文明社会发送信号的年限只有1000年甚至更短，那么我们用射电望远镜去深探银河系，苦觅智慧知音就难免成为徒劳之举。
这里所讲的估算银河系中有多少行星正在发出无线电信号的方法包含了许多不定因素。我在这里并没有把这个数字求得特别准，而是想说明这问题涉及哪些因素。通过这样的假想计算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一个技术文明社会能存在多久。一个文明社会开始发射无线电波后还能保持多长的年代呢？能有一个世纪吗？尽管技术发达了，但它还能否存在下去？或是由于技术先进了，它才得以保持生存呢？
我们提出了银河系中地球外生命的问题，我们回到了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的问题。
科学的普遍性与国际合作
作者：卡洛·卢比亚
卡洛·卢比亚（1934——），意大利物理学家。生于戈里齐亚。曾在比萨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与荷兰物理学家范德梅尔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的传递场粒子W和I。由于这一重大贡献，二人于1984年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现代科学方法问世于17世纪的伽利略时代，然而，只是到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之初，自然科学才得以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被公认为促进了这一过程发展的，是一些大学中少数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的影响迅速而广泛地遍及整个欧洲。这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修业于各自选择的大学里的年轻学者们打破了国家界线——从伦敦、巴黎到圣·彼得堡，从厄普萨拉到波洛尼亚，形成了早期国际性合作的雏型。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也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发展。科学与新兴工业之间的联系慢慢地在增加。其中最早的例子是称为上个世纪“高技术”的德国的化学工业，当时已为国际领先。这一发展经历，同时也使德国成为一个最早由政府参与创办较大规模研究机构的范例。他们扩充了大学教育系统，建立了凯撒·威尔海姆研究院，即今日人们所知的麦克斯·普朗克研究院。该院即建于1911年。
表明本世纪第一个25年间欧洲科学力量的例证之一，是在总共71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奖获得者中，有68位是欧洲的科学家。
本世纪第二个25年间欧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对科学活动的种种影响，这里就不必赘述了。然而，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的年代里，人们终于普遍地认识到，科学对民用和军用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政府迅速增加了对大规模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的支持。据估计，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的科研预算已达当时全世界研究经费总额的一半。这些财力物力投资，加上这个国家的幅员辽阔和科学家们充分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流动，使得美国在本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在许多科学领域内成就卓著。
毫无疑问，能够表明这一事实的例证，可以再次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上看出。在本世纪第一个25年中，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71位获奖者中，只有3个是美国人。而在从1955年到1980年的25年间，1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82位是美国公民——其中许多人原先都是从欧洲极权政府的恐怖中来美国寻求自由的。
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里，也一直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但与美国相比，只是发展得慢一些。但是，在同一期间，一种新型的、具有革命性的进行基础研究的方法已扎根于古老的欧洲大地，在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倔强地形成了新的特色：即强有力的科学合作国际化运动——这一观念在当今如此流行——而在当时却根本无人知晓。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CERN，即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该机构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目前支持着4500名在基本粒子领域内从事研究的科学工作者。
在许多其他学科领域里，如气象学、天文学、核聚变以及空间科学领域里，也同样存在着全球规模的科学合作。利用这种方法，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的科学专家们便可以开展有效的合作，以解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联合国系统也会以一种无可争议的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加以扩展。
上述研究计划的经费是依照自愿的原则由30个国家捐款资助的。我们听说，美国在中断几年之后，最近已决定恢复对该项计划提供资助，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开展国际合作的良好的典范。作为世界较大多数人民和平与繁荣的先决条件，规模日益扩大的民用研究也正逐步采用国际合作与谅解的方式进行。说真的，国际合作似乎也终于对诺贝尔委员会这层人产生了影响。
在30年代，诺贝尔奖最大部分的得主是德国人。1976年——例外的一年，诺贝尔奖的得主全部来自于美国。但过去几年的情形，在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以来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家。再则，物理学是国际性联系最大的学科，过去5年间，有7/1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在国际性组织中做出他们的发现的。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表明一种发展趋势呢，或者只是一种数年后会消失的统计上的波动呢？我认为，在科学上，这是一条崭新的、今后会越来越明朗的路子。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一条将来会占主导地位的、崭新而重要的路子。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基础科学领域里开展国际合作呢？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常常可以从资金的角度予以正当的解释，即有必要分担为建造许多大型设施所需要的大笔投资。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但也并非是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取得杰出成就的唯一原因。
对于使有组织的研究工作扩大到国际规模来说，还有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即我所称谓的“人的因素”。基础研究的进步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波动性”所致，即由于智能的突破而产生的突然变化。没有这种“触发”因素，纵使投资强度再大，也不会收到相应的效果。在科学上，一个具有独一无二、创新思想的人，可以比千百个做较为常规研究的科学家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当然，尽管后者对于以最快的速度进展是不够的，但同样也是需要的。像在艺术、音乐等领域一样，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有赖于特殊的天赋。大自然对这些人物的造就非常缓慢、非常吝啬，而且是恒速不变的。科学家必须更好地处理自然天赋与正规、广泛专业训练的关系。天才科学家的数目不可能依照命令而增加；只有当科学家所在群体里的科学训练能恰如其分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训练时，天才科学家W585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这就是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所出现的情形。
我所要谈到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所称谓的“集体效应。”这种非线性的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当许多不同类型科学家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科学进步的速度就会加快。这种进步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尤为活跃；如把化学上的某个想法施用于生物学，把数学上的某一观念施用于物理学等等。换句话说，在同一处工作的100名专业稍有不同的科学家，可以说要比同样是这100名科学家、但工作在分散的、相互隔离的环境中要进步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这是创新型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例如，在过去100多年中，绝大多数科学进步一直与大学联系在一起，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大学是许多不同专业学者的荟萃之地。目前，产业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其自身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对于现代科学活动的规模，利用最佳的思想和提供适宜的“熔炉”，已经可以在国际上很好地得以实现。但应该说明的是，长期以来，科学国际化过程一直在以隐蔽的形式发展着，而我们今天所要落到实处的，只是有必要使原有的这一过程变为一种更加完善、更加系统的制度。
我相信，科学研究难度的日益增加正迫切要求采取新的步骤，以保证国际性交往向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机制迈进。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确信，有可能表现为人力资源中的全部自由能量才能有效地在友好国家更为广泛的合作组织内部沟通。这种扩展了的合作形式，必须加强而不是限制该系统内科学家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流动；必须鼓励促进科学，而不是试图官僚主义地加以利用。社会的首要责任，是要把科学群体置于最有效的环境之中，以产生出新的知识。这一点，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特别是对于西方国家的进步都是极为重要的。当前，这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日益有组织的科学合作。新、老大陆之间已建立了长期持久的纽带。近年来，一支新的方面军已开始发挥日益增大的作用。在锐不可挡地要求改善生活水准和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新的、强有力作用的驱使下，现代的日本和其他东方国家正在兴起。在我们看来，未来是属于那些知道如何洞察和区分美与丑神秘界线的人们。这一哲理在过去导致了许多伟大的文明，同时也是我们西方人观察世界的基本方法。我相信，随着相互之间更好的了解，我们对日本人民的成就所持的态度也会相应地改变。只有经过我们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经过三角世界真正的通力合作（在合作中，美国、欧洲、日本也将能加强其各自的联系），人们才将有能力规划出21世纪的基本蓝图，描绘出这个星球所有文明民族之间国际合作的更加宏伟的画图。
下一个世纪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大家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带着这种愿望，我结束我的这次演讲。
立足小分子 纵情大宇宙
作者：李远哲
李远哲（1936——），美国化学家。生于中国台湾。1965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74年任该校教授。1979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两度获美国劳伦斯奖金、美国国家科技奖章和美国德拜纪念奖。1986年因他在反应动力学研究中的重大贡献，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我必须先把一个事情说清楚。今天的科学研究已不是个人的行为了。最近四五十年的科学研究与100年前的科学研究很不一样。100年前的科研常常是一二个很有思想的人躲在地下室日夜努力，采取所谓的longwolf式的（孤独的）研究方式，常是个人的行为。但是近代科学的研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活动，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各种研究，很少是一个人可以作出很多科学实验的工作的。——不管他才能多大，智商多高。现代科学活动是集合很多人的专长及才智，彼此互相帮忙，再经政府机构的财力支持，才可作出一点东西。我研究的化学动态学也是一样，从1955年一些人开始研究到现在，牵涉到的人和经费太多了。诺贝尔基金会挑选我们3个人只是作为榜样而已，实际上是奖励大家在过去20多年来对化学动态学作出的贡献。
在科学的研究上也像其他事情一样，一个人的成败系于最艰难的处境中，有些人能继续努力，有些人承受不了。你如果问我为什么做得比别人好，大概我比较会坚持吧。
我在台湾念书时不是大家认为的“好学生”。所以我可以比较放开地阅读我比较喜欢的读物，培养我较喜欢的兴趣。我中学时代读了居里夫人的自传，受到很大感动，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她的影响至今仍在，我看居里夫人时，不是看到她的成功，不是羡慕她的名声，而是欣赏她的理想主义。人生活在世上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像居里夫人有这么美好的生命，我觉得十分羡慕。人家问她为什么不申请专利赚钱，她说：“人类的知识属于全人类所有，我不想把我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人的私产。”我想这个人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啊！
一般而言，今天很多大学的科学教育只是训练一些技术员，但这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原因是今天的科研的确也很需要技术性的工作。一个好的技术员是重要的。可是要在科学领域打开新的局面，做些尖端的、有创意的科学工作的话，光有技术就不一定行得通了。因此只得到技术的训练，一个学生还没有达到很好的科学教育的目的。据我所知，比较好的学校或实验室，为了要解决一个新的科学问题，学生都有很广泛的训练，不仅是他专业的东西，科学哲学、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也非常重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全世界与我们从事同样工作的就有几十个人，我们为什么做得比较成功呢？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反复地在每一步每一步的小地方上下功夫。如果有一百步的话，我一步比别人做好5％的话，这是1。05的100次方，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把我的成功看成是我个人的表现是根本不对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我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社会，人家不给钱，我什么也做不成。何况我的研究也只是继承很多早期的大师，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忙。因此，把我当作标兵或当作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是不对的。
人家问我怎样才能作好一个科学家，我就用一句我常常规劝台湾年轻人的话作答：要作好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因此，在现实社会里很容易妥协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生活上容易妥协的人绝对不会成为很好的科学家，即便他读了不少书，花了许多时间在实验室，也没有多大用处。另外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养成尊重别人的习惯，这一点不做好的话，也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我觉得民主的观念对科学家的培养非常重要。
公众的科学观
作者：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1942——），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牛津大学毕业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任引力物理学教授，主要从事宇宙学和黑洞理论的研究。从20多岁起，因患有渐进性的神经疾病，一直困在轮椅上从事艰难的科学研究。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过去100年间遭受到剧烈的变化，看来在下个世纪这种变化还要更厉害。有些人宁愿停止这些变化，回到他们认为是更纯洁单纯的年代。但是，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过去并非那么美好。过去对于少数特权者而言是不坏，尽管甚至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医药，妇女生育是高度危险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肮脏、野蛮而短暂的。
无论如何，即便人们向往也不可能把时钟扳回到过去。知识和技术不能就这么被忘却。人们也不能阻止将来的进步。即便所有政府都把研究经费停止（而且现任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地道），竞争的力量仍然会把技术向前推进。况且，人们不可能阻止头脑去思维基础科学，不管这些人是否得到报酬。防止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压迫任何新生事物的全球独裁政府，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才是如此之顽强，即便是这样的政府也无可奈何。充其量不过把变化的速度降低而已。
如果我们都同意说，无法阻止科学技术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至少要尽量保证它们引起在正确方向上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意味着公众需要对科学有基本的理解，这样做出决定才能是消息灵通的，而不会只受少数专家的操纵。现今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相当矛盾。人们希望科学技术新发展继续导致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而不信任科学。一位在实验室中制造佛朗克斯坦机器人的发疯科学家的卡通人物便是这种不信任的明证。这也是支持绿党的一个背景因素。但是公众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兴趣盎然，这可从诸如《宇宙》电视系列片和科学幻想对大量观众的吸引力而看出。
如何利用这些兴趣向公众提供必须的科学背景，使之在诸如酸雨、温室效应、核武器和遗传工程方面作出真知灼见的决定？很清楚，根本的问题是中学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