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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奈侍狻５芽ǘ丫�300年前就研究过自我培养理智的问题了。处在现代的我们，不但不能自我培养，而且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成年累月到处奔波，连这样的事情都不太知道的话，那不是将要处于十分狼狈落后的状态吗？为了摆脱那样的处境，请回忆一下笛卡儿，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陈耀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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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鱼乐
作者：汤川秀树
“这张彩纸，请给我写点什么吧！”“给我写幅匾额吧！”不断有人来求写字。彩纸嘛，写一首自己作的和歌也就行了，至于匾额，写什么词儿却大伤脑筋。最近，我常常给写“知鱼乐”三个字交差。于是，必定来问：“是什么意思呀？”这是从（庄子）外篇第十六《秋水》的最后一节里摘出的词句。我不能正确地翻译原文，但是我想，大体上是如下这样的意思：
有一次，庄子和惠子一起在河边散步。惠子是一位知识渊博、好发议论的人。两个人来到桥上的时候，庄子说：
“鱼悠悠然地在水面游着，这是鱼的快乐啊！”于是惠子立刻反驳：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说：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辩驳说：
“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的情形。可你不是鱼，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怎么样，我的论证方法天衣无缝吧？”于是庄子答道：
“请从头说起吧。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的时候，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我是在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呀！”
这段对话好像禅的问答，实则大相径庭。也可以这样说：禅是把话头引向科学所达不到的地方，而庄子和惠子的问答则关乎科学的合理性和实证性，看来惠子的论证方法远比庄子理路清晰。而且，我觉得不承认所谓鱼的快乐这种既不能明确地下定义、也不可能加以证实的东西的一方，是接近于科学的传统立场的。但是，尽管我是一名科学家，却对庄子所要说的这一方面有更强烈的同感。
粗略地说，科学家对事物的思维方法是处于如下两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另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未经证实的不存在的事物和未经证实的不可能发生的事物，全不排除。”
假如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固执地坚持上述两极端的任何一方，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学了。莫说是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的往古时代，就是到了19世纪，原子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证明。尽管如此，从原子出发的科学家们对于自然所能达到的认识，却比企图排除原子而去理解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们远为深而且广。“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这种思维方法过于狭隘，参照科学的历史来看，这一点就清清楚楚了。
虽说如此，但是所谓“一切从实证上或逻辑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这种立场则显然过于宽容。科学家在思考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的选择。换句话说，或者有意识无意识地排除一切可能性中的大多数，或者必须至少暂时地忘掉它们。
实际上，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会固守哪一个极端的思维方法。问题在于宁可采取接近两极端的哪一方的态度？
当今的物理学家最不了解的是基本粒子的真正面目。它远比原子为小，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仔细观察，我认为它似乎还有其自身的结构。但是，通过实验去直接分辨那样微细之处，是近于不可能的。要想仔细观察一个基本粒子，必须考察：使另外的基本粒子有力地靠近其附近时，显示出怎样的反应。但是，在实验中能够捕捉到的，并不是反应的现场，而只是两个基本粒子靠近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则容易偏向于上述两极端的一方。某些人的思维方法，是认为应该只把两个基本粒子相互远离的状态作为问题来研究，或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什么要考察一个个基本粒子的细微结构，那是毫无办法的。我则与此相反，相信采取某种方法将能够合理地掌握基本粒子的结构；只是苦恼于想不出好办法。我想，这虽然不像庄子知道鱼的快乐那样简单易行，但是可以说：知道基本粒子的心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为此，也许必须打破截至今天为止的常识的框框，采取一种奇妙的思维方法。这种可能性是不能预先加以排除的。
1965年9月，为纪念《中子论》①发表30周年，在京都召开了关于基本粒子的国际会议。这是一次只有30人左右出席的小型集会。会议期间，在一次晚餐会上，我曾把上述庄子和惠子的问答译成英语，向来自外国的物理学家们宣读。大家好像很感兴趣。恐怕都在考虑：自己是接近庄子和惠子哪一方呢？我沉入这样的空想中，感到很愉快。
①作者曾预言存在着以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为媒介的中子，并发表《中子论》。
（杨铁婴 译）
驰向思索的海洋
作者：钱德拉塞卡
钱德拉塞卡（1910——），印度天体物理学家。生于印度拉合尔（现属巴基斯坦）。先后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和英国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三一学院。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白矮星理论及对恒星大气辐射传能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恒星结构研究导论》、《恒星动力学原理》等。1953年获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1962年获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奖章。
近年来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动机。我对这一问题的某些思考结果已收进了我的演讲文集《真理和美：科学中的美学和动机》。
我想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在某种意义上讲最令人费解的自然特性；2．人们为追求知识而奋斗的目的；3．人们对这种追求感到满足的原因。
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句话：
“关于自然，最令人费解的事实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
这阐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而且在其他一些科学伟人的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证。例如，尤金·维格纳就描写过两种奇迹：“自然规律存在的奇迹和人类的智慧预测它们的能力。”薛定谔认为，后面一种人类的智慧能够预测自然规律的能力，可能远远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范围。
当开普勒在根据哥白尼体系分析行星轨道时，他发现古希腊数学家们为了寻求他们内在的数学美而研究过的曲线，竟然恰好是用来表示行星的运行轨道所需要的那些曲线。在评论开普勒的这一了不起的发现时，爱因斯坦曾这样写道：
“看来，人类的智慧能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事先独立地将它们构想出来了。开普勒的辉煌成就正是这样一种事实的最精彩的例证，即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来，而只能通过将智力创造同所观察到的事实相比较而获得。”
让我重复一下这一至理名言的关键部分：“人类的智慧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经事先将它们构想出来了。”
如果接受我们在了解自然界的“合理性”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对用于科学的一般措辞“追求知识”又作何理解呢？
“追求”具有在打猎中所用的“追逐”一词的一般含义。就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而言，我们对“驱逐机”这一复合词也很熟悉。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同被追逐的狐狸或被紧追的敌机一样，知识就是某种我们预先就知道其存在的东西，而我们的“追求”是为了获得它呢？当然，被我们归在“知识”名下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属此范畴。因此，发掘很久以前的生物遗留下来的化石或古代文明的遗迹，标度最高的山峰或测定最深的海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胸怀壮志的战斗。
但有人可能还会问：那么知识是否就是我们以同“因为它的存在”而渴望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们一样的精神去追求得到的某种东西呢？如果是这样，当有人告诉我们研究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时，对标绘出当我们在开始对它进行探索时连它的存在本身都还不知道的领域又作何理解呢？当开普勒开始对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观测结果进行长期而艰巨的分析工作时，他还并不知道隐藏在浩瀚的观测细节中的却是他所发现的质朴的规律。而牛顿在他观察到苹果掉地以前，也并不知道开普勒的定律可以用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轻而易举地加以解释。
也许我会被指责为诡辨。事实上可能有人会说，在追求科学知识中，如果人们不是瞄准某个物质，具体的目标，那么它们的目标就在于扩大作为自然界的主要标记的序列与和谐。实际上，对一个科学家而言，自然规律的序列、和谐、匀一性和普遍性真像珠穆朗玛峰之于登山家一样。
但这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知识的全部意义所在呢？举例而言，我们是否想把新的知识定量化到这样的程度，以使他人能够分享它，甚至能够利用它来给人类带来欢乐和福利呢？如果我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这又会给人们自己的感性认识的提炼和想象力的扩大带来什么益处呢？难道华兹华斯为牛顿写下的著名诗句没有它的真实含意吗？他写道：
“一位智者的大理石丰碑永世长存！他独自驰过了不熟悉的思索的海洋。”
真的！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在他们大功告成的时候都返回到了他们的自我。
我相信，这些最伟大的智者为了扩大他们的想象力而作过的尝试，也在牛顿的基本原理的远程性的、分层次的、冰冷的风格中体现出来。这些基本原理的持久的价值，原因就在于牛顿对宇宙的想象力，同样也在于他凭借这种想象力总结和组织发现的卓越品质。
最后，我想谈一个人对他的学术上所作的努力感到满足的原因。
也许，我首先应该排除这样一种“权威”性的观念，即认为对学问的报偿在于扬名和赢得社会声誉。我想，一个人要抛弃这种世俗观念，至少他应感到要超脱它。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受人类的敏感性的影响，以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尊敬的同事们的赞赏会完全无动于衷。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样的愿望：后人会承认我们用自己有限的能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应该得到的地位。
现在，让我试着直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完全了解他自己先天的和经常都可能会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限制，他还是将自己献身于学问和一种失败多于成功的永无止境的拼搏生涯呢？在T。S．艾略特写的《心腹职员》一书中，他已对此作了回答：
一个人应该具有一种蜡炬成灰的激情，去从事他难以胜任的事业。
（王乃粒 译）
科学家的工作必须在疯人院进行
作者：普里高津
普里高津（1917——），比利时化学家。生于莫斯科。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81年任欧共体特别顾问。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会员。因对非平衡态热力学，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成就，于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重要著作有《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导论》。
埃尔文有一次在回答许多科学哲学家时愤怒地写道：“……有一种错误倾向，认为科学是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毫无关系的。其实不然，从科学发展史知道，哪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离开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脉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理论科学不知道，它的构造中被人认为是很得要领的那些重要方面，最终必定归于只能抓住有教养的公众的一些概念和词汇，并且成为一般世界图式的重要部分。这种理论科学，我认为，在那里这一点已被忘记，而且在那里入会者用那些最多只被少数游客所懂得的术语互相继续着冥想。这种理论科学必将从文明人类的其余部分被铲除掉。无论多么深奥的闲谈可能在极少数专门家的孤独欢快中继续着，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要萎缩、僵化。”
整个文化所特有的问题和该文化框架之内的科学的概念发展所特有的问题，就在科学的心脏，我们发现了诸如时间、演化、不可逆性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代科学家都试图作出回答，哲学家也是如此。
我们可不可以用决裂、分离或否定的术语、用把具体的经验向着更加难以掌握的抽象变换的术语来定义科学的进步呢？我们相信，这种解释是在认识论水平上的，在其中科学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历史情形的一个反映，是科学描述由人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广泛经验时理论上无能的反映。但是，这个被认为是胡说的结果，并没有在它们遭到否认或被宣布为非法之后而消失。
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科学理论的抽象发展的。但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决定性的概念的革新并非一定具有这种类型。它们常常来自把一些新维度的现实性，例如引入不可逆性的概念或量子化的概念成功地并入科学本身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个说法还可以一般化），革新极好地表明了文化的甚至“意识形态”的脉络所施行的影响，因而表明了科学的实际敏悟对于它在其中发展的环境所施的影响。
断言这个敏悟，将违背与科学有关的另一个传统概念，即把它自己从理解自然的传统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得到发展的思想（它把自己从懒于动脑筋的普通感觉所产生的被叫做偏见的那些东西中得到净化，从而使这些偏见和理性的“苦修”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从这一点可以得到结论：科学应当是独立维生而不入世事的人的团体所干的事务。因此，理想的科学团体应当从社会的压力和需求中得到保护，科学的进步应当根本上是独立的过程，从科学家参与其它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外部”影响，一切利益，都只能干扰和延迟这个过程。
这种抽象的理想，科学家退出去的理想，在另一个理想中找到了同盟者，这个理想就是关于应当说明“真正”研究者的天职是什么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研究者要从世俗变迁中逃脱出来的愿望。爱因斯坦描写了这样一类科学家，假如赋与天使把一切“无价值”的人——没有说是在哪一方面——从“科学圣堂”中逐出的任务，那么这类科学家将会受到天使的“恩惠”。他们几乎是“极其古怪离群，隐讳无言的孤独汉。……”
“什么把他们带进了圣堂？……”
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的动因之一就是逃脱那痛苦烦恼和可怜乏味的日常生活，就是逃脱人们自己变换欲望的羁绊。经过比较精心修炼的人被驱使去逃脱个人的存在，达到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的境界。可以把这个动因比做一种渴望，它会使城镇居民禁不住地从他那狭小吵闹的住宅奔向安静的高山，在那里，他的眼界能无阻碍地穿透寂静纯洁的空气，追寻那好像是为永恒世界而造的安逸图景。
和这个反面动因相对，还有一个正面的动因。人类要为他自己，用适合于他的无论什么方法，去寻求构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世界图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用这个图象去代替经验的世界，从而征服它。
爱因斯坦敏锐感觉到的，在后来被科学所发现的禁欲主义的美与市侩经验的小旋涡之间的不相容性，容易被另一种不相容性增强。这一次是老老实实的摩尼教的不相容，是科学和社会之间，更确切地说，是自由人类的创造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不相容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工作的完成不是必须在隔绝的黑体中或圣堂中，而是只好在一个堡垒中，或者还可以像德林迈特在他的剧作《物理学家》里所想象的，在疯人院中。这个剧中的主要角色，三位物理学家讨论推进物理学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讨论把人类从盗用物理学进步成果的政治权力的可怕后果中保护起来的方法和手段。他们得出结论：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已经选择的方法。于是他们全都决定继续装疯，躲到疯人收容所里去。该剧结尾时，如命中注定的那样，他们发现最后的避难所只是一个幻想。收容所的女所长暗中探查了她的病人，偷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夺得了世界政权。
德林迈特的剧作最后把我们引到科学活动的第三个概念，科学的进步是由于把现实的复杂性归结为隐藏着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