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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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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陷时期,夏家的日子开始紧了起来,因为夏仁虎拒绝为敌伪做事。夏仁虎,字蔚如,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在清光绪二十四年进京赶考,就留居在北京。辛亥鼎革后,曾游宦关外。1926年秋冬,曾相继任北洋政府杜锡珪、顾维钧内阁的财政部次长、代部长。1927年、1928年间,又先后任潘复、顾维钧两届内阁的国务院秘书长。北伐成功,夏仁虎自宦海退隐,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街自己设计建造了一所宅院,门牌一号,这也就是林海音的于归之处。夏仁虎不但宦场得意,且擅长诗词曲赋,文采风流,著有《啸庵诗词》、《和姜白石词》、《枝巢四述》、《珠鞋记传奇》、《旧京琐记》等书,他六十岁前为文多署名“枝巢子”,六十岁后则署名“枝巢老人”了。据林海音猜想,“枝巢”二字当引自《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是不忘故土的意思。王景山:《旅人随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12、113页。林海音后来在台北曾多次著文怀念自己的公公。当时,夏仁虎在北大和师大教几门课,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也藉此推辞别人找他出来做事。时周作人做教育总长,多次请他出山,都为夏仁虎所拒;华北行政委员会的王克敏也找夏仁虎出来做官,找了几次,夏仁虎都没回应,得罪了对方。有一天,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到夏家找夏仁虎,大媳妇董曼仙出面周旋,日本宪兵不满意,一间间屋子搜查,把家里三四部电话拆了,只剩下一部。当时何凡为了听听中国以外的声音,在自己的小楼上装了天线,收听英文短波,林海音很机警,跑上小楼把天线拉断了,塞在桌子底下,才躲过日本宪兵的检查。生活越来越苦,大厨房的菜越来越差,后来不得不各房分炊。就在这艰苦的岁月中,林海音于1941年11月生下了她和何凡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夏祖焯,1945年春生下女儿夏祖美。日子虽不如从前,但林海音和何凡住的小楼依然温暖:小楼墙上挂着浪漫情调的曼陀铃,古色古香的弩弓,还有画家蒋兆和用淡墨给林海音画的画像,她侧着脸,半仰着头,那明亮的脸庞、清亮的声音,给永光寺街四合院里的古老大家庭带来了无限活力。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05、106、98页。 
  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3日,全国报业复员联合会成立,林海音与何凡又回到报界工作,何凡进入《华北日报》及新创刊的《北平日报》,林海音离开师大图书馆回到复刊后的《世界日报》工作,此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老大祖焯四岁,老二祖美不到一岁,这回林海音主编妇女版,担任编辑,不再跑新闻,她常用林海音的笔名在妇女版上写稿,而夏承楹也开始用笔名“何凡”在《北平日报》上撰写“玻璃垫上”专栏。当时,成舍我也找何凡回《世界日报》,对他说:“你是师大毕业的,我希望你来北平新专担任教务主任,晚上在《世界日报》编教育版,你们的生活我来负责。”条件虽好,但何凡对教书的兴趣不大,而他已在《华北日报》和《北平日报》找到工作,就婉拒了。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15、116页。 
  此时,林海音在夏家的大家庭中已生活了六年多了。抗战结束,他们便搬出永光寺街的大家庭,在南长街28号建立了小家庭。南长街南起西长安街,北至西华门大街,就在紫禁城边上,元代时属于宫苑之地,明清属皇城,当时两侧有银作局、宝钞局、御用监署等官府衙署。南长街位于城中,地位适中,东面是中山公园,北面是通北海之路,向西去是中南海。他们住的是一所小三合院平房,南边是何凡书房,北边卧房,西边厨房,院子里有棵大槐树。周末不上班的日子,他们常牵着祖焯、推着婴儿车里的祖美,上对门中山公园去,这也是他们恋爱时常去的地方。何凡还常把侄儿、侄女们接来玩。侄儿们回忆说:六叔六婶在我们孩子眼中很有吸引力,我们最喜欢上他们家。六叔整日伏案工作,他总是戴着个用硬纸板自制的挡光帽檐儿,早年外国电影里在报社工作的编辑,就戴着这种东西。每天报社有人来取稿子,到晚上又送校对来让他校,他工作完了,就跟我们玩。六婶会做菜,她做的烫饭特别好吃,她还做一种日本冻子,放在一个个小玻璃碗里,吃时浇上琼脂果汁,酸酸甜甜的。他们还常带我们上中山公园音乐堂看露天电影,放的都是好莱坞大片。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16、117、118页。 
  林海音与何凡这段的生活还是比较宁静幸福的,他们居住宽敞、经济有来源,日子比较舒心,何凡后来在台北为林海音写的《冬青树》作序时这样回忆道:“如论写作环境,不禁使我们十分怀念北平南长街那一所小三合院,乃至永光寺街那三间南向小楼。尤其是当风雪之夜,我们听着炉上嗡嗡的水壶声,各据一桌,各书所感。偶然回头看看床上睡熟的孩子的苹果脸,不禁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1947年春天,林海音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女儿夏祖丽。 
  婚后的日子,林海音还一直照顾着娘家,她的几个弟妹都是她供养长大,大都中专毕业,学有所长。她常回晋江会馆看母亲和弟妹,她安排三妹燕珠学打字,当时会中文打字的人还很少,燕珠毕业后很快找到了工作,她又安排弟弟燕生念高工,妹妹燕玢学助产。林海音明白,林家的孩子没有机会读大学,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怕不能生活。弟妹们都很乖,全听大姐安排。 
  日子平静有序地过着,似乎林海音一生都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然而时局却动荡起来。抗战以后,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内战打起来了。国民党的美式装备不敌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很快丢失东北,战火即将蔓延到北平。何凡和林海音决定去台湾。而自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以后,林海音在台湾的亲属就一直希望他们回台湾,林海音的二妹秀英、二妹夫陈祥霖已先回到台湾,此时也来信劝他们赶快走并说台湾有房子住。 
  离开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北平,林海音一样也有人情上的怅惜,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的好友吴金玉、余慧清、余慧文、吴允贞都来送行,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不过,林海音心中还有一份对回归家乡的企盼。多年以后,她在《英子的乡恋》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让我来告诉哥哥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就预备还乡了。从一无所知的童年时代,到儿女环膝地做了母亲,这些失乡的岁月,是怎样挨过来的?雷马克说:“没有根而生存,是需要勇气的!”我们受了多少委屈,都单单是为了热爱故乡,热爱祖国,这一切都不要说了吧,让我们从今抬起头来,生活在一个有家、有国、有根、有底的日子里! 
   
  他们先期回台湾的友人女作家黄和英夫妇、亲戚张我军也来信为他们迁台提供咨询。他们决定由上海转船赴台,当时北平到上海的机票难求、上海到台湾的船位更难等。巧的是当时北平陈纳德民航队里有他们的一位朋友吕保柔,他们就托她找机位飞上海。1948年11月4日,吕保柔为他们找到了机位,林海音先带三个小孩和妈妈林黄爱珍、五妹燕玢去上海,何凡和弟弟燕生料理完一些事情后再走。林海音和家人乘坐的是一架小货机,飞机在北平上空绕了个圈子,就往南飞了。林海音在飞机上的最后一瞥是协和医院的绿琉璃瓦屋顶,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暂时避难”竟一走四十多年。11月10日,林海音终于从上海带着一家老小挤上了中兴轮前往台湾。11月12日,轮船抵达基隆,林海音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11月21日,何凡和燕生也抵台,一家人又团聚了。 
第三章 台北生活  
第一节 安家  
  基隆上岸后,林海音全家都住到了台北的二妹秀英家。   
  填报户口时,含英终于在籍贯那一栏写上“台湾新竹”(当时头份属于新竹县,后来才划归苗栗县)四个字时,她想到因失去故乡所受的那些委屈,不觉满眶热泪,感触万千!那年,北平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在一次集会中,大家愤慨地谈到日本问题,一个朋友自以为很俏皮地对她说:“你是日本人,应当高兴啊!”她当时脸涨红了,心中充满了愤怒,但是无言以对,仅仅回答对方说:“我不会忘记你今天说的这句话。”她多么希望有一天再遇到这位朋友时告诉他,他说过的那句话是多么伤害一个爱国女孩的心,她从十三岁丧父后,就一直勇敢坚决地带着弟妹留在北京,过着艰苦的生活。如今故乡台湾虽然光复了,但那些年来的忍受、努力、期待,对一个女孩子岂是容易的!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98页。 
   
  台湾的一切对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也是熟悉的,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对幼年即已离开的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但从饮食习惯语言方式来说林海音又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在北京时爸爸妈妈就和他们说客家话、闽南方言,妈妈爱珍还经常做台湾菜吃。尽管如此,台湾对林海音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重新起步的地方,工作是需要重新找的,家是需要重新安的,虽说是住在妹妹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天,她不是出去找工作,就是到省立博物馆看书、找书,多是关于台湾的书,她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自己的家乡。而何凡到了台湾后,也是先忙着找工作。先是何凡找到了工作:“从基隆上岸到台北,是先住在东门町的二妹家。他撂下简单的行李,就南北奔波地去找工作;左营有他北平师大附中的老同学宾果先生,很热心地为他张罗,结果还是因为洪炎秋先生的关系,一脚踏进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国语日报》。”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4页。 
  林海音与何凡在北平即已认识洪炎秋,林海音说:炎秋先生本是我的父辈的朋友,他到北京大学做学生读书时,先父已经早两年到北京做事了,先母也和洪太太是朋友,但是等到我长大结婚后,他又因为和何凡在台湾共同工作了几十年,似乎他又跟何凡是平辈,我倒要升格了似的。好在炎秋先生也是一位个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朋友的年龄对他不是重要的,你看他还常常喜欢翻译些儿童读物给孩子们读呢!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而且别人不敢写不敢说的,他都不在乎,他认为那是不要紧的。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141页。洪炎秋先生当时是《国语日报》社长,他在1969年底以无党籍人士身份当选台湾立法院立委。何凡进《国语日报》时,王寿康是副社长,梁容若是总编辑。关于当时的情形,夏祖丽在《何凡传》中是这样叙述的: 
   
  洪炎秋说:“承楹,你不要再找了,就来帮我办报吧!《国语日报》待遇虽不好,但是有件事对你方便,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有宿舍,让王寿康让出半幢房子给你们住。”然后他回过头问王寿康:“你们住哪边?”王寿康选了后面半边,这样,这件事就定下了,就这样,他进入《国语日报》担任编辑。 
  不久,他在中国石油公司的老友崔兴亚、高雄炼油厂厂长宾果都来信说,帮他找到了工作,待遇好,工作比报馆轻松,但他婉谢了。 
  后来,《征信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找他去负责报社编务,给他优渥待遇,但条件是不能兼差,何凡必须辞去《国语日报》的工作。何凡婉谢了余先生的美意,他对余纪忠说:“当年洪先生给了我半幢房子住,我不能离开。” 
   
  何凡的工作定了,他们的家也就安下来了。1949年初,林海音一家搬进台北城南古亭区重庆南路三段,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半幢宿舍,女儿夏祖丽认为从这十几坪大的日式房子开始,展开了他们在台湾五十多年的丰富充实的生活。 
  这半幢宿舍委实窄小,儿子夏祖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房间狭小,内铺榻榻米,不能摆设多少家具。寝具放在纸门后的壁橱里,晚上拿出来铺在榻榻米上睡觉,夏天挂一顶蚊帐。林海音:《家住书坊边》,(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12页。刚搬进来的时候,林海音并不习惯: 
   
  我最初搬到这十叠半来的时候,心情之沉重,难以形容,看着堆在壁橱里的十五公斤行李,想起北平扔下的一大片,真要令人闷绝,怕他骂我想不开,夜里钻在被窝里,不知淌了多少眼泪!但是两年住下来,就犯了北平人的懒脾气。最近听说他的机关有把我们全家配到一栋多出两叠的房子去,自幽谷迁于乔木,可喜可贺,但是我和他反而留恋起两年厮守的这两间木屋来了,母亲还以为我是舍不得曾投资于修理厨房的两包水泥呢!林海音:《英子的乡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18页。 
   
  据夏祖丽在《林海音传》中说,他们一家在这栋日式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五年。但林海音毕竟是林海音,她从小形成的积极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支撑着她,让她度过到台北后的最初艰难岁月。工作一时没有找到,她便又开始了投稿写稿的生活: 
   
  三十八年初,我们就搬到重庆南路三段的宿舍来住,十八坪不大,只有一顶日本“皇军”色的大蚊帐,一张矮桌,也就勉强可以应付我们一家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所需了。三个孩子——八岁的,四岁的,两岁的——就每天在这十八席上翻来滚去。榻榻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 
  我呢,走出了木板墙的家门。那时的重庆南路二段和三段间,还隔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巷弄,我就在这些巷弄中绕来绕去,认识环境嘛!忽然发现了一间矮屋,是公论报的分销处之类的地方,高兴极了,赶紧买了一份报回家,先看副刊,副刊的内容很合我的胃口,于是每天都要到那不知名的巷子去买一份公论报,终于兴起了“投稿”的老毛病。稿子很快地刊出了,都是些读书杂记。“飘”的作者死了,我就写了“文星陨落桃树街”;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我就写了“向乞乞科夫学习”。我在台湾的投稿生涯是从公论报起的呢! 
  为了写作,我们实在缺少了一张书桌。那张矮桌虽可席地伏案,但我们毕竟不是日本的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盘腿跪坐,来不赢!阿烈哥知道了,他日据时代在放送局,即光复后的中广公司工作,住在长安西路的宿舍里,就要提前退休了,把一张小小的旧书桌送给了我。没想这张书桌,我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趴在上面写了千千万万的字,后来桌面干了、翘了,木板生虫了,碎屑常一堆堆撒落在榻榻米上,我扫巴扫巴还是一样地使用。它曾放在卧室的窗前,更久是放在走廊的尽头。走廊头上也有一扇窗,我白天在那里写作,有窗明几净的感觉;晚上嘛,夏天脚下是一盘蚊香,冬天膝头是一张毛毯。请看我在这张破书桌前的照片,倒也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情呢!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版,第4、6页。 
   
  何凡在《〈冬青树〉序》中也有这样一段回忆:“来台以后,定居台北,室小人稠,门外复有车马之喧,而板壁纸门,又是接纳诸般噪音的最好设置。白天既嘈杂又忙碌,实在无法构想。只有耗到晚上孩子们入睡,街上的车辆行人渐稀时才好执笔。我有时午夜梦回,透过纵横交织的蚊帐,看见她还倾身窗前小桌,一灯荧然,犹自振笔疾书。夏天是脚下一盘蚊香,冬天是腿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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