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形容词却变成了‘勤劳’、‘智慧’、‘灵巧’、‘善于进取’、‘讲求实际’。”〔15〕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不仅改变了冷战世界的格局，而且还改变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各行各业的西方人带着各种不同的幻想与信念进入中国。他们往往不仅是去某一个地方旅游，而是期待着在旅行中发现某种预想已久或难以确信的东西。“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16〕前往中国旅行，不仅是一个地理历程，也是一个心理历程。他们坚信并且证明，他们在遥远的殊异的世界里，可以发现生活与自我的真实意义。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按照同一条线路同一种方式旅行，从广州到北京，从大寨到延安，参观工厂、人民公社、学校与医院，回到西方后，又以同一种方式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观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平等自由的社会、丰衣足食的生活。西方社会关注中国，前往中国，创造并传播美好的中国形象，似乎他们现在所谈论的中国，与几年前传说的那个邪恶、残暴、灾荒、混乱、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的红色帝国根本没有关系。美国的中国热不仅将已出现十年之久的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这个曾经最仇视中国的国家迅速推向高潮，而且还带动了欧洲国家的热情，赞美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犹如G。桑迪尼说的：“中国如今变成了一种世界时尚，一切都是那么确凿无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还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客，都争先恐后地赞美起毛泽东来，以此来重塑自己的政治生涯。”〔17〕改变了的中国形象从邪恶的地狱变成历史进步的天堂。旅行者像朝圣一样前往中国，读者像阅读福音一样阅读他们的游记，而那些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国噩耗或诅咒中国的媒体，如今却若无其事地大唱中国赞歌。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大卫·洛克菲勒（DavidRockefller）到演艺明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这些人的这些书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卫·洛克菲勒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革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壮举之一。”〔18〕演艺明星似乎比金融巨头更容易被感动，麦克兰妮说：“……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就没有人表现得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友爱、团结互助，他们热爱和平，富于人道主义情怀。”〔19〕红色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某种异国情调想象的美好的国家，甚至成为西方社会需要学习的具有严肃意义的榜样，一个“现实的乌托邦”。1973年，美国政治学者、后来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米歇尔·奥克森堡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书中收录了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如何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文章。在该书前言《向中国学习》中，奥克森堡说：“我们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学习，但情况最复杂也最值得学习的是中国。仅仅二十三年前，这个国家还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内战、通货膨胀、外国势力、阶段性的灾荒、无知、迷信。不出一代人的努力，这些发展的障碍问题，就大多解决了。国家获得了新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试验，诸如行政管理、教育、城市化模式、罪犯改造、公共卫生、企业管理、军民关系。这些试验都与我们紧密相关。”奥克森堡认为，中国革命对西方社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涉及西方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首先，西方人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完善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对立可以统一，一个社会既可以民主又可以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兼顾集体与个人，社会的和谐就产生于对立统一中。其次，西方认为社会的变革必须通过体制的运作，循序渐进地完成，而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证明，社会发展与人类幸福，也可以通过非体制的激进的革命完成。再次，西方人认为现代国家权力是为人谋利益的重要保证，人不可能推翻国家政权，只能设法减少国家对个人的危害。但中国革命证明，人民尤其是穷人的武装革命，可以推翻国家政权，建立新秩序，保障和平与幸福。最后，西方人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一些制度与自然的灾难，这是进步的代价，难以避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恰恰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种种缺陷。中国经验是一种趋于完美的社会变革经验，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是重要的启示。“除此之外”，奥克森堡说，“远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昭示了一种乐观的信念，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建设完善的社会。这种精神将给美国以灵感，美国需要这种精神。中国人努力建设一个更完美、更正义的社会的事业，激励着所有的人”。
总之，“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20〕。
五美国人推崇的革命，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太激进，因为构成美国文化主体的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小镇上的“乡愿”精神。法国人则不同了，革命经常成为一种民众激情。这个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的故乡，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现在，新世纪里，却将中国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
1968年“五月风暴”，差点又酿成一场法国大革命。全国罢工，内战一触即发。“五月风暴”期间，巴黎的游行队伍里，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们，时有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他们称为“小红书”。但“革命”在戴高乐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如果说革命期间人们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那么革命失败后这种意义就明显了。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惟一一次成功的、没有“变修”的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革命早已变修，斯大林不过是个红色沙皇。法国共产党也变修了，“五月风暴”期间它反对暴动，认为应该走和平议会道路。只有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革命，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法国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以《泰凯尔》（TELQUEL）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歌颂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文章。他们的新中国崇拜的主要内容是：一、西方革命接连失败，中国革命彻底成功。中国代表的东方的革命，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镇压不了的，是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秩序永远的否定面，他者的旗帜。二、中国革命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铲除了社会等级造成的剥削与压迫，是西方革命向往已久、又似乎永远没有希望达到的乌托邦。三、苏联革命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失败，“五月风暴”原想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预言，现在事实似乎令人失望，革命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才成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失望使他们认为，“毛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哲学。四、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前卫的文学艺术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改造人的思想，准备了革命精神。“毛主义”恰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的武器。而且，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诗人，诗人治国是西方自从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老理想。
法国“泰凯尔”圈子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推崇中国革命与“毛主义”，将中国当作最终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的绝对的“他者”。“泰凯尔”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写了一本书《中国妇女》，论述中国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某种异国情调，中国体现着政治革命与前卫艺术的精神。只有那些真正主张革命，具有前卫艺术观念，并且对西方文明有丰富的知识与深刻感受的人，才能够理解中国〔21〕。实际上“泰凯尔”圈子的理论家们，既有前卫艺术观念，又有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惟一欠缺的是“中国知识”。他们中只有克里斯蒂娃获得过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其他人的知识与经验背景，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实际上本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或“毛主义”不过是他们表现自己的政治与艺术观念的一面旗帜，就像他们喜欢印在杂志封面上的汉字，这是一种装饰，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或想知道那几个汉字的意义。
西方文化将中国想象为乌托邦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推崇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危险的疯狂念头，最终在中国导致了“一切都是可能被破坏的”这一灾难性的疯狂现实。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有两种明显的“差距”令人惊奇。
一、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堂地狱，时常让你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十八世纪从孔教乌托邦演变成东方专制帝国，转变的幅度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这种变化就更激烈更极端化，而且变化的时间也更短更急剧，从一个世纪到一代人。
二、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时常难以相信他们谈论的就是那个现实的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时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的确不是一个现实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想象中的作为“他者”的地域。这个地域不是由现实构筑的，而是由“故事”构筑的。所谓“故事”，强调的是其想象虚构性与某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性。他者想象中的中国存在于西方特定文化特定时代的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从新闻报道、游记、小说到学术著作、政府报告，这些文本的不同的修辞策略构筑出同一种中国形象，并不断重复加强，确认传播。表面上看，这种中国形象是反映性的，实质上却是表现的。
六在中国形象这一文化他者中，西方人看到文化的自我。解读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进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逐渐好转，从少数记者、旅行者的报道到许多媒体参与的“炒作”，红色中国形象越来越光明，最后几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楷模。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几乎不可想象。弗洛里克在回顾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西方流行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指出：“……对‘发达’的西方的很多人来说，中国榜样的形象出现，有不同的原因。首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是强烈反苏的国家，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同情与注意（我们发现自己关于苏联知道得太多，而关于中国又知道得太少）。其次，对我们绝大多数人，中国都具有某种异国情调，中国是神秘的东方最有魅力的地方。我们难道就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假设，这种独特的文化开辟了一条优越的现代化道路？……再次，对某些西方人来说，今天对新中国的友好与颂扬，多少出于某种负疚与补偿，他们感到在过去的历史中西方亏待和剥削了中国……再次，对于那些关注西方六十年代出现的道德危机并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中国形象树立的榜样，成为人类道德救赎的希望之光……最后，对于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者，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22〕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表现在从经济发展到道德完善的许多方面。起初中国形象的优点还表现在物质进步上，但遗憾的是，不管在中国背景上这种物质进步的程度有多大，相对于西方还是寒伧的。所以，物质进步的意义在西方视野内仍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很快西方人就开始发掘“新中国”的道德内涵。在西方的“新中国迷”的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那里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一位美国地理学教授描述他的访华观感，犹如描述某种乌托邦经历：“在黄河和长江谷地，生活着一个健康的民族，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举止优雅，幸福美满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23〕美国学者保罗·霍兰德在（PaulHollander）《政治朝圣：西方知识分子前往苏联、中国与古巴的旅行——1928～1978》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多方面的意义：“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制国家，他们有一个牧师式的君主，赢得了全民全心全意的爱戴。总之，那是一个信仰虔诚、道德高尚的社会。”
“……这是一个踏着轻快的步伐、带着高度的热情向未来的民族，这个民族昭示了世界上一种全新的文明。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跃进，突入历史。”
“……今日中国的生活无比快乐……一种全新国家观念实现了人们许多美好的梦想。政府支付人民的教育费用，将军与政治家都是学者与诗人。”
“人民看上去健康快乐，丰衣足食，他们明白地表达自己是毛主席的新中国的公民……乡村的变化翻天覆地……毛泽东的革命无疑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幸事……毛泽东思想……已经开花结果了……”〔24〕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的大问题。所谓的“中国道路”首先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整个文明结构，以现代理想重新规划现实，使一个贫困、堕落的传统国家变成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强国，这不仅令西方发达世界惊慕，也值得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学习：“真理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基本、最重大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使每一个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身体健康，绝大多数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成千上万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饥民不见了，露宿街头、挨户乞讨、食不果腹、目不识丁的流民也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变化的意义，不能只看今日中国，只有在对比印度、巴基斯坦等不发达世界国家，人们才知道中国发展的意义重大……”〔25〕随同尼克松访华的《纽约时报》记者朱瑟夫·克拉夫特（JosephKraft）在那“改变世界的一周”后继续留在中国采访。参观大寨、南京、上海等地，会见了陈永贵、浩然，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文化与人的改变。“……如果说法国革命反对的是波旁王朝，俄国革命反对的是沙皇，毛泽东的革命则是要推翻孔夫子。尤其重要的是，毛主义向中国传统的畏权、畏学、畏富、畏老的官本位伦理提出哲学性的挑战。毛泽东教导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理论，主张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在他的著作中，贫者尊，富者卑，农村高于城市，无知百姓高于知识分子，集体利益高于家庭或个人利益，被统治者高于统治者……”毛主义正通过“小红书”贯彻到全社会。克拉夫特说，如今虽然已不像前几年那样人手一册“小红书”，随时随地读，但“小红书”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且是各行各业的人心，培育出毛主义新人（TheNew Maoist Man），连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也心悦诚服地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26〕。
有人说：“正当俄国和美国为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月球而进行竞争的时候，中国人却正在夸口要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27〕曾经热衷于讨论“红祸”威胁的索斯伯里夫妇，1972年春夏来到中国，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观看“蓝蚂蚁”的，而是来寻找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索斯伯里先生在中国旅行，感触最深的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一个新中国、一种新生活，出现了。其中一部分产生于1949年的革命，那是基础。另一部分，则取决于“文化大革命”，带着它的混乱、斗争、冲突、激情、争辩，一切都在‘乱’中完成。新中国的新人的确出现了，至少现在。他们站起来了，自尊自强，受人尊重与敬慕，善良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羡慕他们，但并不认为这东西可以出口，或者说美国或其他地方可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