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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行确实使年近七旬的黄炎培的感情天平倾向于毛泽东。当时与黄炎培同行的对毛泽东很有成见的傅斯年就非常看不惯黄炎培等人的亲共举止，他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1〕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延安归来答客问》，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出版。《延安归来》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让长期接受国民党舆论洗脑的国统区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在国民党媒体中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匪徒的共产党人，在黄炎培的笔下却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2〕不仅如此，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用《延安归来》打头阵，发动一个拒绝国民党从193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一党专制，大权在握，随时可以依“法”查封任何图书杂志出版社。发动拒检运动，委实是对庞然大物的国民党作力量极端悬殊的挑战。黄炎培大义凛然地说：“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3〕黄炎培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国民党近两个月目不转瞬的相持，竟然取得胜利，迫使国民党撤销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自然，国民党不会就此罢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伺机找黄炎培的麻烦。正如黄炎培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国民党政府对我忌恨很深；
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现了特务搜查住宅的事件。”〔4〕是日上午，当黄炎培兴致勃勃地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参加政协会议时，军警特务对他在重庆的寓所“菁园”进行非法大搜查，并用枪胁迫女佣、男仆，喝问他们黄炎培藏枪何处。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而一无所获后，这批有恃无恐的大胆妄为之辈，竟又追至国府路三百号民盟代表团宿舍黄炎培的临时下榻处〔5〕。这起轰动一时的“菁园事件”，
就是延安归来黄炎培左右为难的第一回合：感情上倾向共产党，国民党不高兴。
1946年1月31日下午，
蒋介石宣告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而就在这天上午综合组会议上，黄炎培敏感地问吴铁城：本会各条规定相当周密，惟施行区域是否包括东北在内？吴答：东北尚待另定办法。黄炎培喟然长叹：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6〕。2月黄炎培回到阔别近十年的上海。3月底，东北内战的烽火已弥漫天空。这就引起了一段让黄炎培左右为难的风风雨雨的和平谈判的活剧来。“中华又见战云开，谁为生灵请命来。”〔7〕悲天悯人的黄炎培作为热心于国共和谈的著名中间人士之一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指出：“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种方式：第一，国消灭共。第二，共消灭国。第三，国共分治。第四，国共合作。再不会有第五种方式。”他认为第一第二种不可能实现，分治则成不了统一国家，只有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共问题〔8〕。因此，黄炎培寄极大的希望于国共和谈。他和民盟诸中间人士穿梭于国共之间，费尽心血，祈望能在国共谈判的齿轮上起到润滑作用，使谈判机器继续运转。在夹缝中做工作是不好做的。在国共中间当周旋的第三者，本不符合黄炎培躁动、火爆和顶撞的性格，这大概是他由教育转向政治以后接受政坛撞击、磨炼而渐渐迫使他改变作风的结果。
一边是凭借手握朝柄而蛮横强硬的国民党，一边是认为真理在手而态度坚决的共产党。相形之下，黄炎培及其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却显得疲软无力。黄炎培找王世杰等人疏通，国民党方面毫无通融，坚持收回察热；找周恩来等人谈，周力陈利害关系，原则不变。黄炎培一事无成，深为国民担忧，大哭一场。1946年5月21日，当国共双方激战东北，黄炎培和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请求双方立即停战：“东北停战签字逾五十天，而双方激战未已，外失盟邦友情，内失全国人心。同人奔走匝月，愧无寸功。然及今再不停止，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特为下列建议，吁请即刻停战：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9〕其时，中共在东北十分困难，长春无法保住，因此毛泽东认为可以接受，于是立即复电，解放军22日撤出长春；蒋介石却十分恼火，对电报置之不理，在下令国民党军队随后进驻长春后，携夫人宋美龄到东北劳军，而且使出其惯用的特务手段，在派出特务于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从上海前往南京请愿的民主人士的同时要挟恫吓黄炎培：上海警察局的电话经常于深夜打到他住宿的民盟总部蓝家庄，说某某打人的“请愿团”天明将到蓝家庄，某某东北负伤国军代表要驻进蓝家庄疗养。黄炎培对于此种情形的出现，除由民盟诸友四处打电话请求保护外，别无办法，只有坐以待旦。
对毛泽东有利的和谈方案蒋介石不高兴，那么对蒋介石有利的方案，毛泽东、周恩来是什么态度呢？一样地不高兴！1946年10月2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东北解放区的安东的第二天，黄炎培和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南京梅园新村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黄炎培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并表示第三方面今后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先同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但黄炎培等第三方面人士因谋和心切而未能自觉遵守承诺。28日黄炎培等人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等等。该方案复写三份，由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等分别送达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这时国民党军队刚从一连串攻势中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既成事实，只能对国民党有利。当梁漱溟等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时，刚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这一条时，周恩来脸色骤变，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并且气愤地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梁漱溟自知理亏，急忙又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将已送出的方案收回，并立刻分头赶去。当黄炎培等赶到孙科那里时，国民党已对方案进行过讨论，并表示同意。黄炎培只好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才将文件拿到手带回来〔10〕。虽然风波告息，但梁漱溟和黄炎培都觉得焦头烂额。举步维艰的黄炎培痛心地写下《苦口》诗：“苍生痛哭岂无人，苦口哓哓又一旬。梦逐河边新万骨，觞歌白下醉千春。才驱敌去思劳止，复为谁来点卒频。缫出和娘丝已熟，受降城月尚如银。”〔11〕
这次国民党把第三方面人士和中共代表请到南京来，“醉翁之意”不在和谈。中共对此看得清楚，正如周恩来离开南京之前对黄炎培和罗隆基说的：我们共产党的代表早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来南京的，不过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陪着来了。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希望继军事胜利之后，赢得政治上的辉煌，将所有第三方面的党派都拉入国大，形成除共产党之外的举国一致。因此，国民党对第三方面加紧拉拢，不惜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国民党大员和各界名流走马灯般的轮番来做黄炎培的工作。继陶希圣衔蒋介石命以征询对时局的意见为名而专程拜访黄炎培后，陈立夫、潘公展等都来要求黄炎培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大；并放出风说：黄任之先生正考虑参加国大，当局拟以教育部长一席倚重任老，任老已有所考虑云云。黄炎培只好两次接见记者辟谣，把无意参加政府和国大的态度公之于世〔12〕。
11月11日，蒋介石为了拉第三方面下水，决定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而随着国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逼近，第三方面的阵脚出现了松动、解体的危险，青年党已决定单独与会，张君劢的民社党也可能分裂出去。黄炎培意识到，民盟对于是否参加国大已到了不容回避的关头。当天他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次日，民盟中央通过了他起草的这个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惟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之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之前，决不参加。”两天后黄炎培对外宣布时，交给主持人的纸条上写着“民盟暂不参加”与决议的“决不参加”虽只一字之差，却使黄炎培进退维谷的处境暴露无遗。为摆脱多方纠缠，黄炎培于国大开幕之际偕夫人去杭州避难，不料三天后回家时，依旧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说客。黄不得不重申数月前已明确的态度：“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第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而周恩来谈及此事却充满欣喜。11月17日周恩来等在梅园新村宴请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这样评价：“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我们这条路走了。”〔13〕
黄炎培当然清楚，是否参加国大，无疑是一个与谁结盟的问题。尽管他一再强调不偏不倚的中立性、独立性立场，但国共的关系一旦破裂，可供他们回旋的中立地盘几乎狭窄到无立锥之地。当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失掉所赖以生存的外力、而自身又一无凭借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与谁结盟、向何方依归的抉择！他们可以仿效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风格，却惟独不能将西方政党所赖以生存的历史环境搬到中国。如果说，延安归来时，黄炎培的“中间偏左”还停留在思想的层面，那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加速腐败，则促使黄炎培在行动中落实“中间偏左”，直至最终归于共产党。而这一切正是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为契机的。
1947
年农历九月初六黄炎培七十寿辰那天，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一天。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公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的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4〕。七十寿辰刚过，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和上海工潮”，
“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府”，“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警把南京的民盟总部围困起来。在民盟和全体盟员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身为民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的黄炎培，受民盟中央的重托，从上海赶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做最后的挽救工作。黄炎培等人拜访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他出面斡旋，这位自称的“民盟忠实朋友”，此刻却表示此系中国内政，他本人“爱莫能助”，并劝民盟自动“光荣解散”。国民党有关当局也以政府已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为由而拒绝同他们谈判。在极为严酷的气氛中，黄炎培只好以个人的名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协商，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即以国民党当局“免除民盟盟员登记”、“对无共产党党籍的民盟盟员”不采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为条件，“民盟自动宣告解散”。11月4日，
黄炎培等人在特务的监押下返回上海。翌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在张澜寓所开会讨论。此时特务云集门外，大声吆喝，以示威胁。会议最后决定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自动解放。在这一决定公布时，黄炎培等亲手创立民盟而近日目睹民盟解散却无能为力的老人们，无一不经历了巨大的创痛。巨大的压力使黄炎培一病不起。在他一生中，尽管不乏淫威下的委曲求全之举，但如此屈辱的违心事却是罕见。他的理智与情感、忍耐与抗争、世故与正直在内心激烈地冲突着，他的精神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病中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
这时，毛泽东对黄炎培也很不满意。因为1947年底中共得到消息：“民盟解散前，黄炎培在与国民党谈话时，表示对蒋极敬仰，赞颂党国领导抗战，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当时中共在各根据地进行土改，出现了估计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的现象，引起黄炎培的不满。民盟被迫解散，中共方面一度对黄炎培指责甚烈。就是到了中共建政以后，对1947年的民盟解散也不能原谅。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民盟解散是错误的：“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人民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不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取决于它的行为好坏。”“最后民盟面对国民党的压迫，宣布解散，这虽然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对民盟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是有损害的。不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本来是领导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压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后国民党还不是到处抓人吗？就是在民主运动高潮的时候，也有闻一多、李公朴的死难。所以收回旗帜是有损失的。”〔15〕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死路一条而已。”〔16〕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对黄炎培起草的这篇宣言表示不满，对此黄炎培批评说：“衡山、伯钧等以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17〕在民盟被迫解散前不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黄炎培对中间派的处境做了理性的判断。10月3日，他发表书面谈话，
对国民党指责民盟为“中共之附庸”提出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哪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双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双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18〕几天后，适值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人责我不帮打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19〕
黄炎培是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怀抱的，正如《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20〕随着民盟被迫解散，国民党给予黄炎培以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形影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