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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集权与专政〔9〕。
二、发展主义与“现代化陷阱”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一切都决定于人，决定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难以限制的技术意志。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技术意志对地球和自然带来的伤害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行为的泛滥，现代社会受功利性世界观和物欲至上价值观所驾驭，为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技术革新和技术发展成为最佳选择。英国学者帕·查·斯诺在1959所作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演讲中，批评了一些人过分渲染过去田园牧歌的悠闲而夸大科学所带来的某些现代社会弊端的做法，认为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些东西成功地传播给许多贫穷的人〔10〕。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代科技并未消灭贫穷，甚至在制造新的依附与贫穷。现代军备竞赛、绿色革命、发展与消费需求、企业竞争、追求长寿等等，使得技术沦为政治和商业主义的工具。在这些行为中，技术不是给世界以解放，而是给世界以新的统治。
绿色革命带来的是更多的饥饿。技术、知识与权力相连，因为技术，农民被种籽商、农药商、化肥商和销售商控制，资本通过技术渗透进自然领域，农业生产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而是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基础性环节〔11〕。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技术使工人异化一样，农民在绿色革命的行为中也在不断异化。其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所以，他“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就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2〕。同时，绿色技术往往不过是为富人生产高蛋白食品。在现代饲养场里，养鸡所投入的精饲料（主要是人的食物，如小麦、大豆等）与纯产出（鸡肉）之比是二十比一，要生产一公斤饲料牛肉，需花费一百九十平方米土地的农产品和十万五千公升的水，而生产一公斤大豆只要十六平方米土地和九千公升的水，即是说富人每享受一公斤牛肉所需的土地，可以生产近十二公斤的大豆或八点六公斤的玉米。在此，我们看到的是饥饿与浪费的内在联系，生态危机也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危机。
技术进步与战争、掠夺、军备竞赛是紧密相连的。波斯诗人哈菲斯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世界的行程是一把血染的刀，滴下的每滴血都是皇冠。”也许，技术就是那劈开历史血路的利刃，谁拥有最强的技术谁就拥有这个世界的“皇冠”。所以，霸权主义和集权专政都要疯狂地发展军备，技术也必然随之泛滥。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人类目前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而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又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一步扩散，以致于核武器成为了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代社会因此而成为一个“风险社会”〔13〕。数年前，美国的科学家们在电视节目中为他们军事优势的衰落而忧心忡忡：“苏联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十几次地球，而我们的核弹头只能毁灭几次！”这时，一个小女孩打进热线说：“我们的地球毁灭一次就够了！”这是十分微弱的声音，但无疑也是最有力的声音。有些人只想为自己打造一个幸福和美好的家园，而不管这个家园是否建立在沙滩之上。其实，症结就在于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14〕？
虽然人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裁军行动，限制生产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克隆人实验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企图控制技术泛滥的危险后果。但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第三世界发展与生存的强烈愿望都显示出有效控制技术、保持技术生产的良性发展极其困难。
发展是现代世界的基本价值取向，尤其是第三世界，但是“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将发展和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意志来追求，带来了巨大的恶果。“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的正当要求。发展要求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而所谓“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和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现代化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化约为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在向所有的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再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的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15〕。因此，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说，现代化实质是“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16〕。现代化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即对环境的控制）为“手段”，对任何事物惟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任何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不管其制度、组织与理智的创造的“好”与“坏”，其终究价值只看其功利性和效率。这就导致了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人类在不断用“发展”、“进步”、“新”、“效率”等观念来取代“传统”、“古老”、“旧”等观念时，丧失了起码的“好坏”、“对错”、“是非”、“善恶”标准，并一步步滑入到彻底的功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中〔17〕。
对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目的论的张扬往往带来对技术的进一步神化。醉心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人们往往不惜从香烟和化学杀虫剂等危害健康、破坏环境的产品中攫取暴利。事实上仅仅从GNP、GDP的增长来衡量发展是不可靠的，这些数据不仅不能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而且从生态角度说，还隐藏着巨大的欺骗性行为。因为这些数据中并未扣除对自然财富（如空气、淡水、森林等）的消耗，相反还可能把环境破坏计算进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之中。比如把森林的树木加工成家具，家具的产出被计算进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其中对森林的砍伐，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油漆等对水源的污染等却没在总值中被扣除。由于自然的破坏，人们只好买未受污染的“矿泉水”或加工处理的“纯净水”，花钱到夏威夷、九寨沟、张家界等地去享受新鲜空气，结果又带来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如此等等。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破坏自然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至少两次增值的机会。这还不算机器生产对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损伤，并由此而搭上医院带来的经济增值〔18〕。
遗憾的是，发展主义已经成了某些中国人的“信念伦理”。这种只问目的不问后果和手段的社会行为的“信念伦理”，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往往在“美好的理想”或“善的意志”中制造恶果，却让“上帝”或“历史”去承担这罪恶的责任，所以，它不过是“陶醉在浪漫主义的轰动中”的“银样蜡枪头”〔19〕。信念伦理往往与极权主义、霸权主义互为表里，未加检省的信念与理想常常使人陷入历史意志盲目冲动的不归路，是典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只要目的合理，手段是否合理可以不管。但正是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难道只要我们最终控制住了SARS，目的达到了，我们就为曾经犯过的错误找到借口了吗？难道只要把庙搞富了，方丈贪点污，受点贿，养几个女人就不算什么？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牺牲环境这样的“小代价”是值得的。现代化的欲求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发展，所以现代化目的论也正不断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力意志，认为只要发展了，经济增长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种现代化信念带来的“增长癖”使得我们可能通过耗尽地理资源和支持人类生命的生态系统，并把这种枯竭当作目前的纯收入这种方式来达到“发展”的目的。早就有人指出，中国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两种“剥削”基础之上：自然和农民，前者是发展的代价，后者是生态报复的承担者。在中国；哪一次为了分流泄洪不是以农民的家园、财产和庄稼为牺牲对象呢？目前中国最充沛的东西就是廉价的农业劳动力，而中国要用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和百分之七的淡水养活全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其发展的战略似乎只能是“科教兴国”了。带着“宁愿六十岁死于癌症，也不愿二十岁时被饿死”的辩护理由，为“解决温饱”，只有依靠一切技术手段来提高产量，结果是大量的化肥和各种化学农药的投入，造成土壤的高度硬化和贫瘠化。在一亿公顷的耕地中，已有十分之一受到高度污染，三分之一发生灌溉用水流失和土壤侵蚀，十五分之一盐化，还有近百分之四正在沙漠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近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由于都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至少一千五百万公顷的耕地被征为非农业用地——相当于法国加上意大利耕地的总面积。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将近一半靠高投资、低产出和高污染的乡镇企业，其中不少是我们一再禁而不止的小造纸厂；百分之七十五的能源来自烧煤，结果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难逃酸雨侵袭。为提高肉的产量，各种禁止使用的饲料、激素在泛滥，导致人们的健康遭到极大的威胁，肥胖、癌症等各种疾病迅速上升。现在，不少动物的饲料中掺入了生长素、催乳素、促产素等，特别是乙烯雌酚，瓜果、蔬菜可以用激素催熟，黄鳝、虾、蟹等靠雌激素饲养，长得又肥又大。由于经常食用这些食品，城市儿童的肥胖、性早熟已经成为家长们的一大苦恼，为此，有的医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新的科室——“儿童妇科”。刺激增长带来的“消费膨胀”还制造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水，严重地污染着城市周边的水源。由于旅游、能源与航运的过度开发，中国重要的江河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为了刺激“内需”，有不少人拼命鼓吹中国发展私人汽车，殊不知由于汽车带来的污染，目前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空气质量低于国际标准，而为适应汽车发展，必将增加大量的交通设施，我们又将失去更多的耕地和森林。目前我国每年流失七十万公顷土地，而增加一千四百万人口，所以，我们必须追问，国人在向“小康”奔进的同时能够保证为后代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吗？
从国际关系来看，环境与自然的破坏不应只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其深层问题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权力－依附关系。支撑现代化意志的理由还有“不增长就死”、“不消费就倒退”这个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流行观念。按照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部建立在国际等级差异基础上的“依附体系”。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发达国家，如果人们不消费或者是低消费，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失业反应，甚至导致经济崩溃；相应地，发达国家的消费阶层一旦减少消费或不消费则意味着依附于它们的发展中国家将失去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外汇，其国家的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会失去国际市场，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乃至倒退，贫穷将进一步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富人在剥削穷人，而似乎是富人拯救了穷人；不是经济殖民，而是经济救助。所以在中国，有的地方因为下岗职工太多，在人大会议上竟然呼吁：“欢迎国内外资本家来剥削我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这一事实，有奶就是娘！所以，只要全球性“核心”与“边缘”的“依附”关系得不到解决，发展主义就必将成为一种现代性信念。在这种信念支持下，科教兴国没有错，“不增长就死”，不消费就会失业，按照这样的逻辑，世界和平就会让制造武器的工人失业，拒绝犯罪就会使警察失业，健康长寿就会使医生失业，不破坏地球人类就要失业！
因此，发展到底是“指路明灯”还是“现代化陷阱”，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现代性难题。但不管怎样，发展的利益不能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人权自由，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的，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的。消除战争，拒绝污染，远离恐怖主义，关注弱势群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等等，都不比发展次要。
三、技术享受与消费民主
消费主义是当今世界的另一重要意识形态，刺激内需、提倡消费，目前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策略。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根本就不存在消费的过剩，而是消费的不平等。因此，生态危机正在挑战现代性的自由、民主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对生态的破坏应该由那些享受技术的人来承担。
商品和消费主义制造了现代人无尽的生活欲望与冲动，百货商店、世界博览会、游乐园、广场……汇集陈列着各种近在咫尺的狂欢要素与欲望对象，在商品世界的包装下，日常生活处处充满了惊喜和渴求。在商业主义的追逐下，消费主义不断地宣扬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享受幻觉，从各种护肤品到保健药，从家庭装饰到豪华轿车，从节能冰箱到智能洗衣机，从高清晰电视到数码摄像机，还有不断升级的电脑……技术创新就能满足一切。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新时代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断增长地使用和消费任何种类的存在者，这个时代以消耗自然与人的身体作为前进的动力。经济的飞速发展依赖于迅速的消耗，依赖于不断替代的新产品，并因此而拒绝使产品长寿，因为获益的欲望只有在不断的替代中得到暂时的满足。事物是为了消耗而被生产出来的。它们越快地被耗尽，它们就越快地越轻易地被替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部彩电可以看十年，那么，有多少个彩电生产商要破产呢？如果微软五年一次技术升级，那么比尔·盖茨就会利润锐减。如果说传媒的功能就是制造遗忘，不断用新的资讯洗刷人们的记忆结构，那么，技术的功能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想象，技术使人相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而实际上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就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当贝尔发明电话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其邮政总长断然宣称：“美国人有电话需求，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有许多邮差。”而美国某市长听到发明电话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说：“我可以预见，终有一天，每个城市都会有一部电话。”从今天来看，他们的想象力贫乏得让人可笑，然而，从未来来看，我们的想象力也许同样可笑，技术之所以取代了神话，就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想象了，现实已经超过了想象，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以供人消费的呢？不是已经有人花巨资随宇航员到太空去旅游过了吗？
然而，消费主义的一大悖论是：一方面是人造物质的丰富乃至过剩，另一方面却是自然权利的匮乏，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化创造了新的“稀有之物”：“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成了惟有特权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当穷人们尚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挣扎时，现代都市人却在大谈健康权、健美权、空间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等等，那么，是谁剥夺了人类的自然权利？谁又在重新分配这些权利呢？法国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指出，这些作为消费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