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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曾作了周密的布置。开庭前一周，工部局董事会接到口头指示：“如果发生对这些羁押犯中任何人撤回起诉，或宣判无罪释放的事，要求采取步骤防止他们重遭正常或非正常逮捕的可能性。”董事会作出指示：“在此种情况下，将护送羁押犯登上驶往香港或日本的轮船，随他们意愿。”〔36〕百年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关于“苏报案”的会议记录、会审记录，至今静静地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那是历史的见证。因为他们的坚持，先是清廷的引渡计划失败，最后也未能按自己的如意算盘处置章、邹，对一个从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眼里的王朝来说，无疑大大地失了颜面。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僵尸般腐朽的清王朝，一头是两个“志在流血”的知识分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苏报案”成就了章、邹的英名，在百年前的沉沉暗夜里，他们如同启明星，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上。孙中山后来这样评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37〕
在狱中，章太炎、邹容被罚做苦工，经常遭到拳打脚踢，章曾绝食七天抗议。虽然环境极其严酷，他们还是以诗唱和，他们的《绝命诗》联句已载入文学史。1905年2月邹容病倒，就在会审公廨同意保释出狱的前一天，在服用了工部局医院的一包药之后，于4月3日凌晨去世，这一天离他两年的刑期期满不到三个月。章太炎入狱之后，仍和外界保持着接触，他的诗文不断见诸报刊。被称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报》创刊后，1903年8月9日，他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学问渊博的国学家从字源学意义上重新诠释了“维新”的内涵。8月23日，上海举行沈荩追悼会，他在狱中写祭文，为章士钊的《沈荩》一书作序。1906年6月29日，他熬过三年的刑期，出狱当天就登上赴日本的轮船。
他们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道到上海狱中探望素不相识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1904年10月，《重庆日报》创刊后，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苏报案”消息及章太炎等在狱中的情况，被誉为“重庆的苏报”，发行量迅速超过三千份。1905年，他的处境已很危险，有人劝他出走，他说：“我决不负邹、章嘱咐。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我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质皇天后土，下可对四万万同胞。”〔38〕这年6月1日，卞小吾被秘密逮捕，《重庆日报》被查封，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1908年6月13日，他在狱中被残杀。
四
关于章、邹，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他们的故事也早已进入历史教科书。值得一说的是，《苏报》馆主陈范虽然没有入狱，但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03年陈范已年过不惑，对《苏报》言论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不是没有清醒的估计，他也有过“声容惨阻”的“大骇”〔39〕。但他还是让章士钊等放手去做，这与他办一个“主持清议”的舆论机关的理想吻合。《苏报》以言获罪，最终酿成“苏报案”，陈范“为实行主张起见，自始预料及此，无所于悔”〔40〕。自他接手《苏报》，“宗旨本别异于各报”，从呼吁变法到倡言革命，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苏报》留在革命史上的光焰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他的名字被章、邹显赫的名声所淹没。其实，没有陈范，又哪里会有“苏报案”？一百年后回过头来，探求历史的真相，这样一个人物实在是值得重视的。
1903年6月30日，陈范侥幸走脱，在忧愤交加之中带二妾二女东渡日本。匆匆离沪之际，他曾口占一绝：“东风习习拂征衫，别绪离情百不关。却怪舵楼回望处，眼中犹著旧河山。”〔41〕陈范流亡东京，“贫困几无以自给”，两妾改嫁；长子出走，不知所终；次子仲彝出狱以后，清廷一直迫他交出父亲，只得逃走。名动上海的《苏报》馆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坐对风烟殊旦暮，似闻歌哭满江湖”是陈范的诗句，也是他命运的缩影。
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参加过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三点会。1905年夏天，他返回上海。“苏报案”早已过去，但清廷岂会放过他，找个借口将他下狱。“骨肉隔山河，眷怀无已时”是他狱中的诗。关押了一年多之后，1906年秋天他才被保释出狱，辗转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后，他回到上海。他为新生的共和而兴奋不已，一度重操旧业，参与过《太平洋报》、《民主报》的编辑。那时，革命告成，民国新建，多少人以功臣、元勋、伟人、志士自居，无不以为“手造共和”，应该论功行赏，而他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共和国民，只口不提自己当年倡言革命的辉煌历史和惨痛遭遇，更不谋求一官半职。1914年，他的“南社”同人柳亚子为他写的传中说：“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42〕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及《苏报》的功绩，曾多次要求民国政府，发还被清廷没收的《苏报》、《女学报》财产，抚恤陈范和他在常州的寡媳孤孙，一直没有下文。陈范却说：“请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力。”〔43〕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在上海贫病交加，幼孙病故，两个女儿不在身边，1913年5月16日去世，年仅五十四岁。章士钊说，“苏报案”后，他“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44〕。这是知人之论。
遥想《苏报》当年，“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犹如一道闪电出现在百年前的暗夜，难怪清廷视之如敌国，如果没有陈范这样的“潮流中之长厚君子”（章士钊语），没有《苏报》，仅章士钊他们，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页将完全不同，章太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文字恐怕也难以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正如章士钊所说：“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苏报》之名垂史册与陈范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在百年报业史上自有其地位。
五
《苏报》以其言论激烈而触怒当道，但如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说，《苏报》论说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语句，“在中国视为大逆不道，译成英文则平淡无奇”〔45〕。
从1903年5月27日到7月7日，年轻的章士钊主持《苏报》最后四十天，然而在拘捕名单上却没有这位主笔的大名，对此他在《苏报案始末记叙》解释，他当时一个人掌理《苏报》笔政，竟然逍遥法外，主要原因是俞明震的有意保护。他是南京陆师学生，深受俞的赏识，虽然在1903年的学潮中，他带三十多名同学集体退学，进入上海爱国学社，还曾多次在报上抨击俞明震，俞读了只是置之一笑。“苏报案”发前，查办员未定，俞“恐伤士类”，主动争取这个机会。俞一到上海，即去拜访陈范，陈推说出门，不见。俞通过儿子俞大纯约见了爱国学社教员、《苏报》重要撰稿人吴稚晖，透露了捕人的信号，即章太炎说的“赐面请安”。俞明震思想开通，对倡言革命的知识分子不无同情。洞若观火的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称他“是一个新党”，“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鲁迅日记》也多次提及这位“恪士先生”。拘捕名单上没有吴稚晖、章士钊，故意写了陈范的两个不同名号，以及几个无足轻重的人，似乎是有意的安排。俞当时不可能不了解章士钊的情况，不过是有意开脱罢了。即使章太炎如果想逃，机会也是有的，但他不逃，对此，吴稚晖不无揶揄地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46〕，“可谓求仁得仁矣”〔47〕。7月6日，端方致电袁树勋、俞明震将吴稚晖缉捕归案，显然已察觉这个名单有遗漏。章士钊因为只用笔名发表文章，外界不知其名也有可能，所以他不仅没有逃离上海，而且在案发后继续在《苏报》放言无忌。《苏报》被封仅一个月，他就创办了“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1903年7月6日，湖广总督端方密电两江总督魏光焘，通报俞的儿子俞大纯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剪辫入革命军”，要魏对俞“不可不防”，并转告袁树勋“随时留心”〔48〕。7月15日，“苏报案”第一次开庭当晚，俞明震就离开上海，不再参与此案，之后也没有再做官〔49〕。
章太炎与吴稚晖，在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面前不同的选择，成为百年史上一场聚讼纷纭的公案。章、吴笔战不断。先是1907年3月，章太炎在日本出版的《革命评论》发表《邹容传》，直指吴向俞明震献策出卖章、邹。1908年1月，吴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发表致章的反驳信。章接着在2月25日出版的《民报》发表《复吴敬恒书》，斥其为“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者”〔50〕，但并没有拿出吴出卖他们的有力证据。4月25日，吴在《新世纪》发表《答章炳麟书》。7月10日，章在《民报》发表《再复吴敬恒书》，指斥吴为“洋奴”，“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虽文采斐然，却不是求实之作。9月5日，吴又在《新世纪》发表《再答章炳麟书》。“反反覆覆，二人在巴黎与东京之间，三问三答。”〔51〕1936年初，吴旧事重提，在《东方杂志》发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直到1943年，章去世已经七年，吴还发表洋洋数千言的《上海苏报案纪事》，为自己辩白。鲁迅病危之际撰文评说此事，也是站在章的一边。数十年后徐铸成仍持此见。只有历史学家唐振常经过严密考证，为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了可信的说法。单从上面所说俞明震的情况来看，指控吴稚晖卖友就缺乏根据。在一场轩然大波面前，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抉择，临难的表现往往分出人格的高下，但不能因此而不顾事实，任意编造历史。
六十一年前（1942年），徐铸成在桂林和章士钊、龙积之相遇，“那时，龙已年近九十，银髯飘胸，白发皓然，但仍神清气爽，步履矫健”。两位“苏报案”的当事人畅谈四十前往事，让这位年轻报人感慨不已——“邹大将军（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追赠邹容的名号）才华盖世，热血满腔，但是，二十岁刚出头就被迫害逝世了。龙老活到九十高龄，享尽清福（国民党中委焦易堂是他的女婿），老而弥健。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长葆青春，谁短命夭折呢？”这一答案倒是不言自明的〔52〕。
注释：
〔1〕《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2〕〔4〕〔1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231、231、235页。
〔3〕〔5〕〔41〕〔42〕蒋仁法：《〈苏报〉馆主陈范》，《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7、63、64页。
〔6〕 徐进：《陈范与〈苏报〉案》，《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7〕〔39〕〔43〕〔44〕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8、388、389页。
〔8〕〔17〕〔40〕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269、239页。
〔9〕〔18〕〔25〕〔26〕〔28〕〔32〕〔33〕〔4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69、240、244～245、247、248、268、270、238页。
〔11〕〔4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176页。
〔12〕〔13〕〔15〕〔16〕〔20〕〔22〕〔27〕〔47〕〔50〕《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4、354、437、234、238～239、238、239、440、380页。
〔14〕
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7、8期合刊，第23页。
〔19〕《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1页。
〔21〕〔23〕〔24〕〔29〕〔30〕〔31〕〔34〕〔35〕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1、380、377、383、383、384、380、416页。
〔36〕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669页。
〔37〕《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38〕朱苏：《广益丛报和重庆日报简介》，《新闻研究资料》总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09页。
〔4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页。
〔49〕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51〕 唐振常：《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52〕徐铸成：《从“苏报案“看清末的报界》，《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
？ 何新华
一
有一小片土地，它是喧嚣中的安逸，是骚动中的静谧，是无序中的秩序，是天国带给南国广州城的礼物。这就是，在落日的余晖中，漫步于一德路，一座哥特式的石结构天主教堂映入眼帘：双尖塔造型挺秀，高耸指天；尖拱券式的门窗，流动着明朗与轻快的线条。踱步进入教堂内部，空旷而宏大，轻盈通透的飞扶壁把上万块千斤巨石的重荷引领到修长的直柱和簇柱上；花窗上镶嵌着绘着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在室外光线的映照下，斑驳陆离。教堂钟声悠扬，使人仿佛置身于远离尘世的另外一个世界。
这座教堂就是奠基于1863年，竣工于1888年的法国天主教教堂——石室圣心大教堂。
就是在这座被人们称为远东最高大的天主教堂的基座下面，埋藏着与之紧密衔接的另一段历史。圣心大教堂的所在街区，是一条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街道。
查阅史籍，这条街道从宋代起就已被称为“卖麻街”。从清初至咸丰十年（1860年），设在广州外城卖麻街上的两广总督府已历经了两百多年的沧桑。这座两广地区最高权力象征的府衙〔1〕，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的炮火。史载：“咸丰六年（1856年），以岛夷之变，（督署）焚毁无存。其废址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改建洋人礼拜堂。”〔2〕法国人在1861年租买了这片督衙废址。从1863年起，法国人开始在两广总督府的废墟上建造天主教堂。但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实际上就开始于这座被焚烧的两广总督府废墟中。
二
1858年1月，广州城被英法联军攻破，到处是断壁残垣。两广总督府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兵丁衙役忙不迭地搬物扑火，英法联军发射的炮弹不断地在督衙中爆炸，枪声、炮声、尖叫声混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那么多令人不祥和使人窒息的气味……
就是这幢燃烧着的两广总督府，曾经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设在广州的外交总部。从这幢中式建筑的府衙中，曾经诞生出了中国近代首批外交大臣们。
按照近现代外交惯例及其实践，外交部应设立于一国的首都，外交部长们也应坐镇于该国首都。但朝贡体制下的历代中华帝国却并无上述“外交”观念。与现代外交部有些相似的礼部仅仅是处理与属国或藩国关系的机构。而进入帝都的“外国”使节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朝贡国的使臣。“外国人进京，皆系朝贡陪臣”〔3〕。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争得与清政府平等地位的西方国家不再满足于中国这种传统外交体制，而此一时期的清政府也无力将西方国家纳入传统的朝贡体系中了。清政府只得创设“五口通商体制”来应付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由清廷派遣的外交大臣（时称办理夷务大臣、五口通商大臣）驻扎广州城处理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因此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广州成了中国“外交部”所在地，两广总督也成了这一期间的“外交部长”。这一体制的出笼，一是出于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一口通商时代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历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