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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中办理“夷务”的大臣们个个被困于局中，这绝非个人的才智、品德所致；这种悲剧是制度性的，而非个人的；是因为中国传统外交政策和制度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外交大臣们的这种悲惨命运其实早已经由清政府这一期间的外交政策蕴涵的内在逻辑所预定好了。
外交政策一般分为外交战略和为达到外交战略而实施的外交策略。就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而言，这一时期清廷制定了以“俯顺夷情，以示限制”作为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即一方面要“以示限制”来维持国体，使大清体制免遭邪恶的西方蛮族的破坏；另一方面要“俯顺夷情”，保证稳定的“中西相安”局面维持下去。
对于清政府制定的外交总战略目标来说，其中包含了难以克服的悖论。如果执行“俯顺夷情”这一目标，意味着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让步和妥协，这必然导致清政府对固有的外交传统有所改变，从而威胁到了另一个“维持国体”的战略目标；如果执行“维持国体”这一战略目标，意味着清政府实行与西方对抗和不妥协的政策，这难免导致中西冲突，从而又威胁到了另一个“俯顺夷情”和维持“中外相安”的战略目标。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外交战略目标包含的悖论已经提前使这些办理“夷务”的大臣们处于了“死官”境地：如果执行维持“中西和局”的“抚夷”这一目标，显然难以实现“维持国体”的另一个战略目标，主持“夷务”的官员肯定会因此被罢职丢官；如果坚持“维持国体”的这个目标，则一定会激化中西矛盾，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以至于违背另外一个维持“中西和局”的目标，主持“夷务”的大员因此同样摆脱不掉丢官罢职的命运。这些主持“夷务”的大员陷入了前后难以相顾、左支右绌的“必败”境地：“……诸公或以挑衅获重咎，或以壮往致挠败，而主和之人，又皆见摒清议，身败名裂……”〔68〕皇帝“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所在”〔69〕。清政府这一外交战略目标内部两部分的潜在的相互冲突，降低了这一战略目标对清政府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意义。
对于清政府采用的对西外交策略而言，“以夷制夷”、“以商制夷”和“以民制夷”这三种外交策略，它们来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治边方略。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外交的所有精华，但这些策略的实施基本上以周边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原文明的发展水平为前提的，而且这些策略也并不总是成功的。清政府利用这些中国传统“制夷”武库中的方略来应付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近代国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功效，显示出了不知世事式的迂腐和时代错位。西方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年中，清方谈判者天天使出了他们整套的传统策略伎俩来虚与委蛇，而极少有任何新颖的奇谋妙算。”〔70〕
在维持这种传统外交政策和体制的前提下，以林则徐、叶名琛等这些“太平文吏、翰林侍从”来“御非常之变”，难免“智勇俱困”。正如西方一位外交家评论耆英的那样：“经过四年的交往和谈判，我得着一个好机会去估量耆英之为人，当他偶尔不照条约行事的时候（中国大臣们大多数经常这样），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处境困难所致，而非由于他的天性褊狭。”〔71〕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产生的最伟大的一位转型期外交家应该归于何桂清。他已认识到了清朝传统体制中存在的这种制度性障碍。他是第一位敢于向皇帝的外交政策表达异议的大臣，也是第一位洞察国际间权力斗争和强权政治实质的中国高官。“臣维驭夷之法，从古以来，并无善策，向兵精饷足之时，鞭捶四夷，如使左右手；一遇中土多故，（夷祸）即乘间而起，无不深受其害。”〔72〕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和短暂的五口通商大臣时期，何桂清采用新式的国际惯例和方式来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对清政府一贯忽视的近代国家利权观念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清政府一直坚持的“华夷之辨”观点和政策持有不同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竟敢冒杀头之险对皇帝谕旨提出不同意见。此前不论是林则徐还是耆英，或者任何一位其他天朝大臣，有的昧于时势，有的碍于名节，或噤若寒蝉，或装聋作哑，偌大的一个清王朝竟然找不出几个既明晓时势又敢于直言的大吏，何桂清为第一人也。但最为可惜的是，他因1860年太平天国攻破常州城之前，弃城而走，被锁拿进京，于1862年被斩杀。何桂清成为一闪而逝的政治流星而未在外交史中留下更多的痕迹。
注释：
〔1〕咸丰十年（1860年），新任总督劳崇光奏准把两广总督府移往内城司后街华宁里口（同治《番禺县志》）。“总督新行署……规模仍悉旧，但稍狭耳。制府劳文毅公崇光，尝笑谓人曰：‘此缩水兰亭地’”（同治《番禺新志》）。
〔2〕同治《番禺县志》。
〔3〕〔4〕〔8〕〔10〕〔15〕〔16〕〔28〕〔29〕〔43〕〔45〕〔58〕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3、748、917～918、917～918、624、639、645、679～680、639、645、739页。
〔5〕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8页。
〔6〕《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页。
〔7〕1858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后，将广州各衙署的档案劫掠一空。据后来该档案的“目录指南”导言称，这批档案原来分别属于广州钦差大臣衙门、广州将军衙门、两广总督衙门、广东巡抚衙门及其他下属机构。除了被威妥玛取走部分外，这些档案中的其他都运到了香港。1861年英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后，这批档案从香港转移到北京，收藏在使馆小教堂的阁楼中。1958年，由于英使馆搬迁他处，这批档案被运回伦敦，归档为外交部文件九三一号（F。O。931）。威妥玛在天津与耆英谈判时，在“座前”取出的所谓“文件”，该属于被威妥玛取走的部分档案。见黄光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所掠广州各官衙档案的下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
〔9〕〔1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79页。
〔11〕〔17〕〔美〕亨特：《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102页。
〔12〕〔27〕〔69〕〔70〕《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271、266、211、236页。
〔14〕〔23〕〔24〕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3页。
〔18〕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华书局19991年版，第33页。
〔19〕〔20〕〔21〕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庸庵全集续编》卷下，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28、228、234页。
〔22〕黄宇和先生是第一个从正面论述叶名琛的学者，其观点见其代表作《两广总督叶名琛》。
〔25〕《清实录》卷三十六，第499页。
〔26〕《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四，列传一百八十一。
〔30〕李凤翎：《洋务续记》，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23页。
〔31〕赵沅英：《红兵纪事》；陈殿兰：《冈城枕戈记》。
〔32〕斯卡士：《在华十二年》二十一章，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1958年版。
〔33〕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5页。
〔34〕〔49〕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19页。
〔35〕蔡士尧：《荆花老屋诗钞》，见《羊城纪事》。
〔36〕《北华捷报》1859年4月16日，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37〕《近代香港人口试析》，转引自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38〕《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69页。转引自《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99页。
〔39〕〔40〕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3页。
〔41〕据《夷氛闻记》中记载有“十万有奇”，但统计书中的团勇数字总共则有九万六千零三十八人。
〔42〕〔47〕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下。
〔44〕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46〕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之后，“人民战争战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了中共军事战略的指导方针。论鸦片战争史者，常指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政府没有运用“人民战争”所发挥的威力来抵御外侮。但人民战争战略必须辅之以与敌方相差无几的军事技术方可成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继承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洋务成果、十九世纪末叶的北洋新军的军事遗产，二十世纪以来又接受了世界几大军事强国苏联、德国和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援助，1945年后又接收了日本投降后的军事装备。西式的黄埔军校又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了大批军事将领。中国从军事技术到军事组织，都实现了近代化。虽与西方军事强国有所差距，但已经是同等级别之间的差距了。这种军事实力的差距，又完全可由优越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来弥补。中共武装正是采用西方军事技术，辅以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略，在内战和外战中取得了众多的优良军事成就。因此，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相辅相成，“唯武器论”和“唯人民论”都属极端的论点。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即使诞生了无数如毛泽东式的军事天才和游击专家，如果让他们用冷兵器去应付西方近代火器，徒增义和团式的国际笑料耳！
〔48〕关于中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军事技术对比，材料均采自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装备与训练》，《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96页。
〔49〕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90页。
〔5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
〔51〕蒋廷黼：《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附录。
〔5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64年版。
〔53〕对林则徐的评价，当时的人们就有不同看法。徐继畲针对1850年发生的“神光寺事件”，指责林则徐虽为“忠忿所激，洵足令人钦重”，但为了“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徐继畲：《退密斋文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出使日记》中也曾对林则徐神话作了评论：“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尔。……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死谏者。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五年”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6页。而现代史学家蒋廷黼在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中，也持有相似观点。
〔54〕梁廷黼：《夷氛闻记》卷五。
〔55〕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守上》，《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56〕《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九，第六册。
〔57〕〔64〕〔72〕《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册，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1280、1282、1170页。
〔59〕〔60〕〔61〕薛福成：“书科尔沁亲王大沽之败”，《庸庵文》。
〔62〕孙枟：“挽叶制军联”、“五层楼题壁”，《余墨偶谈》，《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321页。
〔63〕据《洋务续记》、《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记载，叶名琛在印度的囚所也被称为“镇海楼”，此两首诗为叶名琛自己所作；《余墨偶谈》则认为是国内无名氏所作，后又认为作者是许其光。
〔6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271页。
〔66〕《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琦善、伊里布、耆英。
〔67〕《清史稿》卷一百八十一，徐广缙、叶名琛、黄宗汉。
〔68〕《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34页。
〔71〕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史》一卷，第374页。
鲁迅与蛇
鲁 迅 与 蛇
？ 靳新来
一
鲁迅是蛇。
鲁迅曾自比为猫头鹰。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喜欢猫头鹰了。回国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他在自己笔记本的右上角就画有猫头鹰。1927年，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坟》出版，又以猫头鹰形象作为封面的装饰图案〔1〕。
瞿秋白将鲁迅称为莱谟斯，是狼的乳儿〔2〕。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给他的印象就是像一匹“受伤的狼”〔3〕。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著名学者钱理群更直接作出论断：“鲁迅就是一只受伤的狼。”〔4〕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本关于鲁迅的论著，书名即为《荒原野狼》〔5〕。
以咒鲁迅名世的苏雪林曾将鲁迅斥为“老毒蛇”〔6〕，但这更多地流于一种谩骂。似乎还没有人在学理基础和肯定意义上将鲁迅称为蛇。钱理群在其富有创见的《心灵的探寻》中专辟一章《人与兽》，其中对鲁迅与各种动物的关系多有论述，但有关蛇，却只字未提。
其实鲁迅与蛇实在有不解之缘，他喜欢蛇也许超过了猫头鹰，只不过表达得更隐晦和含蓄罢了。鲁迅在文章、书信当中，多次将蛇与枭（猫头鹰）并称，且引以为“朋友”。例如，《写在〈坟〉后面》中是这样说的：“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7〕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写道：“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8〕将鬼与怪并称而合成一词，为惯用，而枭与蛇则不然。鲁迅既然那么喜欢枭，而又这样一再刻意地将蛇与之连用，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的《野草》中有一首拟古打油诗《我的失恋》。诗中“爱人”的四样赠品皆是精美的爱情信物：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而“我”的回赠却粗俗不堪：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赤练蛇。二者对比强烈，构成讽刺效果。一般人认为鲁迅是随意选择四种俗物，搞恶作剧，但鲁迅的老友、学生孙伏园说过，鲁迅“他实在喜欢这四样东西”。这是鲁迅私下亲口告诉他的〔9〕。可见鲁迅不单喜欢猫头鹰，还喜欢蛇。
还是在《野草》中，著名的《墓碣文》中又出现了蛇。这是墓碣前面的第二段文字：“……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对此有人这样解释：“这个因自啮而‘殒颠’的‘游魂’，也就是鲁迅的‘第二自我’的化身。”〔10〕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也说：“这显然是被创作出来的‘超人’的遗骸，而且夸张点儿说，便是鲁迅的自画像。”〔11〕由此可见，鲁迅不仅喜欢蛇，而且还自比为蛇。
与《野草》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集《彷徨》，其“彷徨”便是一种蛇的名称。而“彷徨”一语出自《庄子·达生》：“野有彷徨，泽有委蛇。”成玄英对“彷徨”注疏说：“其状如蛇，两头，五采。”〔12〕以鲁迅对《庄子》的谙熟及小学造诣的深厚，对“彷徨”此意，不可能不知。以“彷徨”命名自己的小说集，既取其“犹疑不决”之义表示自己的心态，又以暗含的蛇的形象为一己作品烙上自我标记。这与当年用猫头鹰图案充当杂文集《坟》的装饰，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我们有所不知，鲁迅在他自制的笔记本封面上，不单画过猫头鹰，还画过由蛇与鹰组合而成的图案〔13〕。这说明蛇与猫头鹰一样，都是鲁迅心目中自我形象的标记。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以蛇自比，表达得比较含蓄隐晦，而且多见于私秘性比较强的篇什——《野草》、书信——之中。个中缘由不外有二：一是鲁迅怕人不理解，容易授人以柄，因为蛇在国人心目中形象可一直不佳〔14〕；二是鲁迅也不屑于他人理解，他自爱蛇，独自享用此份快乐，就好像一位收藏家深爱自己的秘籍珍宝，轻易不会公开示人一样，表达之曲折隐晦，正说明鲁迅爱蛇之深。
还有，《彷徨》扉页题有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其中两句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