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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脾气大，但古斯确实是在艰难时刻真正会起到帮助作用的伟大领导人。对于个别交易，他可能几乎会发疯，就像我们在贝迪…乌尼维斯交易上损失了50多万美元后他的表现那样。他吼叫说：“任何人都应该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们这些在交易厅的人都知道，下班时他就会在报酬和提升问题上变得公平。古斯明白我们干的是有风险回报的、有或然性的生意，他知道一个证券交易商有时会干得很糟糕，或是因为运气不好，或是因为个人犯了错误。这使高盛公司有一种你可以进行理性冒险的环境。虽然有大叫大嚷，而且这种情况很多，但在进行最后分析时，古斯赞成冒险而且很公平地以员工们的总体表现对他们进行评价。
古斯自己也是出了名的神秘兮兮的人。你可以听到他正在往交易大厅走来的脚步声，因为“幸运”硬币正在他的兜里叮咚作响。尽管他的一个座右铭是“幸运比聪明更好”，但古斯从来不依赖运气。他每天5点钟起床，7点半到办公室，比所有其他人都早，他一再善意地提醒我们这一点。而每天晚上他都要去参加客户的晚宴或慈善活动。在古斯去世后，我一直觉得很遗憾，我从来没有问过古斯，他认为生活的全部意义是什么，是什么驱使他每天一天忙到晚。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答案，但我认为他绝不会说钱是生活的意义。到我认识他时，他的钱已足够他花的，而且我认为他的自我感觉也不在于钱。事实上，他捐出了自己所挣的大量的钱。
那些年，最大的危机是宾森特尔公司破产案，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也就是西德内·温伯格去世后一年和古斯出任资深合伙人的第一年。高盛公司为了购买宾森特尔铁路公司，卖掉了商业票据——短期债务契据。当这家铁路公司宣布破产时，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购买了宾森特尔铁路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指责我们没有及时公布该公司的财务状况，或是因为疏忽或是因为有意不这样做。债券持有者们要求我们赔偿的数额超过了我们所拥有的资本。这些要求本来并不强烈，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而且合伙人的全部资产都面临风险。我还不是合伙人，但对于如何处理这场危机我觉得有办法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古斯，尽管鉴于我资历较浅，我这样做可能有些放肆，但我告诉古斯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外聘律师能否很好地应付陪审团刁钻的讯问。他决定与我们自己的法律顾问待在一起，但另外聘用一个首席诉讼律师，一个能够更好地应对这种局面的人，而不是一般地做我们公司业务的律师。从那以后，古斯经常把我当做某种非正式的顾问。那是我第一次处理公司重大危机的经历。从那以后，我不得不出面处理一些这样的事件，不只是在高盛公司，而且以后在华盛顿和花旗集团。
在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宾森特尔破产问题在高盛公司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焦虑。作为一个私人合伙企业，我们面临着无限责任，而且有些人担心公司能否生存下去。公司的外聘律师索利文·克罗姆威尔提交了一封信，信中认为损失赔付不会在物质上损害公司资本，古斯把这封信装在口袋里作为护身符。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内部交易丑闻中我们的一位合伙人遭到指控后，我面临着对公司生存问题同样的关切，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这封信，而且我们从我们的律师瓦彻特尔·利普顿那里得到了一封类似的信。最后，宾森特尔问题以高盛公司能够接受的条件得到解决。实际上，高盛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在宾森特尔公司破产中的风险套利索赔所获得的要少。
尽管有些人发现古斯能力不行，有时候他确实不行，但对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巨人，而且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他与我相处比与交易大厅里工作、直接受他领导的伙伴都要融洽——可能是因为我更年轻。古斯去世后，他的一位朋友拉里·蒂什告诉我，古斯曾考虑过将来由我掌管公司——当时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为什么高盛公司的套利工作适合我？我想有感情上的原因，也有智力上的原因，尽管这两个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感情上的原因是我的脾气非常适合干这一行。套利工作是一项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工作；公司里的人有时候觉得这种紧张能把人压垮，使人精神错乱；而且有巨大的压力。但我能够既使自己精神高度集中，全力以赴，同时还能够维持合理的心理平衡。
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实在不行我就从公司走人，回到巴黎左岸的咖啡馆，读亨利·米勒的书。另一个想法是一千年后，没有人会在乎某项交易是否成功，或者我的套利生涯是否是成功的。与此同时，我很高兴高盛公司的其他人认为我的工作效率很高。这说明我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尽管我们股票交易商不像金融投资家那样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
智力方面的原因涉及我在哈佛时开始形成的好奇和或然性的思维模式。1975年，我的一位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同事介绍了一项他认为肯定会成功的投资。当时他大量买进一家叫安纳肯达的矿业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的股份将要被想进入铜业的克雷恩公司并购。我也认为这项已经提出的合并协议看起来极有可能完成。然而，因为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而只相信或然性，我虽然买进了大量股票，但是购入量是根据这项并购一旦出现极不可能发生的无法完成的情况高盛公司所能够承受的潜在损失。后来出乎意料的事果然发生了——反托拉斯规定阻止了这次兼并，合并事宜破裂了。我们蒙受很大损失。但我的朋友蒙受了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其中包括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
我的处事方式来自我的基本性格，来自迪默斯的哲学方法和我在哈佛的整个学习经历，来自我在纽黑文与乔治·莱法柯的辩论以及耶鲁法学院的精神。在套利业，就像在哲学中一样，你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寻找漏洞，寻找能够站得住脚的结论。然而，尽管严密的分析对哲学来说是充分的，但对套利业则是不够的。在套利业，就像制定决策一样，尽管你掌握的情况还不充分，你的疑问还没有被回答，但你也不得不“勾动扳机”，做出决定。我该不该进行这项投资？你开始时是探索问题，但最后你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即有些问题不会得到圆满的回答——或者根本得不到回答。而你冒着丢饭碗的危险。
随着我在高盛公司最初几年的过去，我感到我做合伙人的前景很暗淡。我认为自己该挣些钱，学很多东西，并且在小一些的天地运用我新发现的技巧挣钱。但后来生活发生了意外的转弯。1970年，华尔街的老牌公司之一怀特威尔德公司招募我去。我的一位朋友在那家公司工作，这样当该公司套利部的经理辞职后该公司和我谈话，邀请我去工作。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了他们我猜想我将会得到的薪水。我父亲对我要离开高盛公司的事很不高兴。我父亲说：“也许他们会给你合伙人身份的。”我说：“爸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高盛公司是不会给我合伙人身份的。”当时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就像是事业已经成功了，其可能性非常之小。
所以我前去和L．杰伊谈，他对我可能要离开公司感到非常恼火。他去找古斯·利维。古斯对不得不处理这样的问题也很不高兴，但在与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协商后，他回来提出在年底让我当合伙人。这真是太让我吃惊了。做高盛公司的合伙人根本就不在我现实的期望之中。但1971年财政年度的第一天，我发现自己当上了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在不确定的世界出入高盛公司第三章出入高盛公司
我外祖父缪尔·塞德曼对我的生活态度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在职业上和经济上都很成功，而且在他所居住的社区得到承认和受人尊敬。他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尤其参与政治，这使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部 第18节
古斯·利维是多才多艺、在工作之余从事自己事业的另一个典型。他白天的工作是经营高盛公司，但他在公司之外还有一番天地。古斯担任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主席，在诸如林肯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中担任董事，他是共和党政治家主要的捐款人和所信赖的人之一。他的朋友圈和交际圈非常之大；古斯认识，或者他显得认识商界和政界的所有人，其中包括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纽约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一家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说：“确实是有六个古斯。夜晚他们穿上晚礼服，在市里到处展现自己的身影。”我一点也不想效仿古斯到处游逛的社交生活 。但我被古斯的那种职业生涯所吸引，这种生涯使他能够为自己所关心的事业做奉献并为他在更大的世界里赢得与我父亲在他的社区所拥有的那样的地位。古斯方方面面的生活是相互促进的，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会促进在其他领域的成就。他的各种各样的参与使他的事业有了一种超越他正式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意义。
我的第三个榜样是伯纳德J．“邦尼”·腊斯克，他是古斯那一代人当中的传奇人物。尽管邦尼和我年龄相差几乎30岁，而且我们两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迥异，但我们还是成了忘年交，在某些根本方面，我们的见解完全相同。邦尼是一个从在华尔街做邮递员开始，依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十分高大的人——那种一进入房间，就使这个房间就显得很满的人。有些人以不屑的态度看邦尼，因为他身上缺乏某种优雅，但他拥有在哈佛商学院所无法学到的实用的直觉。我过去常说，如果邦尼和我们最优秀的MBA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一个涉及复杂实用知识的比赛中竞争，那么在他的成绩优秀的竞争者毕业时，他还在上课、去食堂、睡觉和第二天起床。
就像他的好朋友古斯一样，邦尼认识所有的人并且深深地参与他所说的他生活中三项伟大的热情之中——共和党、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西点军校，他是西点军校董事会的董事，尽管他在年轻时申请上这所学校但没有被录取。1970年他在担任纽约证交所主席时，引领纽约证交所度过危险时期，当时投资者的信心可能处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理查德·尼克松公开称赞邦尼，说邦尼由于动员他不要在1964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而拯救了他的事业，当时尼克松几乎肯定赢不了。
在不确定的世界出入高盛公司我有时想起的另一个事业上的榜样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阿曼德·厄夫，当时有名的投资金融公司鲁伯罗兹公司的一个合伙人，他参与了很多文化和市民活动。我记得1967年在《纽约时报》上读过一篇文章，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以厄夫的名字设立一个教职的事，当时我刚进高盛公司不久。厄夫说：“毕竟，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在读到这篇报道时想，这篇报道集中表现了在此之前在我脑子里还朦朦胧胧的一种想法。厄夫的发展历程倒也可以很好地描绘我在此后的20年的生活，或者至少我想创造的生活。高盛公司是我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事业。从这个坚固的基础上，我得以向各个方向拓展——非赢利组织、慈善组织、专业协会、政治以及最后在华盛顿的第二职业历程。
直到1992年底，当我离开华尔街加入克林顿政府时，我圈内和圈外的事业是并行不悖的。在高盛公司内，我不仅学习市场、金融和经济学，而且也学习管理和了解人类本质。在高盛公司之外，我在各种其他的背景下学习管理和了解人类本性。这两种事业同时发展，相互促进。在许多年中，在各种互不相干的环境和机构中——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花旗集团、西奈山医疗中心和哈佛公司——我在一个地方学到的关于与人们一起工作和他们如何思考和反应的知识常常在另一个地方也有用。
我在从事套利业务中进一步发展出的分析性思维框架，使我在其他方面根据相互关联的不同证券的相对价值，寻找价格上的不相称和差价，并因此进入神秘的股票期权业务。和套利一样，期权交易也是一种风险回报、以或然性为基础的业务，虽然更直接关系到的是数量。当时，即使是华尔街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期权交易。我读了关于这一业务的许多材料，其中有一篇关于认股权证中所蕴涵的机会的通讯。认股权证类似于“短期期权”，是一种拥有在某一时期，经常是确定的几年内，以固定价格购买一种股票的权利的证券。
这期通讯的一篇文章说，根据估价模型，相对于菲力普股票的价格来说，菲力普石油公司的认股权证定价过高。这就在通常被称为相对价值套利或相关交易中创造了一个机会。相对价值套利意思是，当一种契据被认为相对于其他契据估价过低时，在一种金融工具——一种证券或一种衍生物——做多，而在另一种相关的金融工具做空。你赌的是这两种金融工具的价格将会回复它们之间正常的关系，在这一价格变化过程中就有利可图。这些金融工具也许是普通股票或债券和“衍生物”——一种能够根据某种基础转换为潜在股票的期权或期货。
虽然尚无同事和我在这一问题上有相似见解，但我还是写了一份复杂的备忘录，建议公司在菲力普公司的认股权证做空，而在普通股票上做多，我认定该公司的认股权证价格相对于其股票价格将会下跌。我把备忘录交给了L．杰伊，他同意我在备忘录中提出的看法，认股权证相对于其股票定价过高，但如果其股票价格上涨，在认股权证做空也会带来资金损失，所以做多是一种重要的对冲。依靠这种对冲，只要相对价值上的不一致消失，不管该种股票发生什么情况，一个人都可以获利。L．杰伊把我的备忘录交给了古斯，古斯于是召见我。
在谈到我的对冲建议时，古斯说：“呵，我不想都做，我们就在认股权证上做空吧。”
我说到：“古斯，你知道我们必须采取对冲以做防范。”
古斯明确拒绝了我的建议，表示他不考虑我的对冲建议，不考虑我的备忘录，也不考虑解释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我不了解基本情况，我根本就不配呆在公司。
因为关心我们将要采取的措施，我又回过头来找L．杰伊。他说：“如果古斯想这样做，你最好就在认股权证上做空。”所以我们就在菲力普公司认股权证上做空，而幸运的是，在我们这样做时，股票价格没有上涨。
吸引我开展这种交易的同样的思维——不停地探索新的领域也是我毕生的追求——促使我开展其他类的期权交易。股票期权是一种允许但并不要求一个投资者在一个固定的时期以事先安排好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手段，这种交易由来已久，但一直非常不明确。为了购买一种期权，交易者前往几间狭小的出售与收兑室这些交易场所在报纸上做广告招揽客户，名声有点疑问。交易者在场外进行期权交易，这意味着没有列入任何交易目录。至少价格是不透明的。我认为或许相对价值套利交易可以针对这些“场外”交易反其道而行之。随着我日益卷入这种交易，我认为高盛公司可以很好地做“出售与收兑室”所做的事——与我们的客户、其他经纪公司和期权交易者本人直接进行股票期权交易。
我提出的建议在公司里遭到一些反对。在大萧条时期，股票期权给华尔街造成了巨大损失。结果，人们告诉我，西德内·温伯格有条规矩，不允许高盛公司涉足股票期权交易活动。但到我第一次和古斯讨论这件事时，温伯格先生已经去世了。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古斯以其生硬的方式说：“如果你想涉足期权交易，那就干吧。”他促使公司管理委员会批准了我的建议。
期权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形式——一种诸如认股权证或期货的证券，其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