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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说过。
对于那些毕业于预备学校的大多数人来说，哈佛只是他们增长自己学识的继续。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二年级时，我选了拉菲尔·迪默斯教授开的时间为一学年的简明哲学课。迪默斯教授是位很有才华的希腊人，一头白发，非常高超地让学生学习和思考基本问题。他的风格就是朴实无华。迪默斯往往走上报告厅讲台，把一个废纸篓翻过来放在一张课桌上作为他的讲稿架。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以无比崇敬的态度谈到这些人。对我来说，要想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课程中，迪默斯教授布置了一些作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不是非常晦涩难懂，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逻辑中存在的缺陷，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重新欣赏他们的智慧。
尽管迪默斯教授尊崇柏拉图等认为存在着可以证明的确定性的哲学家，但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点：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他会转向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以向我们证明，要证实任何观点在最后或最终意义上是真实的是不可能的。迪默斯鼓励我们不仅要理解分析的逻辑，而且要发现理论的大厦是以何种观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依靠假设、猜测还是信仰。
这些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甚至曾考虑过主修哲学。尽管最终没有那样做，但迪默斯的课促使我朝着怀疑论和批判性思维的方向发展。我经常把自己受迪默斯启发所产生的观点概括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绝对的”——这一立场受到那一时期更博大的哈佛精神的鼓舞。当时我同学当中的思维模式是不承认教条、质疑权威——而且回顾起来，我会说我从哈佛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发展是不根据表面价值确定自己的观点，对我所听到、读到的任何事都以一种探究和怀疑的思维去评价。但迪默斯所播种、哈佛所培育的这种思维并没有简单地导致我怀疑一切。一旦你把自己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任何事的概念内在化，生活就变成了更多地是关于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和交易的事。在一个没有可以被证明为真理的世界上，现存的给概率下定义的惟一方式就是凭借更渊博的知识和理解。
多年后，我在与艾伦·格林斯潘讨论时，他告诉我说，断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宣称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当时我没有与艾伦辩论这一问题，但一个答案他是正确的——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断言是无法予以证实的。但这正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证明是确定的。
从学术上说，我在哈佛的学习计划是循规蹈矩的。大部分选择法学院的人主修的是政府政治学，我曾大大咧咧地以为我就是这样。我开始时学政府政治学，但后来转到经济学。在当时，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主要还是概念性的，我发现这尽管学起来难但还是很吸引人；后来，这一领域变得越来越成为严格的计量经济学，而我本来没有适当的途径主修它。
我四年级的优等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以将博异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并用他解释核威慑理论而闻名。当时，他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哈佛，而我是他指导的惟一的学生。我在坎布里奇度过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假期，没有工作，睡在与人合租的一套公寓的客厅里的一个破烂沙发上，提前全力以赴做我的论文。每天在韦德纳图书馆里钻研和写作是我在哈佛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的论文写的是巴西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看起来对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前景的地区。我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数据和分析以检测关于通货膨胀的各种假设。1995年，在我会见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他说巴西财政部查阅了我在哈佛的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的结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准确的。
就社会层面而言，哈佛由各种亚文化组成。我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种亚文化，但我喜欢在咖啡店闲待着思考自己的事，那时还没有星巴克，而只是一种带有放荡不羁气氛的地方并且咖啡也不是特别好。我实际上不是经常去咖啡店，而是时常在顺道时到蒙特奥伯恩47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坐一会儿，人们在那里围坐着，一些民歌手和反政府抗议人士常在那里唱歌。我喜欢这种围坐着思考生活问题的气氛。
第一部 第14节
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观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
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时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但1960年我从哈佛毕业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总结性论文。
毕业后，我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四年前该校曾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写到：“我想你一直在注意着你们毕业生的情况。也许你有兴趣了解一个曾被你拒绝录取的人的去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哈佛‘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这位院长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自己有责任每年拒绝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以便哈佛大学也能够录取到有一些好学生。”
大学四年级时，我曾申请进哈佛法学院学习和申请攻读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两个申请都被批准，但我拿不定主意选择哪一个。实际上，至少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清楚自己想选哪一个。秋天我回到坎布里奇，在法学院待了三天，但在刚刚度过了四年紧张的大学生活之后，我还没有做好再大干一场，应付紧张学习生活的准备。其他同学都在买书，而且看上去很严肃，但我不是那样。所以我去找法学院助理院长，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法学院。
他说：“你才刚被录取。不能退学。你已经占了其他人本来能够得到的位置。”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要走。
这位院长说：“如果你退学，我们以后不会再录取你，除非你确实有可以原谅的理由。”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院长说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而且心理医生说我在做这一决定时头脑是理智的，他将允许我在第二年重新入学。
所以我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位医生告诉我，在他准备上医学院时，他休学了一年到国外旅游。他说我的状态很正常。但他还说，如果院长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反感，或许院长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在法学院开学前几天，我曾碰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他们准备到英国学习一年。有一个同学要到牛津大学学习，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动手太晚了，已经来不及申请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我发现我还有可能在那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打电报申请，强调我在哈佛获得的荣誉。伦敦经济学院回电报说，他们录取了我。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我有一个让他们吃惊的消息。我从法学院退了学，准备去伦敦。
我迅速启程前往英国的惟一麻烦是我必须先回迈阿密老家去见我的征兵委员会代表。在学研究生可以推迟服兵役，但该学校必须是征兵委员会认可的学校。在征兵委员会接待我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南部商人。
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白人小伙子的麻烦是他们不想去打仗。”
我卑躬屈膝地对他说：“我绝对不反对战争。我只是想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他说：“但我怎么知道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名牌大学？”
我答应给他看一封信。所以，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瑟·史密斯不得不写了一封信，说明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公认的学术机构。
在我到伦敦前，除了指望着全家到墨西哥旅行或小学组织到古巴集体游览，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在欧洲的一年极其增长见识，所以我向所有有机会的人建议，在大学毕业后到国外去待一年。就在我出国前，我在迈阿密和一位经常到世界各地的妇女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我父母的一位朋友。她告诉我，说我应当张开身心，吸收我所有能够吸收的东西。而且，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说，那也是我的想法。
哈佛大学代表着一种美国文化，虽然因为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尤其是在其研究生院，它也是一种国际都市文化。另一方面，伦敦经济学院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文化，有来自全世界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前英联邦国家以及很快就要成为前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我碰到了印度人、非洲人、澳大利亚人和西印度人。这些学生所代表的政治见解远比我以前所碰到的广泛得多。许多学生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反映出当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都有着广泛的支持。我当时想，就像我现在想的一样，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国有制概念有可能是效率非常低下的。但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辩论也有助于我形成自己在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兴趣。
与经历和观点与以前我所遇到的人如此不同的人接触使我开阔了思路。哈佛的人认为重要的是生活水平和经济学的问题，我第三世界的朋友则认为这些也是尊严和尊重问题。例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为了显示他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优秀，希望拥有自己的钢铁厂和航空公司，尽管有人认为这对低工资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从不同视角看同一个问题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此而言，上述观点都有局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承认和尊重个人尊严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尊重本身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观。而对这种希望得到承认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敏感性，对于处理管理和政策问题，不管是在华尔街的交易厅运作生意还是在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以所谓“插班生”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注册入学的。因为是为了获得学位证书而不是为了一种真正的学力用功，我在这所学校没有特别上心地学习。我会去听讲座和写指导教师布置的论文，但我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与人们交谈。自由的感觉是太好了。在我所住宿的厄尔考特路的宿舍里，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在半夜里吃晚饭，晚睡晚起，整天读书。或者我可以去听可能会让人感兴趣的讲座，然后去会个朋友和打墙网球。我随身带着一本词汇手册在地铁里学习法语。我也有些像是个政治旅行家，例如参加在特拉法尔加角广场举行的抗议刺杀卢蒙巴的示威活动，卢蒙巴曾被选举为刚果共和国总理。我没有参加抗议活动，而只是饶有兴趣地旁观。
我还认识了一帮住在厄尔考特路邻近、年龄和我相仿的外国人。有一些来自如马耳他和波兰等地的假贵族和真贵族。我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朋友一起，围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制度和生命的意义。
第一部 第15节
我和厄尔考特路的那帮朋友们常一起去参加聚会，有一次还到泰晤士河上划船。作为校际滑雪旅行的一部分，我和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学生一起去奥地利——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滑雪。与此同时，我也以自己有限的方式，探讨内心中的紧张，在内心里我认同垮掉的一代及其20年代与30年代在巴黎的外国前辈们。我读了凯鲁亚克的一些书和米勒的许多著作，在六周长的圣诞节假期里，待在巴黎做这样的事非常惬意。我在左岸找到一家价钱很便宜的旅馆，有些我在哈佛认识的人也住在这里。白天，我会去酒吧，和人坐在一起聊天或独自读书。
我一直在想——可能非常不准确——如果走上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我本来会过上在巴黎时的那种生活，或60年代前坎布里奇的咖啡馆文化所代表的那种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甚至当我已经成为主流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如果我想做的话，我总能够做出离开这个制度的选择。我可能只说一声再见，穿上一条破旧的黄色军裤，在圣日耳曼德佩街找个小旅馆。看惯了我穿着条纹西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和我有些不协调，但我当时觉得，甚至现在也觉得，我可能会满意地选择一种更轻松、更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那种感觉可能不现实，但在压力大的时候，我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念一直是一种精神上逃避压力的寄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每当压力大的时候，我心里又会重新产生那种围坐在咖啡馆读书、长时间讨论哲学和生活的念头。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想只以钓鱼、读书和打网球度过一生。
复活节期间我去意大利旅行，夏天我与一位名叫戴维·斯克特的朋友开车在挪威、丹麦和瑞典漫游。就在我考虑是不是在欧洲再待一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位曾浪迹海外的人写的一篇文章，他写到，“如果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你就要开始堕落了。”看过这篇文章后的触动以及想到父母可能不会太愿意为我在国外毫不相干的活动再承担一年费用，我想可能是回家的时候了。当我们在法兰克福吃午饭时，戴维的红色奥斯汀汽车被偷了，这时，我决定离开欧洲。
我在国外过得如此愉快的部分原因是我对未来不格外担忧。在我的意识里，我知道我可能会上哈佛或耶鲁的法学院，我曾经提出申请而且也曾被录取。我并不是一定要做一名律师，而是从法学院毕业后路子会很宽。由于那位心理医生的作用，哈佛曾答应重新录取我。但我最后还是上了耶鲁，因为在我看来，耶鲁的境界更广阔，也更有趣，而且学习不那么紧张。有些夸张地说，我的看法是，在哈佛法学院，你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合同问题，而在耶鲁，你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善良和邪恶的含义。
我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确实就像上面说的那种情况，我是在1961年夏进入耶鲁学习的。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我的大量时间用在讨论从越战到美好生活的本质之类的问题上。在法学院，我有极大的机会把我在哈佛形成的观点予以应用：如果追溯到其本质，所有命题都是无法证实的。你可以持有强烈的道德信仰，这些信仰是在成长和受教育阶段，或通过宗教信仰所形成的，但所有这些信仰的强仪都是无法证实的。
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谁将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影响你。我刚进耶鲁时，碰到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乔治·莱法柯，我曾经见到过他，当时我们都在迈阿密生活。入学教育周期间，他在路上遇到我，停下自行车，给我提了一些高年级同学的忠告。乔治说，在法学院表现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带来学校和同学们的认可，认可会带来愉快。
我认为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我回答说：“你告诉我说表现好和得到认可会让你感觉好，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情况不是这样。”我告诉乔治我以极高的荣誉从哈佛毕业，这给我带来了一种满足，但并不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完美和自我实现的感觉。
几年后，在高盛公司对前来申请工作的人面试时，我仍然强调这一观点。当我问应聘者他们为什么希望到我们公司工作时，较为诚实的人会承认，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挣钱。我谨慎地提醒他们，他们将会发现挣了大钱可能会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感到满足，但不会满足驱使他们把挣钱作为第一位想法的理由。他们几乎都没有留意我的话。但几年后，他们有些人在挣了很多钱后找到我抱怨说，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
在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以及现在的花旗集团等我所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我都看见人们似乎通过某种地位或成就来找寻满足。多少年以前我试图对乔治·莱法柯说的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