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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情使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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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德慢慢走上自己那层楼的楼梯,在走廊上的一扇窗前伫立片刻,眺望远处的广场。下班的人群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伦敦上班族的办事节奏深深吸引了他。不管上班下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抓紧过时间,接电话也是不慌不忙,每天总要让六七个电话响着不去接。伦敦这种悠闲从容的节奏,也许只有在哪个弥漫着古朴气息的地中海城市才能另外见到。 
  此刻,太阳钻出灰黑的云层,西边天上燃起一片粉红色的晚霞,这是夜幕降临前伦敦人常见的情景。“看守人”长长的身影映在草坪上,仿佛是一个稻草人,或者——耐德想起另一个奇特的形象——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 
  没人理会这个老人。倒是有三个右翼分子挤在附近的一张长椅上,对住一只打火机相继点燃各自手中的香烟。就在他们喷云吐雾的当儿,块头最大的那个家伙站起身。此人个子和另两人差不多高,但比他们壮实,短短的脖颈,臂部的二头肌像桶一样饱鼓鼓的。他带着一股“认识老子是谁吗?”的张狂劲侧身而行,耐德见状立刻对他产生了怀疑。 
  耐德看着这个身材粗壮的家伙绕着“看守人”走了一圈,站在稍远的一侧,向两个同伙挑了挑大拇指,使劲眨眨眼。很快,他们缩短了和老人之间的距离。 
  耐德立刻想起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切姆尼兹。人的头脑多么奇怪!今早他起身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切姆尼兹的口头禅“全凭运气”。这位流亡到美国的老先生始终往他脑中塞进一些妙言隽语。 
  切姆尼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下面的格罗夫纳广场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不会像耐德那样将其视为施虐成性的莽汉对无力还击的弱者大打出手。他会提出一整套哲学概念,将公然动武的残忍行为与某些人对无政府状态的迫切需要等量齐观。 
  暮色四合,广场上行人稀少。再过几分钟,就不会有什么人打此经过,可怜的老人将只能完全听任三个流氓的摆布。 
  他看了看数字显示式电子表。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被当地几个流氓狠揍一气,与他有何相干?随便哪个过路的英国人都应该挺身制止:他们毕竟是他的国家的流氓。年轻人暴力袭击老年人的事在英国时有发生,或是为钱,或是因为老年人体弱好欺。 
  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这个身上挂了两块招牌的老人看来只有挨打的分了。耐德看到那个粗野壮实的汉子朝他紧逼一步,两个同伴就在他身边。 
  这个“看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一个令我讨厌的人吗? 
  耐德瞅见打头的家伙从右边袖口取出一截长2英尺、阔1英寸的铁棒。“糟糕!”耐德的心格噔往下一沉。他一步两级地奔下楼梯,冲出前门。 
  前面草坪上,打头的小子扬起铁棒,虚晃一下,猛地一挥,直戳老头的腰部。旁边的两小子早就摘下了老头身上的招牌扔在地上,乐呵呵地用脚踩成碎片。耐德大步穿过马路,左右躲闪两边驶来的车辆,朝广场奔去。他看见为首的小子开始用铁棒猛砸老人后背,便运足气力箭一般直冲向前。 
  “喂,”耐德扯着嗓子喊,“你们几个小子!” 
  三个暴徒谁也没有理会,一个从老头身后照准他膝窝猛地一踢,撂倒在地。三个人上前又是一阵乱踢。 
  “住手!你们几个狗杂种!” 
  这一回,耐德的厉声喝斥发生了作用。为首的家伙目露凶光,冲着猛扑过来的耐德狞笑一声,举起铁棒使劲一挥,朝他劈来。 
  耐德弓身侧步灵活躲过,扭住他的胳膊,劈手夺下铁棒,像挥舞长矛似地将棒头戳住这个胖家伙的腹部。眼看他们的同伙在草地上骨碌碌滚到老头身边大口呕吐,其他两小子吓懵了,定了定神便仓皇逃去。 
  过了一会,刚才挨揍的小子摇摇晃晃地直起身,去追自己的同伙。他刚走几步,估摸无事,便转过身来,一张苍白的脸朝着耐德。他用手背抹去嘴角的呕吐秽物,恨恨地骂道:“该死的美国佬,咱们走着瞧。”说着,颠颠地逃命去了。 
  耐德蹲在老头身边。“老伯,你没事吧?” 
  “别碰我!”老人硬挤出了一句话,显然被打得不轻。 
  耐德听出了他的美国口音,也许是加拿大腔。这个老头和耐德的父亲年龄相仿,可却是一副穷酸苦相。耐德四下环顾,实指望找到一个人帮他搀扶老人或是叫辆救护车。可是此刻广场上空空荡荡。 
  老人挪动身子,挣扎着坐起来。“瞧你把我的牌子糟蹋成啥样了。” 
  “这是那几个流氓干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对你的牌子被糟蹋成这样不感到痛心。” 
  “你是大使馆的人。” 
  “不错。” 
  老人那张皱纹密布瘦削苍白的脸像是刻刀雕出的石像。他想直起身,耐德伸手搀扶,却被他躲开了。“不需要你的帮助。”他喃喃地说。他缓缓地、失望地捡起地上的招牌碎片。 
  “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吗?”耐德问。 
  “恐怕不能。” 
  “你对美国好像有什么成见?” 
  老人紧抿的唇间挤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听上去像是一个满腔怨愤的人发出嘶哑沉闷的低吼。“如果那不是奇耻大辱,”他咬牙切齿地说,“甘受上帝惩罚。”他手里捧着招牌碎片蹒跚而行,身影渐渐融入茫茫夜色。 
  耐德怔怔地站在原地半天挪不开步。广场上闯无一人,小流氓、受害者、行人,此刻都正在前往各自的目的地。丑恶的世界,不是吗?对不起,切姆尼兹教授。丑恶的人类。耐德觉得自己救下那老头实在是办了一件蠢事。 
  不过话又说回头,耐德提醒自己,如果他确实是美国公民,那么救他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耐德思绪纷乱、气喘吁吁地返回办公楼,上楼去自己的办公室。他看见夏蒙办公室的门开着,一个信差从里面出来。耐德坐在夏蒙座位对面,看着他锁上门。耐德闭眼定了定神,睁开眼睛时,夏蒙已将录像机接在计算机的图像显示部件上。 
  “那是啥?”耐德问。“放了69遍的《我爱露茜》?” 
  “勒维妮送来的录像,你家前门的闭路监测电视录下的。” 
  耐德疲倦地点点头。“只管忙你的。”他又闭上两眼。“就当我不在这儿。”过了一会,他慢慢睁开眼,看见夏蒙拆开信封,取出录像带。夏蒙在计算机上揿了几个键,屏幕上映出了图像。虽说带有一闪一闪的白色横条,还是能看出一个金发剪得短短的平头正避开摄像机镜头。只见他哈腰蹲在门框外边,随即起身匆匆离去,而且正如勒维妮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没有背邮包,也没有穿有些邮差穿的那种式样特别的深灰色罩衣。 
  夏蒙面露不悦之色。前门用的低保真闭路电视监测系统总是存在这种弊病,因此很容易对付。耐德想起有一次在罗马几个歹徒拎了一罐黑漆去一个人家。他们将漆喷在前门防盗系统的摄像机镜头上,结果户主还以为整个监视系统运转失灵。“再看看最前面的一两个镜头。”耐德吩咐夏蒙。 
  夏蒙倒回带子,重头放起。前面有一两个镜头……他啪嗒揿住一个定格,旋即又稍稍倒回。就是这儿!耐德不知道能否把画面打印出来,他觑眼细看这幅画面。一张生疏的脸。“那人是谁?”他问道。 
  “谁?”夏蒙像个魔术师似地搓搓双手,将带子稍稍倒回至画面开始的地方。大半个脑袋仍然偏转过去,不过那只耳朵,形状独特、耳垂肥厚的耳朵,隐约可辨的嘴角和眼角,以及一只小鼻子的模糊的鼻尖,倒是能提供一点蛛丝马迹。当然,确切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完整画像。 
  “那人,”夏蒙告诉耐德,“是个小伙子,名字也许是贝索托·海涅曼,或是查尔斯·赫特,或是本·伊德雷斯·沃基尔。” 


  
  
第七章



  当耐德还在梦乡邀游时,勒维妮就已经醒了。近来,四个女儿去了美国,她起早也没多少事干,因此一般要睡到上午9点左右。现在才7点,她听见耐德在楼上淋浴。她以沉睡乍醒突然产生的一股异乎寻常的活力,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那种她母亲以往在家里为四个胖墩墩的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准备的早餐。 
  勒维妮做好了鸡蛋酸奶烙饼、煎熏肉;往保温锅里放进几片黄油吐司。待会见到丈夫,还要炸上蛋煎饼。还有足够8人喝的咖啡、12人喝的枫糖浆、16人喝的桔汁及24人用的黄油,作为这顿专供饕餮之徒享用的正宗美式早餐的饮品。 
  她听见耐德关上淋浴开关。“我闻着了什么味道?”他朝楼下喊道。“维妮,你起来啦?” 
  “洗完就下来吃早饭。” 
  “等我马上刮完脸。” 
  勒维妮在凸窗旁坐下,她在里面种了几盆细香葱、鼠尾草和其他几种调味用的芳草——或者不如说是伺弄大女儿露·安种下的芳草。女儿去美国,撇下她和丈夫二人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勒维妮烧饭的次数大大减少——耐德的时间没有规律——难得烧几顿,一股也是她母亲拿手的肉烧马铃薯之类的菜肴,而不是加大蒜的外国菜。 
  这并不是说,她不能烧“外国风味”的菜肴。一次在波恩,他们准备款待一位将军及其夫人,临到最后一刻还加上一位参议员。耐德提议,鉴于三位客人游踪甚广,已经尝遍欧洲所有昂贵的饭馆,也许他们愿意品尝牛排、烧马铃薯、凯撒什锦沙拉这些勒维妮擅长烹制的家常菜。孰料勒维妮不听其嘱,让露·安当下手,做出了一桌滋味鲜香、大快朵颐的波兰菜:牛排肋条、烟熏红肠、酸渍菜、鸡蛋面疙瘩。饭后,将军夫人向她讨教这些菜的烹饪秘诀,回想起来,勒维妮不禁莞尔。其实,这些菜的做法她全是从一本普通的美国烹调书上照搬的。 
  耐德搓着下巴走进厨房。他全身上下一副上班的装束,只是还没有穿上西装。勒维妮看出虽然他的目光迅即盯牢了满桌丰盛的吃食,可是他那机敏睿智的脑子却已开始转动别的念头。“我让夏蒙开车送我。” 
  勒维妮点点头。“煎饼要吗?” 
  “不一定要。吐司加一片咸肉就够了。” 
  “开玩笑,耐德,你看这摊了满满一桌。” 
  “你看看我这里有多满。”他故作姿态地拍了拍那瘪得出奇的肚子,好像它腆出许多似的。 
  她将两张煎饼倒入平底锅,听着它们在熔化的黄油里噼啪作响。“一个像你这样连续长时间工作的男人,早餐应该尽量吃饱吃好。” 
  耐德摇摇头,细心地将一片最小的咸肉放在一块最小的三角形吐司上。“我彻底戒了烟,整整一年手里没握过网球拍,一星期只长跑一两次。我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失去了自由,勒维妮。” 
  她脑袋一偏,情不自禁地模仿起谁说话的腔调:“世间万物似乎都在变化。”她把嗓音压得极低。“不看比分牌,你就不会了解运动员的实力。” 
  “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特有规律。” 
  “说到你们这一行,”她抄起两张煎饼,“听说罗伊斯·科耐尔今晚要举行盛大宴会?” 
  耐德皱了皱眉。“今晚?没有的事。只不过是一般的例行招待。” 
  她关掉平底锅下的火焰。“你喜欢罗伊斯·科耐尔吗?说实话?” 
  耐德津津有味地咀嚼吐司咸肉,满口的食物帮他回避了这个他不愿涉及的话题。他随即呷了口咖啡,不加糖的清咖啡。他凝视着黑幽幽的杯底一声不吭。 
  勒维妮叹了口气。“真想我们的几个姑娘。”声音听上去软和了许多。 
  耐德猛抬起头,恍若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他看了看勒维妮。“我也是,她们几时回来,9月初?” 
  不会回来了,勒维妮在心里悄然作答。只要我不改变主意,就绝不会让几个姑娘离开我父母为她们营造的小巧舒适的安乐窝。她仔细端详耐德的脸庞,认为自己为故意与丈夫作对而心生愧疚,是一种有趣而又奇妙的感觉。这家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回避问题,我们两人都可以玩这种默然对峙的游戏。 
  “我想念她们。”勒维妮打破了沉默。“因为她们围坐在这里吃早餐时,你总是很乐意说话,” 
  “是这样吗?” 
  她看见丈夫眼中隐隐闪出一星兴趣的火花,旋又熄灭,只因他又重新开始凝神苦思那个刚才一直在困扰他的问题。他走到冰箱前,这只对于仅剩他们两人的家显得过大的双门冰箱。他毫不迟疑地拉开门,取出桔汁再关上门。勒维妮看着他轻松地倒出一小杯桔子汁喝着。“这只白色大箱子里原来没鬼呀?”她笑眯眯地和丈夫逗趣。 
  他不高兴地瞥了对方一眼。“你撞见过鬼的,呃?” 
  “自从在波恩出事以来,你看见冰箱就总是疑神疑鬼的。一年多了。” 
  他把杯子放进洗涤槽,往里面放水,接着看看表。“你……没对任何人说过吧?” 
  “为什么要说呢?好让他们把这事写入你的档案?” 
  他点点头,还是没有看她,还是没有和她一起坐在桌边。她叉起煎饼送进自己的盘子,搁上两小块黄油,浇上一些枫糖浆。“你肯定不想来点?” 
  他转过身才听懂她的意思。“闻着挺不错,可我不想吃。”他又看看表。“这表是露·安给我买的。手上没表还真不习惯。” 
  “最好先坐下来。”她劝丈夫。“莫·夏蒙从不迟到,可也从不提前。说真的,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是一个一流的谍报军官。” 
  耐德紧锁双眉,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椅子,仿佛在仔细掂量自己一生中的一项重大决定。他终于叉起盘中最小的那片咸肉,松鼠啃松果般地一口口慢慢咬着。 
  “耐德。” 
  “唔。” 
  “夏蒙昨天提到什么‘高度警惕的状态’,我看那纯粹是咬文嚼字的官腔,言下之意是‘没有时间帮助生命安全遭到恐怖分子威胁的特工人员的妻子’,那盘录像带要不是我给逼急了以接近命令的口气硬让夏蒙来取,说不定现在还搁在这儿呢。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高度警惕’?还有恐怖分子,下回我再碰上该咋办?你就一点也不担心,你老婆弄不好就会遭到别人暗算?下一回,哪个狗杂种也许会把子弹射进我胸口,难道这还不足以让你‘高度警惕’吗,耐德?” 
  耐德犹自细嚼慢咽,直到整片咸肉落肚,抬头朝她强颜作笑:“冷静点,维妮。昨天的事真对不住,我昨晚已经向你认真道过歉了。” 
  “可是没有任何解释。” 
  他叹了口气,又想看看手上那只数字显示式电子表,转念止住了。“我想,”他尽量不让自己的语气搀杂任何个人情绪,“你刚才说了一通,看来确有必要让你了解一点我们对付那帮嗜杀成性的恐怖分子的情况啰?不过你得消消火,听我解释。” 
  他三言两语简要介绍了潘多娜·福尔默筹划的花园酒会,没有提及他就温菲尔德官邸的防务准备采取的任何措施。勒维妮开始用叉尖在馅饼上切出一块块楔形,却没吃一口。“我们也受到了邀请?” 
  “当然。不过恕我不能与你携手同入会场。我无法陪你。” 
  “这会引起什么变化吗?” 
  “什么意思?” 
  “没有你陪伴,这本身是否会引起一种变化?” 
  她推开面前的餐盘。“你原来准备什么时候说,我们将参加花园酒会?拖到最后一天晚上?” 
  “现在让你知道了,”耐德怒形于色,声音里也带着火气,“你总可以慢慢蓄积勇气,以对付这场可能发生的惨祸!” 
  勒维妮点点头。“妻子都是这样。特别是遭到遗弃的妻子,特别是当这种遗弃被巧妙掩饰的时候。住在家里,同睡一张床,可是人压根就不在家里!”她怒气冲冲地发泄了一通。 
  “够了。”他不加掩饰地看看手表。“我到外面去等夏蒙。他是一个年轻脆弱的单身汉。最好不要破坏他对婚姻幸福的幻想。” 
  “可是我的呢?” 
  “你的什么?” 
  勒维妮觉得感情的苦涩波涛正在心中汹涌起伏。她从来没有打算挑起这种争执,这不符合她的性格。这种争执多少带点唠唠叨叨胡搅蛮缠的味道。科利考斯基将军的女儿从不喜欢哭鼻子。哭哭啼啼是弱者的表现。 
  “我对婚姻幸福的幻想。”她脱口而出。“你知道我——”她截断了要说的话。 
  这其实不关耐德的事——他对此事表现出的超然冷漠也清楚他说明了这一点——她偷偷做节育手术使自己不能生孩子的事。这是违拗上帝意旨,背弃自己结婚誓言的罪孽,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措施,不让他们夫妻二人为过多的孩子所累的做法似乎是正确的。她不再每星期日都去教堂,有一年多没领圣餐了。可她依然记得十年前她向神父忏悔自己做了输卵管结扎时他说的话。十年来,神父的话时时在她耳边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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