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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如此自信的作者曾经有过或是否有过多少翻译实践经验。就我有限的尝试而论，在“第一个领域”也未必就像这位作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就一定能实现“全息对称的转译”。纵然是“日常生活”，也该知道，当我们对picnic还非常陌生的时候，曾把它译成“辟克尼克”，当熟悉科举的中国知识份子还不识school为何物时，曾把它译成“司西伙尔”………而“第二领域”，也因为难于“全盘照抄”曾把如今称作“青霉素”的一种抗生素译为“配尼西林”，由于对声音是怎样通过电磁感应作远程传播的机理不熟悉而把telephone叫做“得律风”，然而并不是由于语言品质低下，最终也没有妨碍了“全息交流”。
十 郎骑竹马来
汉语在转译中遇到的上述过渡性窘境是任何一种语言，哪怕是被《险境和诡谬》赞颂到不留一点余地的英语，也都难以完全避免。
《长干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其中有这样两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艾兹拉·庞德是特别推崇并热衷于介绍中国诗的美国大诗人，他对这两句的译文再译成中文就成了：
你踩着竹子做的高跷来了，
摇摇摆摆假装着是一匹马，
围绕着我的小床做游戏，
玩弄着一只只蓝色的梅子。
中国人在这里能够看到的，决不是英语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庞德愚蠢，只怨庞德小时候不曾玩过或见过“竹马”。翻译，不仅仅是从语言到语言的转移，也还是异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附带提一句，庞德甚至不知道那位唐代大诗人的名字，只知道作者是Rihaku，因为是从日语转译的。
如果翻译的对象不是算术教科书之类的文本而断言某种语言一定能对另一种语言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就只能是由于无知。
想过没有，如果说英语能对汉语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岂不也就等于说汉语可以对英语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翻译，从来不是单行线。
十一 难不倒的汉语
《险境和诡谬》断言，“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这个其字就是文中一再出现的非汉语式赘疣！）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这种说法有悖于我国翻译工作的实绩和史实。此一领域之所以“不存在转译”而且是不存在“任何”转译，据说是因为“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但是我国有组织有系统的翻译工作就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玄奘的功绩不仅在于历尽辛苦取回佛经，更在于主持译经。为了不失真意，他制定译例，采用直译，改译旧经，新译梵本，他落笔成章，措辞精当，因为他精通梵文，能用梵语阅读、论辩和撰写佛学著作，当然更精通汉语。他还曾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入印度。他所主张的“直译”也许就是力争形神皆似的“全息交流”吧。
到图书馆去查一查目录：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哲学大师还有几家几派的经典之作不曾译成为汉语！在清华学长查汝强的提携下，我也尝试过哲学著作的翻译，遇到困难时，都不是由于汉语语法和词汇的缺陷，一定，而且毫无例外，是因为译者的学识浅薄。
十二 道德之经
《险境和诡谬》有这样一段，“至于说汉语和第三领域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中国人（！）的智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第三领域的理论建树。诚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论述道德伦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论域，也没有表达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化主题。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诉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
读至此处不禁要问，作者是否懂得他自己说了些什么？《道德经》和《论语》果然就是谈论道德或表达“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的？
经称“道德”未必就是谈论道德之作。《道德经》即《老子》，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故称。老子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道”为宇宙万物根本之说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岂可说与哲学无关？《论语》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极其丰富，“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固然夸张，却又岂止是“道德伦理”所能概括？
十三 萨特和普拉斯
《险境和诡谬》还提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本名为《语词》的自传，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写过一首诗题为《言辞》的诗，无论是《语词》还是《言辞》，它们的英语都是“Word”。”然后，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汉语也难住了哲学家，据说他们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表达宇宙的超语义真谛外，他们就根本无法表达具有一定时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说具有明晰结构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了）。”
姑不论是否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轻率抹煞中国哲学探索的狂悖之说，但是立论之初还是应该核实一下萨特那本回忆录的书名，毕竟，萨特是用法语写作的，如果有一种英译本果真把书名译为Word；也只能是英译的译法之一，汉语对这部获奖之作书名的译法则还有《字句》和《话语》之类。
无论如何，作者之能够知道萨特写过那样一本回忆录和《存在与虚无》以及其他洋人写过一些别的洋书提出过一些别的洋主张而弥补了他头脑中“有与无的对立、虚与实的极度反差”，都应该感谢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汉语和这种汉语的翻译功能。
十四 字有别于词
《险境和诡谬》轻蔑汉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词汇量太小。据说，“我们知道，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的单词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牛津辞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辞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
这就犯了一个小学生也不该犯的错误，做了不同名数之间的四则运算：怎能把字和词等量齐观作多与少的比较呢？多数的汉字也是单音节词，但有限的字可造无限的词。所以汉语的词数远大于字数。所谓“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也不过是耍了偷换概念这一低级伎俩！以高智商自居的作者竟把汉字的字数（明明是“字数”！）当作汉语的“词汇数”，其荒谬令人叹为观止！
十五 造词功能无限
汉字可以造词无限，与英语二十六个字母无异。但是汉字造词之有异于字母造词，除少数为应急而音译的过渡性词如“普列玺天德”、“巴力门”和“苦迭达”之类，字与字的组合，一般说来，全都“有理、有据”而绝对不像《险境和诡谬》所说“无论在字与字之间，还是在被字所指称的事物之间，都很难找到一种有机的联系”。当过渡性音译词被汉语吸收而为恰当的对应词如“总统”、“议会”、“政变”所代替时，其与所指的“有机联系”就一目了然了。而它们各自的洋文，原文与其所指之间又能找得出什么联系，不论有机还是无机！
当由于陌生而不得不暂定一个过渡性音译名称的事物由于逐渐熟悉而能以贴切的汉语描述或称呼时，你就能顾其名而思得其义了。
英语则不然，比如说encyclopaedia这十三个字母拼出来的一个单词，要让掌握了二十六个字母却从不知此词的人来认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解得其意的；但是，只要认识“百”、“科”、“全”、“书”这四个汉字，多半就能知道或猜出汉语《百科全书》之所指。
汉语字典收字，不论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四万七千多个还是五万六千个，够用就行，不必争破“吉尼斯记录”：用两万吨面粉和两亿只鸡蛋做一块蛋糕，也许是世界第一，却也只能是个废物点心！“《韦伯斯特大辞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其对于英语的功用也无非就相当于几万字一部而对于汉语已经完全够用的汉字字典或词典。
应该知道，我国一九八六年版的《汉语大词典》十二卷，收词三十七万条，合计五千余万字。
十六 钱三强序
“全书四千万字，收词五十二万条，收词面遍及五百多个学科和专业，其融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于一体，规模空前浩繁。”
这是钱三强序《英汉辞海》全文的一小段。请注意，这里提到的词条五十二万，都已经由英语译成了汉语，也就成了汉语词。再请注意，那五十二万条词虽然都由二十六个字母拼成，但是二十六个字母却不能帮助你认识那些个词。而译成汉语所用汉字，虽然未经统计，估计不会超过一万，其中的常用字也不过数千。这些常用字却大有助于认识那些个新词。
请看随机一例——《英汉辞海》的最后一条：
“Zyzzogeton”
有哪一位熟读洋文而非相关行业的先生能凭二十六个字母加以解读？
但是译成汉语而成了汉语词之后，有中学语文水平就能大体了解这一陌生新词之所指：
“曲折叶蝉属”。
十七 象形与汉字
“象形”固然是，然而只是，部分汉字的特征，《险境和诡谬》却刻意把这种文字的表意特征简单化为象形而一再强调“汉语是一种象形文字”，又说汉语的“小词汇量”，以及汉字的“少量词”和“小词量”等等。——这样把“语”与“字”，“字”与“词”相互混淆的逻辑混乱在这篇宏论里比比皆是，若要逐一纠正就会占用大量篇幅，为求简短也就只好忽略不计了。
文章说，“汉字给人的思维带来的是一种耽迷（？）、阻滞、停顿和迟后（？）”，又说，“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创造汉字以期去表达和描绘自然事物时，用的是一种比较原始（在原始时代能不原始？）和笨拙的方法，即用非常复杂的象形符号去表达或指代本然就比较复杂的客观存在和自然事实。显然，造字的思想一开始就被象形的冲动迷住了，采取的是以形代形，以形指形（并不尽然，请读许慎！）的原始策略（？）。”
而《险境和诡谬》断言，“象形的汉字是有碍人思维的发育和发展的，形式的繁复、内部的混乱（？）和视觉的环绕（？）最终给思维设置的是一种阻滞、挫钝（？）和滞后。”
十八 神的声音
《险境和诡谬》居然说：汉语“是对自然之象（或物形）的形象性复写和临摹，而不是对神（？）之声音和存在之隐含本质的执意追求、倾听和表达。”从而进一步强调“汉字与字母的本质不同”。而字母，“是字母创造了上帝，创造了西方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宗教（！）才真正塑造和成就了西方成熟的文化和哲学。在之后，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才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繁荣、文艺复兴、人权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体，乃至今日的福利社会。”
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就不能不大吃一惊，《险境和诡谬》笔锋一转，居然就变成了代上帝立言的政治宗教布道文。如果听从“神的声音”，是不是应该立刻放弃所有的象形方块汉字和汉语而改用拼音英语，熟读圣经，广建教堂，虔诚崇拜只用字母拼写福音的上帝。然后就可等待宗教“合乎逻辑”地“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繁荣、文艺复兴、人权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体，乃至今日的福利社会”。
十九 象形之外
汉字，如果确是一种纯“象形文字”，而且，真像此文作者所说，果然是和指代的自然对象“锁定”或“粘合”在一起以至“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反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就绝不可能孕育出如此灿烂的汉字文化，就不可能成为深厚中华文明发展的媒介和载体，就一定已经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而成为博物馆中供作考古的文化遗迹。然而我们的表意汉字并不完全或并不仅仅诉诸象形。
二十 汉字与六书
评论汉字，无论褒贬，都不能不读我国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对汉字进行了系统研究的许慎笔下，“象形”甚至不居“六书”之首。
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饬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到此为止，尽可以存疑；但是往下，却应该牢记：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将近二○○○年了，这样的概括和分析还不曾遭遇过严肃的质疑。
二一 表音与书写
《险境和诡谬》说“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体系都是横向向右书写的，而所有表形的文字体系都是纵向书写，且这种纵向竖列一般都是从右往左的……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字，所以我们在阅读汉字时，我们的视线实际上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作一种重复的环视和停留，伴随着这种环视和停留而来的，肯定是人之思维的某种阻隔、停顿、断裂和滞后。”“况且竖立的象形字（比如古汉语）一般是左向阅读的，这就暗示着如果有一种时间运动的意识（？）出现的话，那么这种时间运动的方向也是回溯性的，即时间的箭头（？）向左移动指向过去。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语阅读的实践指向（？）是退缩式的，即它是一种回溯性文字（？）。”“相比之下，英文的横向右读，这表明它是一种按照线性的右向序列来进行编码的信息体系。”
——真是巫师式的语言！神秘到了不可思议：向左，就是指向过去，就意味着退缩，连文字也会因阅读方向而变性。向右，就是指向未来，就前途无量？那么，最初的竖排本《共产党宣言》，读起来肯定是从右向左，是不是经此一读也就成了“回溯性文字”？德文本《我的奋斗》，横排，阅读方向当然向右，经此一读，难道就成了代表未来方向的文件？
二二 希伯来文左向
作者在谈论“汉字的早熟性”时提到：“我们很少发现中国的中小学毕业生有勤查字典的习惯。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人懒，不爱学习，不爱阅读，所以也就无须去查字典……”但是，即使大学毕业了，写文章给别人看时，对自己不甚了了的事情，比如说“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体系”，最好也去查一查，看它们是不是全都“横向向右书写”。
比如说，阿拉伯文：有28个字母，就一律由右往左书写。
又比如，文中提到的“在过去三千年里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基础和引导”的《圣经》，《旧约》的全部和《新约》的一部分本来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希伯来文：22个字母，也一律由右向左书写。而且，希伯来文虽不是方块字，字母却是方块形，排在版面上，互不相连，一眼看去，难道不也“总是有那么多难以令人满意的间隔，总是具有一种‘漏气’和‘断气’的视觉效果……”
试问：由右向左的《圣经》原本和由右左向右的译本之间是否存在着方向性的分歧？
既然“希伯来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