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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供求定理例外的情况看来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可供给的品种是初级产品，要么猪，要么羊；其次是供给者没有可替代的货币收入来源。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都一样，只能将全部的货币收入寄托在猪或羊身上；最后，一定的货币收入对供给者不说不可或缺。如果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都在前现代化阶段，都生活在家族体制内，而不是生活在今日现代化之科层制社会之中，他们大概不会做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事。换言之，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也被迫并且不可逆转地裹挟进了这个被异化了的世界，才如此的。
今年更不如去年了。从城里下来的乡长组织了个养猪协会，一边要我们买由那个养猪协会统一进的猪饲料，价格高得不得了，不买就强行摊派，一边要我们把猪全卖给协会，不得私自屠宰与出售，但他们收猪的价格比去年还低。最可恨的是，由于他们让联防队员看住大家不往邻乡卖猪，也不让邻乡收猪的进我们乡，而且说不听话就不收谁家的猪，又不让到市面上卖，所以大家都埋怨，当官的还说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是什么“公司＋农户”。我们没有什么方法，都把管协会的几个叫“猪头”，几个“猪头”都发了；县里省里还表彰他们，老百姓有苦不敢言。
点评：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村已经屡见不鲜。我倒在这里分明看到了国际间不公平贸易的影子。加工品价格高，初级品价格低，而且交易规则全由霸道者说了算。出口加工品者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且无论是初级产品的卖价还是加工品的卖价，实际上都是垄断价格。
尤其是结合上面的情况，似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国际贸易体系没有什么不合理。如果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真不划算，你可以不出口或减少供应啊。这样初级产品供给少了，产品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现在看来真是站直了说话不腰痛。发展中国家就是我姑姑，就是非洲放羊人，他们已落入了现代化的陷阱，无一例外地急需货币，用来应付各方面开支。其中最大的开支，在我姑姑那里是交苛捐杂税，在发展中国家那里是用来还外债。所以，出现了围绕最后外汇多少组织生产的状况。以至于国际市场上价格越低供给还会越多，发达国家如果需求下降反倒会着急的“送上门找剥削”的现象。难怪有些发展经济学家给出的主意是“出口基础多样化”。挣钱的门路多了，生产可以相互替代，这种产品利润低，我就生产出口另外的产品。但只要是初级产品，怕还是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
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姓试着不养猪，改养蚕。因为沙地多，可种桑养蚕。但乡村两级干部都说，还是养猪划算；蚕更不值钱，同时他们还利用权利不让我们改养蚕。谁要养蚕，就要交很重的特种农业税。
点评：乡村干部不让农民转换产业，明显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近来在讨论新经济过程中，有这样一种声音：中国不要搞什么新经济，中国还是要发展传统产业，因为传统产业利润高。我怀疑讲这话的人的屁股坐在美国人一边。即使是动机单纯，也与美国人有一种“复杂的共谋”关系。
马克思老早就论证过，只有物质经济生产才产生剩余价值，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不产生剩余价值，只参与物质经济生产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所以，传统产业利润的确高。但问题是这些利润到哪里去了呢？都到洋人与洋买办那里去了。他们在分割剩余价值。
按联合国一份出版物对新经济的定义，“新经济”，也叫做“无重量经济”、“知识经济”、“无形经济”或“非物质经济”。一般认为，新经济具有四大要素：第一，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因特网；第二，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品牌、商标、广告、金融和咨询服务、金融兑换、卫生保健以及教育；第三，电子图书馆和数据库，包括新闻媒体、音像制品和广播；第四，生物技术、传统图书和数据库以及药品。新经济所有的部门都是非物质经济，都不产生剩余价值，也是参与传统物质经济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分割。美国等少数国家步入所谓新经济行列，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利用国际市场上统治地位，抬高非物质经济部门产品价格，压低传统物质经济部门产品价格，利用这种“利润倒逼”机制剥削传统产业。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代表着广大中下层经济者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代表了与国家政权力量合流的上层资本集团利益。这两种经济是矛盾与斗争的。“资本主义”为了更好地剥削世界市场，正“重振全球化旗鼓”。也就是说，正是为了巩固资本集团的利益。所以，美国等步入新经济的国家才如此急于将世界都合并入由他们主宰的秩序之内，才竭尽所能地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因为一体化后，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经济产业分工，才能更好地将传统产业部门的利润都合法地占为己有，才能继续美国经济不衰的神话，才能出更多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知识英雄”。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点，不去跟美国人学坏，不去发展新经济，而仍将眼光盯着纺织等部门——一火车的纺织品换不回一个光盘容量的软件——那么我们真是入了美国人的圈套，只能永远做小奴才，做下等人，永无出头之日。
这日子真有点没法过了。我与你姑父商量，因为他身体不好，我就出门去找点活。侄儿，你能在城里找点事吗？我不怕吃苦，做保姆也行。
点评：今天一大早的新闻播了这么一则消息：沈阳已经实行保姆资格等级制。想当保姆，也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设置的考试，取得资格证书以后才行。在此之前，保姆以外的其他一百多种职业，从律师、到教师、再到锅炉工、保洁工等等等等都要有国家认可的相应的从业资格才能从业。新闻报道都将这作为市场管理规范化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鼓吹应该这么做。城里人更是为此欢欣鼓舞。
可怜的姑姑，你看来只有继续呆在你觉得日子没法过的贫穷的乡下了。城里人已经为你进城设置了一百零八道门坎。你是进不来的。进来了又怎么样，也一样受城里人的气。在这个城市的旮拉角里，很多乡下人，和城里的下岗职工一起，在地下摊一个塑料袋，作着最廉价的买卖，艰难地糊口。但他们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城里一些对付不了大资本制造的污染与混乱的城管部门、以及某些早已与不法商人串通一气的工商部门，就以对付这些乡下人与下岗职工为能事。掀翻他们的摊子，没收他们的货物，稍不顺从，专政机器在背后虎视眈眈。
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啊。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阿瑟·刘易斯在《发展计划》一书中早就警告过，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劳动力市场管理太严格，尤其是对自谋生路者管理太严格，就业压力将更大，民众将有可能因更少谋生门路而生活无着。我们应该听听这些大家的话，而不应只听听一阔起来就变脸的城里人的话，更不应该只听那些早已越过现代化而进入高消费的暴发户们的话。
最后，祝侄儿一家人都好。乡下姑姑。
点评：也祝你好，乡下的姑姑。因为你的命运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运，你未来的生活以及变化就表征着中国的生活以及变化。所以，你好了，中国也就好了。你就是中国！
怕“黑”随想
？ 刘一平
四百三十九年前，也就是明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官至兵部右侍郎的宁波人范钦去官归里，时年五十有五。五十五岁虽然已知天命，但并不老朽，特别是对范钦来说，也许他觉得自己的第二个青春期才刚刚开始呢！因为他心中的一个宏愿可以付诸实践了。从二十六岁考中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府起，范钦为朝廷打了三十年的工，尽管他尽心尽力，刚直守正，但官运并不是很亨通，政绩也不是很显赫。三十年的官场生涯，他到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地方的官。这对于一生酷爱读书、藏书的范钦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他每到一地，都留心收集，尤其重视收集当代人的著作。三十年下来，范钦已有七万余卷藏书。面对这笔千金难买的财富，范钦已经打好了自己的算盘，他要在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建一座属于他自己的藏书楼，而且他要把这座楼传给后人，福泽万代。这么一桩大事他是用十二分的认真来对待的。他将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是化了《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语，想借天之威，地之力，保佑他的楼平平安安不至被烟火毁掠。四年之后，一栋座北朝南，重楼重檐的浙江民居，在离他自己的住宅不远的一块空地上落成了。楼上这一层是一通间，用于藏书。一排排书橱将楼上分隔得井井有条。楼下分成六间，不藏书。楼前凿了一个水池，取名“天一池”。楼周围留有空地，植竹种树，营造出闲雅的氛围。范钦高兴地看着七万卷藏书一本一本地搬上了楼，但是他仍然没有卸下心头的忧虑，他知道创业容易守业难，不定些规矩，到手的这些无价宝也会毁于一旦。于是，他规定：“图书一旦入阁，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不许夜登书阁，不准嗜用烟草。”此后，他几乎天天登楼诵读，朗朗的读书声，破窗而出，常常使四邻为之赞叹。
日子就在范钦朗朗的读书声中无情地流逝着。范钦在自己的天一阁里，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了。楼前的小树也渐渐长大成材，范钦知道自己的去日不远，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事情要向后辈交代了。最使他操心的，当然还是这楼和书。书是不可分的，楼也是不能分的。他已打定了主意，要将自己的财产分为两份，一份是楼和书，另一份是其他的家产。范钦有两个儿子，长子范大冲，次子范大潜。范钦去世之前，次子大潜已先他而去。躺在病床上，他叫来了长子大冲和次子大潜之妻陆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大冲体察父亲的心情，放弃了其他家产，选择了父亲最为看重的楼和书。万历十三年（1585年）九月二十八日，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卸掉了他心头最后的忧虑之后离开了人世。
范钦去世后，大冲乃至大冲的子孙们更是精心保存先父先祖给他们留下的这笔无价之宝，他们商订出不近常情的天一阁藏书禁约。禁约制定：“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凡阁门和书橱门锁钥分房掌管，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范氏子孙，对天一阁藏书如护目睛，均以不与祭为辱，以天一阁后人为荣，谁也不敢犯禁。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补充各自时期买来的书籍，不断改善书阁周围的环境。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著名学者黄宗羲破例登阁，赞叹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难之难矣！”从此，天一阁就蜚声学界，名扬天下。
然而，范钦怎么也想不到，由他建造的天一阁，会给一个同他一样爱书的姑娘带来人生的悲剧。那是清嘉庆年间，离范钦去世二百一十余年之后，一位叫钱芸的姑娘出现了。那时的天一阁已经成为藏书家之中的巨擘，乾隆皇帝辑编《四库全书》时，还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钱芸知道天一阁之后，真是又惊又奇，只想上阁看个究竟。她央求她的姑父，当时的宁波知府丘铁卿帮她成全这个愿望。于是，当知府的姑父不但对她说起了天一阁珍藏的好书奇书，也告诉了她范氏家族制定的那些不近人之常情的藏书禁条。钱芸姑娘爱书成癖，嗜书如命，越是上不了阁，她就越是想上去。没有办法，她只有作出最后一搏的决定，她请姑父出面作媒，嫁给范氏后人范邦柱为妻。就这样，痴心的钱芸姑娘怀抱着憧憬和幻想走进了范氏家族的大门。婚后不久的一天，钱芸向自己的丈夫范邦柱提出上阁看书的要求，范邦柱为难地说：“你不知道我们范家的规矩，不但不让外人入阁，而且还不让女人上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钱芸听了丈夫的这番话，有如五雷击顶，从此郁郁不欢，刚过三十，便带着满腹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一边听讲解员讲钱芸的故事，一边琢磨藏书楼书橱上刻着的那些构思奇特的编号：“温、良、恭、俭、让……，宫、商、角、徵、羽……”不知怎么的，我感觉身上有点发软，心里沉沉的。下了楼，我默然无语地走到天一池旁边，池水清清莹莹，红鲤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水池周围堆筑了假山和花亭，仔细一看，假山上有“福禄寿”三个字和“九狮一象”的形状。假山后面有苍天古木，春风徐来，阵阵花香鸟语。我转过身来，仔细地看着这座重檐重楼的“天一阁”，遥想着当年钱芸姑娘那种绝望的神情。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在这样闲适优雅的环境里，竟然会埋藏着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
从宁波回来不久，一位做电视纪录片的朋友要我去看他拍的一个短纪录片，片名叫《爱与生命一起延伸》。说实在话，我刚听到这样的片名，有点不以为然，也许是对一些滥用“爱”的反感吧。但是，片子看了不久，我便被主人公的事迹感动了。主人公比钱芸晚生二百多年。一九六四年出生，湖南湘阴县人，名叫杨慧丽。杨慧丽出生八个月后，就患了小儿麻痹症，胸以下全部瘫痪，而且连右手也不能自如活动。这对于身在农村的杨慧丽来说，真是天大的灾难。但是，杨慧丽没被命运击倒，她虽然从未跨进学校的大门，但凭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和坚强的毅力，啃下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一大堆课本。一九八三年，十九岁的杨慧丽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农村来到县城，湘阴县城虽然不大，也不特别的热闹繁华，但对于杨慧丽这个足难出户的残疾人来说，真是新鲜得很，她高兴得几乎不知说什么好。她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用自己独特的眼光感受着县城里的一切，感受着能够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她终于有了发现。伙伴们把她背到一个书摊前，她问摆摊的老人：“摆书摊一天能赚多少钱？”老人告诉她，一天能赚两块钱。老人的回答，给了杨慧丽莫大的希望，她仿佛看见自己吊在一根细细的绳索上，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中飞翔。回到家，她向老乡们借了五十元钱。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杨慧丽用借来的钱，在湘阴县城摆起了书摊。十几年过去了，杨慧丽回忆起第一天摆摊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我不敢喝水，天热口渴也得坚持下去。一想到这是为自己开辟新生活的道路，再渴也得坚持下去。那天晚上，我回到租住的房子里，数着凭自己劳动赚来的二块二毛钱时，我哭了，我高兴得哭了！我突然觉得世界在我的眼睛里变得异常的广阔起来。”
一九九○年，摆了七年书摊的杨慧丽已稍有积蓄，当听到一些人说买书难时，她萌发了开书店的念头，几经周折，书店终于开张，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后来发展到拥有四万多册图书的书店，成为湘阴县城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有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书店购书，无意中感叹小孩入托难，有心的杨慧丽听了，又萌发了办幼儿园的念头。一九九四年，湘阴县第一所私立幼儿园开园了，本来计划招收八十名儿童，结果来了一百二十多人。一年后，幼儿园又增设了一个分园，入园的儿童达四百多人。杨慧丽从省城长沙请来专业幼师，并购买了两台面包车按时接送幼儿上学、放学，深得家长们的欢迎。
一个残疾人，事业做到这个样子，应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杨慧丽怎么也忘不了那些和她同样命运的残疾儿童。她冲破亲朋戚友的反对和父亲要和她断绝关系的重重阻力，冒着借巨额贷款的风险，办起了湘阴县残疾人学校。杨慧丽说：“正常人不知道残疾人的痛苦，小时候，我就几次想自杀，直到学一些文化之后，才知道那是愚蠢的想法。那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我能为社会做一点事情的话，我一定要为残疾人办所学校。”“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生命的漫长与短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存在的价值。我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也要把这个残疾人学校办下去。”很多人都曾问过杨慧丽，这样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杨慧丽用很简单但又很有含义的话，对知识和爱作了诠释。“我认为一个好女人更多的是为爱而活着，知识是爱的营养。知识加上爱心，就是我的生命之光。”坐在电视机前，听着杨慧丽的这番话，看着她艰难地摇动着轮椅的样子，我心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