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聊慰地下。《剧论选》里面的很多文章他没有给我读过。上一部份谈编剧的苦乐，比较落实，内行大有用处。下一部份谈昆、徽、京剧及江苏地方戏中各类知识。作为读者，我爱戏却很少涉足剧场，勉强能看懂。虽然急待看的书不少，一拿上手，觉得它说得具体、切实，是亲历者用心细细挖出来的心得，我一一入库助我以后听戏、看戏，所以一鼓作气读完，兴犹未尽，不知某出版社为何弃如敝屣。
前些时有两种刊物都谈到扬州“测海楼”。这是清末至二十年代，国内有数的藏书大家。扬州人惯称为吴道台府的中心建筑。从片段闲谈中陆续得知，吴家源出徽商，住扬州城内，为了应考寄籍仪征。祖父进士、伯祖举人，在淮军中皆因积功被授道台。伯祖称干员，为李鸿章办后勤得力，酬庸出任宁绍海关道。当时海禁初开，此缺非比平常，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心里有数。这衙门后门的闹猛远胜前门。风风火火了十多年，见机即收，抽身回到扬州，官不大，钱却不少。心仪“乡贤”大官僚阮芸台而以大学者名传后世，竟然贪不伤雅，雅竟可代贪造福子孙，水涨船高。从宁波请来一批砖木作坊中的高手，仿天一阁造了这座测海楼。整个宅第也建了九十九间半，占地四千平方米。时在一九○四年。这暴发不久又暴落的吴道台家，却因有一件不俗的事。祖辈兄弟友爱、宦囊合用、藏书共读。因而得留了个不凡的尾声，本来清代扬州有谁家能传三代的呢？吴道台认为唯读书种子能种、树递传。第二代如何呢？他对母亲孝心极重，对父亲则难得提及。只说对京昆有真知灼见，当然是有大化费的。故家旧物散尽，与父亲有关的倒留下了一种。有次偶然谈到我幼年一种收集嗜好，他拿出一套筒装“三炮台”铝制彩印的香烟牌子，说是花了多年功夫从他父亲的香烟筒里抽出，以同换缺积聚起来的。他是长子，年幼时祖规犹存，书房里的幼功打得尚算结实，文章能成篇，诗词能合辙，直到晚年整页的小楷还能从头至尾一笔不苟，整齐如算珠子。此外，器玩、字画过目不少。进票房，捧角儿，麻将、扑克当然全精。总之，作为世家子弟周旋于扬州上层社会绰绰有裕。奇怪的是，他很少谈书，且无聚书习惯。更绝口不提测海楼，其实这涵藏着他无数伤心旧事。原来在白老已是大学毕业的三十年代初，因为各房只出无进，且出手难以收拢的开支，当家人已一手拿了四万大洋，一手搬出五百八十九箱、八千零二十种祖上辛苦蒐罗的藏书，交给了北平的书商。这批书现在分散在北京、台北，连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苏长公密语》《大乐律吕元声》等珍本也原是测海楼的旧物。至于那九十九间半，宁波工匠的精品，烟飞灰灭之余，在五十年代以前也已非吴家所有了。我们的闲谈中所以唯独缺此，是因为我已微有所闻，当然注意避免去触动深埋白老心底的创痛。白老却不止一次颇为动情地谈到他的母亲。他说二十年代末，母亲将他兄弟一一叫到，一字排开站在面前。老夫人手捧水烟袋，告诫道：“不要看这道台府上，人进人出，不是车就是轿，不是绸缎就是绫罗。实则灯笼壳子一个罢了。只要一场雨来，这花花草草的一层，立即化为纸浆。就是不来雨，一眨眼也就千疮百孔。这日子总归是掐指可数了。你们如果不想拖儿带女去讨饭，更不学皮五瘌子⑩，给祖宗出丑现世。就从今天起痛下决心，苦学苦练。我今天给你们一句话：我手里还扣着一星半点，让你们个个大学读毕业。至于毕业以后，是死，是活，我就管不着了。”复述这一番庭训之后，白老总要叹息说，兄弟中最没出息的就数他这做大哥的。他常说到小弟弟，简直可说身无分文，独行数千里去进了西南联大，参加地下党，解放后任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成绩卓异。八十年代他特地笑眯眯地告诉我：“小弟弟当上自然科学院副院长了。”还有哩，也就在同时他终于说出了他的二弟，虽然还是语焉不详。因为他本人实在也不详。这二弟战前考取庚款留英，学成核物理科学家，数十年为国家效力，默默无闻。直至八十年代姓名始见于人大常委会名单中。此外还有知名于时的寄生虫病和医学昆虫学家等，其中几人是他的胞弟，没有细问。只是五十年代初，镇反后，云南的小弟突然来信，说×哥在贵阳被镇压了。此人交大学铁道工程，抗战时期改行至公路，军统控制交通运输，因而被拖进了泥潭。做母亲的要儿子们苦学谋出路，当然是鼓励个人奋斗。白老说母亲平时也常说要好好做人，不能为非作歹。人生多歧路。脚长在自己身上，那就看各人的头脑指挥各自如何举步了。但扬州吴家自有其值得关注的特点。这道台人家，当然远不能与湘乡曾氏相比，却有一点相同，就是有位内助出力抓子孙读书。至少学得一技在身，可以自保温饱。结果是：有人在侧目而视的富贵中预见行将化为一片荒烟蔓草中，却冒出了几株花树。不要惯于鄙视“书中自有……”的老话。“书”是创造人类幸福前途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一个例证。生活里也有并非不光彩的祖宗也可以使子孙沦落为“皮五瘌子”或因其它言行而被人唾弃的“衙内”，这与荒废学问或不务正业，都是大有关系的。而后者无正业正是生活格调卑劣的结果。九十年代初，他身体已露衰象，诸事多不顺心，承他视我为知己，可以说大大发泄了一通。自慨平生，韶光轻掷。“由学校到机关，承几位不见外，做官有其名，也有事要我做，我也努力去做。是靠讨好、凑趣取悦于人的吗？不过处熟了，有同好罢了。赶任务弄剧本，一个个字抠，一次次改。有些人专看我不坐办公室到处恍恍荡荡，逍遥自在。看不到我有时没日没夜，写得头晕眼花手发僵，打瞌睡头撞到玻璃板上，撞起了血泡。有你亲目所见的。你可为证。是帮闲还是帮忙？有人说我吃喝取乐，玩物丧志。不错，我积习难改，有目共睹。他们呢？他们的条件，非我可及。你说，屋子的梁柱出事了要修，总不能说该换的只是屋顶上的鸱吻。当然，鸱吻破损了有碍观瞻，也该补该换。总之，都应当有则改之。人的头上有张嘴巴，不是用以专说别人的。而且，有句老话，我倒觉得也值得自言自语让自己听听，包括你我，还是：‘卑之，无甚高论’吧！”
小病、羁留钟山南麓时断续作此。
注释：
①他那时的年龄，还够不上称“老”。
②他所说嫁接，是说中华传统文明与马克斯主义的嫁接。
③吴老天此名，据传来源是，有个同志出了点事，找他去帮助，见面一开口，就是“老天啊！”于是熟人们就将此作为对吴天石的爱称了。
④“停艇听笛”题字。切合四声。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一说挂在秦淮河边原“老万全”酒楼，而非游艇。南京市主持旅游者，似乎尚未注目及此，复制一块高高挂起。
⑤据闻段老当时不能留校，原因是“五四”时他作为学生运动的一位领袖，深为洋人校长所不喜。此事在段老生前未作核问。
⑥见拙著三联版《花木丛中人常在》。
⑦吴贻芳博士长期任金陵女大校长。她的意见，在美国朝野有一定影响。因此宋美龄曾主动结好于她。联合国成立时，她为中国代表团中惟一女性代表。南京解放前严拒拉拢不去国外，更不去台湾。
⑧姚迁为当时南京博物院的院长。
⑨“江阴强盗”。苏州地区民间有句流行的话：“江阴强盗，无锡贼……”。无锡人的钱钟书，也引用过这句话。说“贼”，是说他们精明、机巧。所以与无锡人交往时，不必捂紧口袋。
⑩皮五瘌子，乾隆时扬州世家子弟，后伦落为市井无赖。长篇评话《清风闸》即是说他经历，具见乾嘉扬州下层社会的种种神色，八十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以评话底本出书，书名《皮五瘌子》，极具可读性。有人认为可与西班牙名著《小瘌子》比美。后者有杨绛译本。
附启：作此文时在疗养院。无书可查，少人可问。记事如有失实，请知情者指教。
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
？ 程晓农
一九九一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