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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
精奥，守位重仔肩”）嘉庆为人比较懦弱宽厚，在父亲留下的这副担子前不知如何
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
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旧衣
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
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
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
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
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１８６０年９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
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
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
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１８６１年８月２２日死
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
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
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
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就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
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
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
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
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剥，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
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
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落魄的朝代。
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溯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
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
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
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
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发掘和播扬。避暑
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朝的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直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深思。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
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
门。
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
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
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余秋雨《山居笔记》
流放者的土地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
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
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
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
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
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
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
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
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
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
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
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
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
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
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
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
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
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
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
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
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
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
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
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
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
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
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
，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
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
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
，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
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
“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
，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
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
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
）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
舒服的部位了。
① 这些论著也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线索，谨此感谢。－－作者注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
。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
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
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
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
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
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
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
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
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
，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
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
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
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
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
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
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
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
，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
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
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
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
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
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
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
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
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
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
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
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
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
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
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
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
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
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
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
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
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
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
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
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
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
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
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
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
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
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
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
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
？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
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
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
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
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
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
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