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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论坛期间，一天晚上我在大厅出口的走廊里拍照，一回头，只见鲁豫飘飘然地走了过来，长长的绒线外衣被海风吹动，很有点玉树临风的味道，很酷。她看到我把镜头对向她，笑了，可惜只拍了一张。接着，就是博鳌的工作人员同她合照了。
鲁豫的《心相约》热销后，记者采访时问我的题目，多了“影帝”和“师奶杀手”两项。前者还好回答，“影帝”者，影印之“帝”也，反正她书里面有解释。后者较麻烦，不止一次在面对数百人的讲台上被问及，我只能说至今没有伤亡纪录，何谓“杀手”？无论如何，还是要对鲁豫表示感谢。
我也要讲一件鲁豫的“坏事”。2002年11月，我们在北京采访“十六大”，每次进入人民大会堂，记者都要接受安全检查。一次，负责安检的武警要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位记者把大衣脱下，放进X光机，鲁豫见状，笑嘻嘻地问前面的武警：“我也要脱吗？”弄得那位小伙子脸刷地红了起来，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也不敢正眼看她。多么可恶。
申奥成功连连干杯
北京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成功不容易，凤凰卫视的直播成功同样不容易。
本来，直播没有我的事，反正大队人马已经开赴莫斯科，将同内地某电视台合作转播。不料就在国际奥委会表决前三十六个小时，另一方突然说不行了。合作告吹，所有转播的事情必须从头开始准备，时间就这一天多。莫斯科方面要马上找地方、借摄制组，还要重新预订卫星时段，而那一天几乎所有卫星线路都被预订了，我们只能利用剩下的一些零零碎碎时段作间断的转播。凤凰卫视又一次陷入忙乱，却也又一次化“不可能”为精彩。
按照新的安排，香港成为直播中心，与莫斯科现场的同事相呼应。我们这些原来的留守人员全部上阵，由吴小莉、胡一虎、陈晓楠和我分成两组轮番主持，还换上了运动队员那样的特制白色西服。连续十六小时的直播就这样开始了。
上一次北京申奥失败，我在《亚洲周刊》当天就写了数千字的封面专题“虽败犹荣”。这次，我认为北京的希望要高得多，应该为庆祝申奥成功作些准备了。所以，那天我一早上班去时，带上了一大瓶澳大利亚产的红葡萄酒，两公斤装。想到带酒来的，还有我们的财务主管杨家强，他准备的是香槟。
晚上，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选时，莫斯科和香港的凤凰同事一起欢呼起来，相互拥抱。后来有人问我，电视上看到小莉转过身来对你张开双臂，你却转过身去，为什么？不为什么，那时我想起了脚下放着的那一大瓶酒，正好转身去拿。
直播结束，我们一面合影留念，一面连连碰杯。我一喝酒就会脸红，但就在我满脸通红的时候，主管资讯台的程鹤麟跑来，要我马上就去他那边继续作直播。原来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和中国各地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资讯台又开始新一轮午夜直播报道，刘海若主持，我作评论。两张脸一红一白，反差极大。好在时间不长，播完后大家又拍照，又干杯——
【凤凰人】陈晓楠
我移居香港已十多年，对大陆电视主持人已不大熟悉了，并不知道北京电视台有个叫陈晓楠的女主播。她成为同事后，有一次我在北京饭店里看电视，突然看到晓楠同一个“洋人”在教英文，那应该是以前的老节目。
这次同她一起做申奥直播，第一天十多个小时（两组轮替），第二天晚上又连续直播了六个小时的奥运特别节目，对她的忍受能力有深刻印象。程鹤麟喜欢叫她“打铁的”，如果没有别的特别原因，倒是相当贴切的。我发现，那两天直播之前她不吃不喝，她说吃了东西作节目会妨碍思路。直播当中她也不吃不喝，甚至也不上洗手间，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看、听、讲上面。
在香港凤凰总部里面，晓楠不在作节目，就多半在主持人工作室。凤凰的主持人如果不兼其他职务，一般没有自己专用的办公桌，更没有自己的房间。属于个人使用的，只有一个不大的衣橱和一格信箱。但有一个主持人公用的休息室，还有一个公用的工作室，都装有电脑和电视机，休息室里还有糖果点心和咖啡茶叶。这样的安排，既节约空间，又较为符合主持人二十四小时轮流上班的特点。
我给晓楠拍的那几张“工作照”，当然是在工作室里。那张在上网的，是在休息室。她每天上网的时间很长，看新闻，查资料，上BBS，写E…MAIL，电脑前一坐就是半天，电脑似乎能为她联结上世界上的一切。
好几年前，我问她有什么网站值得上去看看，她给了我“西祠胡同”的“记者的家”，我今天还经常上去。还有一次，我问她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为什么那么火，她就用电邮传给我多种版本FLASH的《东北人》。
她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一直喊着要回北京工作；但是这两年，当其他同事的节目一个个从香港、深圳转到北京制作时，她却仍然要留守香港，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再忍耐一些日子吧，晓楠。
时事开讲五百天
到现在才写到《时事开讲》，是因为手中实在没有几张相关的照片；而照片少，又因为实在拍不出什么好看的画面。一大块蓝色背景幕布，前面是两把乳白色的高背转椅，当中放着一张玻璃面板的桌子，最多再摆上两只杯子，就这些了。
蓝色幕布经电脑处理，就变成各种背景画面，已在大部分节目中取代了实景，而且越来越复杂、精巧、逼真。那两把从新加坡买来的椅子还在用，旧了，转动起来吱吱嘎嘎作响，加点油还可以再用。我在节目中的“搭档”董嘉耀常说，这两把椅子起码已经给公司赚了几个亿的广告收入。桌子今天已经不用了，换成一块蓝色的木板——也给电脑“玩”掉了。
2001年5月，《时事开讲》已做了差不多五百期了，凤凰安排我和阮次山、董嘉耀去了次北京，一是与记者见面，二是到清华大学办一场“开讲”。可见，开播不到两年的《时事开讲》，在观众当中已经有了一些影响。
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知道了，抢在清华之前就接我们去参观，并给同学讲了一场。接着就是“今晚清华开讲”，这是我们走出演播室，直接面对观众开讲的第一次。学生的提问毫不含糊，集中在台海两岸及中美关系上面。此后，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到大学开讲，同师生交流，从中了解他们最关心什么，又如何思考那些问题。
1999年《时事开讲》启播时，我就开始物色可以替代我的嘉宾，因为我还要出去采访，要休假，也可能生病，不可能天天都讲。第一个联系上的就是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的何亮亮，我在报纸上看过他写的文章。通过同事陆珺珺拿到他的电话号码，也知道他已经离开《文汇报》，去了亚洲电视台的网站。第一、第二次上节目，他还有些生疏紧张，但谁不是呢？多几次就行了。接着，又找来了两个朋友：阮次山和杨锦麟。
2001年凤凰资讯台开播，已多次上过《时事开讲》的何亮亮与阮次山，先后受聘成为评论员，连同我共为三人，凤凰也就有了专门的言论部，新闻评论节目从《时事开讲》一个，变成多元系列。评论员队伍此后逐年扩展，又有杨锦麟、石齐平、马鼎盛、马立诚（后回北京）、邱震海、梁文道、朱文晖等两岸三地的朋友陆续加入，也多是先当《时事开讲》嘉宾再正式“入伙”。2004年底我们拍过一张“全家福”，七个评论员加上《时事开讲》的“首席”主持人董家耀，可算是言论部人丁最兴旺的场面。
现在凤凰卫视共有九名专职评论员，每天总共要做三四个小时直播或准直播（即以直播状态提前一两小时录制）新闻评论，每年广告收入两三个亿，可能是世界各电视台中仅有的。这还不包括主持评论节目的多位主持人，也不包括经常上我们节目的那一群嘉宾。可以说，在华文电子媒体的“第一解释权”争夺中，凤凰卫视已经构建了自己的特殊位置。对我们的最好评价是：“每有大事就想听听凤凰卫视那几个老头是怎么说的”。
年底凤凰也有“两会”
每到年底，凤凰卫视的活动就会多起来，一般有两类。先是面向广告商和媒体的“演示会”，介绍来年我们会如何推陈出新。凤凰卫视不像别的一些电视台动不动就“改版”，而是每年都会推出几档新的节目，或者对老节目作些改变。开演示会就是向广告商推介新节目，报告未来一年的打算，并与客户进一步“巩固感情”。所以，台里每次都会安排若干主持人、评论员参加。
2001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演示会，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位居大学造反派“五大领袖”之首的蒯大富，现在深圳经商。鲁豫将开新节目《鲁豫有约》，老蒯有意“应约”，还带来了当年的旧照片。但后来还是没有约成。
有趣的是，我发现用老蒯做指标，可以把到场者分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大吃一惊，那一定是文革的过来人；而我向另一些人介绍说“这位是蒯大富”时，几乎全无反应，那就是文革后才长大的“幸福一代”。我现在做《口述历史》节目时，就常常想起这个例子。
接着演示会的，就是凤凰卫视自己的过节活动了，有洋有土，洋的是过圣诞节，土的是过春节。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是凤凰卫视的另一大股东，所以，每年圣诞节将临，我们都会参加他拥有的香港STAR TV 圣诞狂欢晚会，直到2005年凤凰开始自办。2001年12月中的晚会，在香港太平山顶举行，难得有这么多的凤凰同事一起开怀痛饮。除了要上夜班播报新闻的李慧、严力耕始终保持绝佳风度外，其余男女就显露出与平时很不一样的光芒，各有精彩。我用微醉的视觉拍下了狂欢时的“众生相”。
海若啊海若
刘海若曾在台湾TVBS电视台主跑经济，还派驻过上海，到凤凰卫视后也主持经济节目，常问我要财经方面的资料。有时见不到她，我就把剪报丢进她的信箱格子里。一次她到台湾采访了高科技巨头“台积电”的张忠谋，没有适当的节目播出，我说可以放进《时事开讲》，我本来就想请他上我们的节目。她很高兴，还要了盘带子给张忠谋。她出事后，张忠谋夫妇特意写信慰问。
我给海若拍照的机会不多，第一次就是2001年深圳凤凰春茗她登台唱歌。2002年2月，凤凰卫视在香港岛中环的旧中国银行大楼顶层“中国会”举行酒会，重点推介开播刚一年的资讯台，主持人之一的刘海若盛装出场。此后有一段时间，她晚上主播《时事直通车》，结束后回家要走上十来分钟。我录完《时事开讲》打车回家，正好可以带上她。一路上她常揉着小腿，抱怨穿了一整天的高跟鞋脚疼。
5月10日傍晚，我在香港家中休息，电话响了，是台湾电视台TVBS的朋友林大法打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英国有火车出事了，我说知道啊，电视上有报道。他又问，刘海若是不是在出事的火车上？我吓了一跳，忙问怎么回事。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刘海若与她的好朋友，也是TVBS的旧同事巫佳静、林家欣一起到英国度假。刚刚，他们接到林家欣的男友从英国打来的电话，说林就在出事的火车上，已经遇难。刘海若和巫佳静如果同行，看来凶多吉少。他们希望通过凤凰卫视共同寻找。
我马上打电话给负责主持人事务的沈蓓蓓，只有她最清楚所有主持人的行踪。果然，刘海若休假去了欧洲，她在香港的姐姐刚才也来电询问海若是否出事。我同沈蓓蓓马上作了分工：她立即把这件事报告香港总部，全力寻找海若的踪迹；我要尽快找到正在内地的“院长”王纪言或者老板刘长乐。还好，王纪言电话一响就接，他听我说了立刻紧张起来：“我会告诉老板，马上找人！”
此后的几个小时，我不断同林大法、王尚智、沈蓓蓓打电话，互通最新消息。我还打电话给英国BBC的朋友，询问有关火车事故的救援进展。到了半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几乎带着一种绝望的感觉入睡。第二天我去上班时，四周是一种压抑下的安静。
海若真了不起。谁会想到，只不过几个月，我们已经可以在电话里同她聊天了。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十六大”期间，抽空到宣武医院看她。刚握上她的手，她就说“曹老师，你也来看我啦。外面很冷吗？”因为我的手比她的冷。这一刻，我知道海若一定能够康复。第二年3月北京开“两会”，我再去看她时，她已不再睡在病床上，而可以坐着写字了。
关心海若的人实在太多，但有两个人给了她特别的关怀。一个是沈蓓蓓。海若苏醒之后，凤凰同事当中同她接触最多、给她帮助最多的就数沈蓓蓓了。海若在公众场合出现，沈蓓蓓常在旁边搀着她的手。2004年11月，海若参加香港乐施会的“毅行者”活动，沈蓓蓓与她一路同行，一路帮助她安定情绪，不要太兴奋，也不要累着。
这次活动，凤凰由老板刘长乐和“院长”王纪言带领第二届中华小姐进入决赛的全体女孩，到现场为海若和所有“毅行者”打气加油。刘长乐还与海若结成一组，共同行走一段山路。他正是另一个给予海若特别关怀的人。
我曾想过，如果不是在凤凰卫视，如果没有刘长乐，海若会怎么样？出事那两天，如果凤凰卫视没有尽全力寻找，如果晚半天一天才发现海若的下落，如果没有把凌锋医生及时送到伦敦，海若还救得回来么？这一切的背后，刘长乐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海若一天天在恢复，刘长乐仍然把她当做自己女儿那样看护着，照料着。2004年4月，海若途经香港逗留几天，刘长乐就召集在香港的主持人，到尖沙咀同她一起唱卡拉OK。陈文茜和另一位台湾女立委李永萍晚上要回台北，也先来热闹一番。那晚兴致最高的，就是海若和刘长乐了，唱了一首又一首……
凤凰东南飞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新加坡之行，以严肃的时事评论开始，以热辣的劲舞结束。起因是新加坡的潮州八邑会馆与《联合早报》邀我们前去举办时事讲座，讲台海与亚太局势；这几年中，台海与中美关系乃中国各地观众最关心的事情，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也都如此。关心是因为担心，担心两岸会打仗。三十元新元一张入场券，听众居然坐满会场。
凤凰卫视在东南亚华人观众中广获好评，也想借势做几个专题，这次正好作《凤凰东南飞》之新加坡篇，就由董嘉耀来承担，还特邀新加坡电视台的漂亮女主持人陈秀丽小姐做他的搭档。镜头前两人配合默契，实际上对陈小姐压力不小。问题在于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喜欢临场发挥，一般都不需要稿子，陈小姐第一次“赤手空拳”上阵，开始时有点心中发慌，但很快就适应的，而且觉得有趣，于是就这样拍下去了。
拍了新加坡的白天景象还要拍夜生活，我们联系了HARD ROCK 迪斯科舞厅。阮次山先生习惯早睡，我就和负责主持人事务的沈蓓蓓一起前往，为那两位年轻人助兴，同时也在现场充当“监军”（按刘长乐的说法是“政委”），结果却是我自己差点失控。
舞厅酒吧有两位调酒师，为我们表演了一套“绝技”，最后倒出两杯烈性鸡尾酒，一点就着火，又插上两支吸管，请董嘉耀和陈小姐品尝。他们两位见状连连摇手，我却要试试着火的酒究竟是什么味道，一吸一杯，两下就都见了底。接着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再由红转紫。还好头脑没有糊涂，还能够用我的醉眼，抓住董嘉耀与陈小姐在劲歌声中大跳热舞的镜头。
【凤凰人】董嘉耀
董嘉耀是我在凤凰卫视合作最多的同事。我们还有别的“关联”。他与梁冬同来香港时，我不仅知道他们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班同学，而且还知道董嘉耀最迷罗大佑，甚至自组摇滚乐团，因为我姐姐曹雷的儿子李征也曾是他们的同班同学。
董嘉耀的特点是既老成又年轻，既沉稳又活泼，既理性又感性。1999年《时事开讲》开播，很快就确定了他的主持者的角色。他善于听，插话插得恰到好处，不会打乱评论员的逻辑和思路。但这个角色又很重要，就像是车子的驾驶员，决定节目的速度、节奏和走向。而且，凡是涉及到电视专业技术的事情，一概由他处理，我们评论员只管评论内容。
这样一讲就讲了七八年，董嘉耀也从二十五岁开始“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