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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专访在下午四点多开始，为了节约时间又能保证意思准确，我用中文问，薛瑞福用英文答，都不用翻译。采访结束后，再由领事馆的华人官员和凤凰卫视的王旻彦一起整理出中英文稿，当晚九点的《时事直通车》和十一点的《时事开讲》就已播出。我把完整的文稿马上传给凤凰网刊出，又通知了凤凰台湾记者站的游本嘉，请他转告其他台湾媒体有这么一个专访。同前面提到的莫健对隗静谈话一样，薛瑞福的这次访谈第二天也上了岛内主要媒体的要闻版面。那是春节刚过的时候。
紧接着又有一次涉及中美关系的采访，2月24日，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到访上海。除了上海记者站的人员，凤凰卫视还从香港调来了《军情观察室》的评论员马鼎盛和主持人王菁锳。大批记者到码头采访，但只有少数几个能够上舰，我们派出了王菁锳和摄影郭宝春，几家台湾电视台的同行就只能望舰兴叹了。王菁锳以她中英文“双声道”的明显优势，保证了采访的顺利。后来，王菁锳在自己的博客里发了一篇《登上蓝岭号》，详细记述了这次采访经历。
在码头上，王旻彦又抓住机会，独家采访了中国东海舰队司令员赵国钧中将，旁边的中方军官感叹说：“凤凰卫视的记者真厉害，冲上来就问问题。”他们所不知的是，王旻彦还只是凤凰的实习生，而“时刻都准备着把话筒塞上去”，早已是每个凤凰卫视记者的本能。
上午的欢迎仪式结束，我们留下几个记者守候在码头外面，专打美国大兵的主意。下午，“蓝岭号”的官兵换上便装，乘坐一辆辆旅游车前往市中心商业区，我们的采访车就紧跟在后面。等他们下了车找人问路时，王旻彦等立即迎上前去，先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再表示愿意为他们带路，于是皆大欢喜。三名美国军人上了我们的采访车，其中一位还是舰上负责通讯的工程师。
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购买电子产品，特别是MP3和数码相机。在凤凰记者帮助砍价下，个个都圆满完成采购任务，而我们的记者也圆满完成采访和拍摄。三位美国军人对着镜头，表达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上海所见所闻的感受。我们报道播出后，香港报章立即引用了其中的内容。
下午四点多了，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记者，问他们对美国大兵的采访做得怎么样了，回答是美国人正要求带他们去买DVD光碟，怎么办？我说，千万别带他们去买盗版碟，把他们放在一家比较像样的影碟店里，就“bye… bye”了事。
一次次这样的采访，我希望上海的新同事能够从中体会到，“新闻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而我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最大收获是找到了这群生气勃勃的新同事、新朋友。此外，我发现资讯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电视新闻采访手段，也大大降低了采访成本。像上海记者站，平均每条新闻的全部成本（包括工资、办公室租金），已低于人民币一千元，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减少。
今后最理想的电视新闻记者，应该是单兵作战，最多带个实习生作助手。自己开车，自己采访和拍摄，用笔记本电脑编辑，通过无线上网或路边网吧就可以传送。哪儿有新闻就去哪儿，连办公室都是多余的。在中国大陆，每个月的工资加费用，两三万元就足够了，每个月如果能够发稿五十至一百条，每条成本更可低至四五百元，与报纸差不多了。再过几年，当手机都可以无线上网做直播了，电视新闻采访和报道更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李敖两岸有话说
中国大陆许多人早就通过文字知道，世上居然有李敖这号人物。但活龙活现的李敖是怎么个样子？胡说八道起来又是怎么个调门？他们最早还是通过凤凰卫视才有机会见识，那是在1999年。从那时开始，凤凰高层就考虑邀请李敖开节目，但2000年的李敖正忙于玩那场选“总统”的“游戏”。第二年，李敖先是丧母，没过几个月自己胆囊又出事，因“管道阻塞”而报废，只好切除了事。我感到这两件事让他心理上有了变化。他开始想到自己的身后事，特别是那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在《李敖终“丧胆”》一文中，记述了我看望他时的情形：
“有趣的是，一说到他们（指李敖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的脸马上柔和起来，同电视上痛骂李登辉、陈水扁的李敖，几乎是两个人。有一次朋友来访，交谈时电话铃声响起，李敖接听时一脸的诚恳，一边点头，一边连连称‘是’。朋友感到奇怪，李敖解释说是小女儿来电话兴师问罪，怀疑老爸偷吃了她的一块巧克力。我问他：‘究竟是不是你吃掉了？’他甜滋滋地回答：‘是的。’鲁迅当年作诗‘俯首甘为孺子牛’，本来说的也就是这般心境。”
病愈后，李敖重新在台湾的电视上露脸，我几次同他见面，也曾探讨过与凤凰卫视合作的可能。2004年初，我终于听到李敖和陈文茜将在凤凰卫视分别开新栏目的消息。那天我去台湾采访，正好是李敖到台北的凤凰分公司来，第一次为《李敖有话说》试镜。他刚换上那件橘黄色的褂子，我就请他侧过身来坐在游本嘉的办公桌角上，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已成了《李敖有话说》的标准像。
早些年见李敖，一是劝他上凤凰卫视做节目，让大陆同胞也能见识他“音容宛在”，再就是劝他“反攻大陆”，回老家看看。对后面那件事情，他一直特别抗拒，理由是他不必亲身去埃及，就可以掌握金字塔的全部情况，又说他宁愿保存旧时的美好记忆，而不愿因回去一次而被毁掉。我曾对他开玩笑说，“那就想办法用药把你迷倒，再装进麻袋里送上偷渡船，走私到北京丢在你女儿李文的家门口，就怕她的坏邻居把你丢进垃圾桶。”
但后来我知道不必这么做了，也知道他的这些说法都只是借口，因为他在2005年作了回乡之旅，美其名曰“文化之旅”。李敖非常看重到北大、清华和复旦三所大学的演讲，每次都“备课”到深夜。确实，能够得到如此安排，他比连战、宋楚瑜，甚至比布什、克林顿都更加风光。从北京到上海，这三场演讲我都听了，但给我更深刻印象的，却是他与小学同学见面那场活动。
那是在北京大学演讲的第二天，上午李敖给陈鲁豫“约”去了录了两集节目，在我看来，那是《鲁豫有约》开播以来最精彩的两集。第二天北京《新京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上面那一老一小都像好斗的公鸡一般伸长脖子，对瞪着眼，很是生动，正是他们两个小时斗嘴的真实写照。
接着的钓鱼台午宴，就是他和十多位老同学的聚会。他去《鲁豫有约》录像回来晚了，我和曾子墨代他招待这些与李敖同龄的可爱老人，听他们讲了不少李敖的童年趣事和丑事。李敖回来了，我和子墨决定检验一下他的头脑是否真是天下无双，要他一一讲出每个老同学的名字。没想到，他居然讲对一半以上。要知道，他们已经五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那天的李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之老实，说话如此之少。他坚持，在老同学面前他没有资格讲话；一起拍照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肯站在中间。他送给每个老同学一支名牌金笔和一本他的书，每本都是当着同学的面签名，郑重其事地递过去。这时的李敖很传统，很念旧，很动情，很像林黛玉。
老同学一走，李敖又恢复“老顽童”的本相，常常叫人哭笑不得。在上海，他突然记起少年时代学到的骂人话，还要我帮他“正音”。岂有此理的是，他居然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就用那句话来骂人，好在没有多少人听得懂。所以，世上有一个李敖已经足够了，一定不要再出一个，也不可能再出一个。
诡谲的2004台湾大选
陈水扁2000年能够上台，主要有三个原因：国民党分裂，国民党政府腐败，李登辉用“两国论”同民进党的“台独”相呼应。四年之后的2004年大选，连战与宋楚瑜的结合，完成了“蓝军”的整合，但国民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陈旧老迈的形象，陈水扁仍然可以玩弄“统独”和省籍情结。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蓝绿两方势均力敌，“连宋配”至多稍稍领先一点。
距离选举日还有两天，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同我连线，问我谁可能胜出，我说“不知道”，因为双方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变数又很多，一件意外事件就可能改变最后结果。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忠信后来告诉我，他们党内的民意调查预料阿扁会赢14万票。我反问他：“你们那时就知道会有那两枪吗？没有那两枪阿扁会赢吗？”
我想过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谁会想到选前不到二十四小时陈水扁会挨黑枪？19日的中午我和朋友正在外面吃午饭，一位朋友的手机突然响了，大家马上分手。回去的路上，几乎所有人都在追听最新消息，议论事情的真伪。回到台北记者站，我立即准备同香港连线。凤凰卫视的大选报道也就提前开播。
傍晚时分，我同陈淑婉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出来，转往旁边的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国民党刚刚决定取消大选前夜的造势大会，已经到来的“蓝军”支持者一脸彷徨，最惨的是那些售卖选举旗子、帽子等助选物品的小贩，降价一半都无人光顾。实际上，国民党高层也乱作一团，无所作为，现场所见很难对他们增加信心。
入夜了，台北的气氛越来越诡谲，南部传来的消息说，支持民进党的“绿色”地下电台，正在全力散布各种流言。谁都知道，陈水扁和民进党一定竭尽全力利用两颗子弹提供的机会，来保住权力；但他们的对手却在束手待毙，连第二天投票、开票时，都没有动员组织到足够的人手去监督。
3月20日下午四点，各地票站同时开票，气氛同样诡谲。我和陈淑婉在台北的演播室里做直播，不时收看各大电视台的开票实况。开始，连宋的得票数一路领先，似乎稳操胜券。但到了晚上七八点钟，他们的票数突然停止增长，陈水扁的得票数却不断上升，最后竟然超过了连宋，一直到最后。看着那两个只相差0。2个百分点的得票率，我的评论是：“陈水扁已把台湾社会撕裂成两半。”
直播结束，我回到饭店继续看电视，只见连宋竞选总部门前的支持者既悲又愤，仍然在等待连战和宋楚瑜的下一步动作。我睡着了，半夜三点多，我被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惊醒，他说连宋总部前的“蓝军”支持者已经出发，正向“总统府”进军。我连忙打开电视，这时，窗外已传来示威者行进的声音。
我马上打电话给同来台北的“院长”王纪言和资讯台总编阎立宏，告知局势的最新变化，又打电话到香港把主管资讯台的程鹤麟叫醒，商定立即开始直播。我马上赶到台北记者站，通过电话同香港的夜班新闻主播李慧连线，综述和解读过去几个小时台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最新情况如何，会怎样发展下去。
直播结束，天色微明。走回饭店的路上，我突然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从1993年算起，我到台湾采访数十次，只见十几年中，同样的那群政客，玩弄着同样的话题，毫无长进，把好端端的一个台湾闹乱闹垮，人心溃散。他们还要闹多久呢？我们做新闻的还需要陪着他们玩下去吗？值得吗？
离开台北回香港时，我对台北的同事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采访台湾选举了。确实，2004年12月的立法委员选举，我没有去台北。选前，3月大选侥幸获胜的民进党来势汹汹，有意一举夺下立法院的多数，为陈水扁推行“法理台独”铺平道路。不少人担心“蓝军”会溃不成军。
结果却非如此，不仅民进党未能过半，李登辉领军的极端台独势力更是受到重挫。对陈水扁来说，这次选举是他当政以来的最大失败，也表明台湾民众对他的厌恶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我第一次在香港收看开票的直播，感到陈水扁靠两颗子弹连任之后，台湾民众的心理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绿潮”已经到头了，应该退潮了。
有趣的是，这次凤凰卫视也有人参选和当选立法委员。当选的是李敖，立法院从此成为他的新游乐场，而他的所有对手，特别是民进党政府的高官，从此没有好日子过。没有当选的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淑婉，但她以一人之力在台中市拿到上万选票，很不简单，可谓是虽败犹荣。
贴身直播宋楚瑜大陆行
2005年5月宋楚瑜到大陆做“搭桥之旅”，我以随团记者的身份全程采访和评论，陈淑婉刚结束对连战大陆行的采访，紧接着又一轮的新闻大战。宋楚瑜所到之地，还有凤凰卫视的其他同事加入，像接力赛一样。凤凰卫视资源有限，当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都决定放手全面报道时，我们只有尽量发挥自己熟悉台湾情况以及灵活反应的优势，才可能以少胜多。
我们采访中常常遇到保安严密的难题。第一天在西安的晚宴上，安全人员把记者同台湾来客完全隔开，我们就是凭着与他们的熟悉，先后把立法委员刘文雄和立法院副院长钟荣吉请出来，上我们的直播连线节目。第二天到黄帝陵拜祭，我干脆混入访问团当中，拜祭仪式结束时，我把手机塞到立法委员李庆安女士手上，请她直接同香港主播对话。
这样的“贴身采访”屡试不爽，有一位《香港商报》女记者发现后，就“贴身”在我后面，保安人员以为她是我的助理，也就放行了。在南京中山陵采访时，我夹在访问团当中，一路登山一路作电话连线报道。上到孙中山墓室，记者都被挡在门外，我却在里面，继续报道眼前所见。
下来时却差点出大事。原来，吴小莉在中山陵大门前作直播，我下山后同她会合。不料宋楚瑜一行刚刚离去，大批保安人员也跟着撤走，数以万计的旁观民众从上面涌下来，看到我们凤凰卫视，特别是认出了吴小莉，就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我见势不妙，马上告诉香港这里已无法再做直播，拖着小莉落荒而走，跑到我们的转播车旁边，把她推进驾驶室，关上车门，才稍稍放下心来。当晚的《总编辑时间》里，播放了一段我和小莉受困的情景，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我们就像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人群漩涡，而当时的香港主播李慧看着这样的场面，脸色都变了。
到湖南湘潭巨鱼村老家祭祖，是宋楚瑜这次访问行程中的重头戏。我到了他父母的墓地时，他们一行正在旁边的农户家中休息。宋见到我就，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在台湾见面，今天是在我的老家接待你……”（几个月后我在上海再次采访宋楚瑜时说：“这次到了我的老家了。”恰逢中秋，国台办的陈云林主任邀宋楚瑜一行在黄浦江畔边赏月边喝啤酒，台湾来客还举杯高歌《松花江上》，凤凰卫视的上海记者拍下了独家画面。）
祭祖之后，宋楚瑜在湘潭的一家饭店里，同老家的亲友见面。会面刚结束，凤凰卫视记者张玮娜不管保安阻挡，跑到宋的面前，递上三张颜色发黄的照片，那是广州一位九十岁的老先生委托凤凰卫视转交的。他是宋的父亲宋达的旧同事，那些照片就是当年宋达给他的，有两张宋楚瑜还是第一次见到。通过凤凰卫视的镜头，宋楚瑜向那位老伯表示谢意，当晚就在我们的新闻节目中播出。
在这样的直播中，我们不断同香港作电话连线，每次宋的专机刚刚停下，我们已经在飞机上拨通香港电话，报道宋和他的幕僚在飞行途中说了些什么。再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编好片子传送到香港播出，陈淑婉和我们摄影记者的高效率，令大陆同行感叹不已。常常是刚刚结束这一站的采访，在去下一站的车子上面就开始编辑片子，下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饭店的商务中心，通过宽带把片子传送到香港，前后只需一两个小时。
要在新闻竞争中胜出，常常要靠灵活反应。宋楚瑜在上海会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时，现场只有凤凰卫视一家开来转播车，但只能停在迎宾馆的门口，无法直接传送会见的画面，这也许是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地方电视台不做直播的原因。我们的做法是，摄影记者在里面拍完会见的场面，立即跑到大门口，用另一台摄像机把片子直接传送到香港播出。这里还没有传完，台湾电视台的朋友已经来电话，问我能不能使用凤凰卫视的画面。
萨文对决木子美
凤凰卫视上海记者站原来是在西区的一座商住两用楼里面，进门有点暗，也没有明显的凤凰卫视标示。有一次我们请复旦大学一位女生来上节目，与香港连线直播，她的父亲死活不让她上楼，因为我们只拿得出一张名片，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是凤凰卫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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