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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
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
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
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份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
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
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
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
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
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
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
，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
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
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
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
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
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
。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
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
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
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
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作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
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
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
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
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
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
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
虽然维维安的头衔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
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的软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
，而宁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曾几次因失权而伏
在菲尔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为难。但现在他却欢迎这种小小的伤感场面。
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显然他
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
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
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
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
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
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
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
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
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
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
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
，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还是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认为最好
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还进
展得很顺利。更有意义的是首席参谋官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
去见他。
他们见面时用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它的未来、应改进
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条件下而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等。首席参
谋官显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则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
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
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战时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
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
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
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
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
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新的情况是在维维安以颤抖的声音召见他的时候。维维安让
他看了由考吉尔准备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签发的一封两页长的信，信中措词激烈，猛
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需要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
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
责人之间的通信中。
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
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
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则把这份差事转给了菲尔比。
菲尔比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
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
。然后，菲尔比便离开了他们。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
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
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
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
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
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
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
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
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
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
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从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他写给局长的报告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
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维维安的报告是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作装饰的，显得冗
长而又杂乱。它追述了自己与考吉尔争吵的痛苦经过，并主张在过渡到和平时期之
前必须对反间谍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要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居里的继承
人，考吉尔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明确地排除了。报告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才干和
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他如何如何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报告对菲尔比的有利条件
的论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项最好的条件——他对共产主义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象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
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
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
事实上，一份已经打印好而准备送上去的报告已向菲尔比说明，局长准备冒与
考吉尔公开摊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辞职的风险。
毫无疑问，过几天局长就要召见菲尔比。在召见他时，他还得采取最后的一着
。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考虑这最后的一着。
他的问题是：在秘密行动部门的前途是变化莫测的，说不定会因什么小毛病而
毁于一旦。他认为，他在前进中也可能会出些小差错，但如果真有什么灾难发生，
他并不想仅仅依靠秘密情报局里他的同事们的忠诚。秘密特工人员最害怕的事情是
被指控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与不忠的审核是属于军情五处的
职权范围。因此，菲尔比认为，如果军情五处能够正式参与对他的任命的话，那么
，万一他在新的岗位上发生什么事，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他希望能从军情五处那里
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说明他们同意对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对局长罗罗嗦嗦地
讲那么多。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局长迷恋于在单位之间耍
手腕的嗜好。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对菲尔比来说，访问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
一次了，但这一次当他在两位女秘书的办公室等候“绿灯”的时候，两位小姐对他
特别和蔼可亲。“绿灯”一亮，他就走进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
“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后的障碍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
。出于礼貌，他假装看了看。局长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
接替居里，并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尔比说有。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据我所
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军情五处里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缘故
。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
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
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
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在听完菲尔比的说明之前，局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并露出了明显赞赏的神情。
他随即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
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军情五处处长及时地给了极为友好的答复
。为此局长挺高兴，菲尔比则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说。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
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
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
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自行离去，这时已经没有象考吉尔那样的
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在他的指导下，不到一年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了，
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合并成的第五科的领导人。这是后话。
6．5 如履薄冰 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
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
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
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
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
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
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
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严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
，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
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
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
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
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
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
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使阿切尔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他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
共产党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从中
可以看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实情，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有着
何等的干劲和献身精神。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经过学
习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
的公开资料来掌握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
及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他的情报人员曾用在英国共产
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简单办法获取了英共的内部情况，但此事的效果与本意适得其
反。窃听取得的证据一再表明，这个党正全力以赴地为作战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
顶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来镇压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
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
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
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
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6．6 化险为夷 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
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
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
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
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扎文件
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
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
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