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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博览会在达拉斯举行，距离我生长的橡木崖国宅约有五英里远。跟我在一起混的孩子都没有钱去参观这博览会，但是我们每年照去不误。
那里有条下水道可以溜进去。我们从国宅的一条涵洞爬进去，然后展开我们的旅程。这条通道是橡木崖孩子们的传奇：每一个在那里长大的人都曾经利用这条通道跑去看博览会。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也开始跟朋友们运用这条下水道。
这下水道非常宽，但是臭得令人难以置信。污水大约有一英尺，所以必须涉水而行。那里头很黑又让人害怕，因此我们都会带着手电筒，以便能在垃圾之中摸索前进，或者是跟随前人所留下的记号。
想到这段童年往事，我不禁摇起头来。在下水道里走五英里，只是为了免费看州博览会，这算哪门子疯狂事？别家的孩子或许是坐着爸妈的车子进博览会，也有钱玩旋转木马、吃绵花糖。我们则是捏着鼻子走在大便里，顺着手电筒的光线找前进的箭头。达拉斯的夏天热得要命。下水道有些地方变得十分狭窄，我们必须把鼻子贴近污水，就那样爬过去。那里面一片漆黑，如果没拿手电筒，那么你的手或是脸就可能会碰到你不想碰到的东西。
这条下水道直接通到博览会所在的中心。那里也有个涵洞盖子。我在想，许多年前第一个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家伙看到出口在这里时，不知作何感想。你应该想得到当我们顺着梯子爬上来，把涵洞盖子打开，人们看到我们出现时的表情是怎样的。我们象土拨鼠般探出头来，见到阳光眯着眼。尽管如此，从未有人管过我们；或许他们认为能这样子折腾自己跑进来的人，总该值得玩一玩吧。
这就是我们为了玩所付出的代价：在这条下水道里或走或爬五英里。我回想这些往事，体会到我现在的一切是多么的舒适便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那样努力去让生活变得困难吧，因为我无福消受啊。在开创前途时我是多么地努力，可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会这样讲，“操！真的很难，但你知道吗？也真他妈的好玩！”我现在已完全回归往日的奋发时光，想要再捕捉那种向上的精神。我不可能舒服，这日子对我来说太好啦 ，我不能这样过。
我喜欢把我的人生形容成前面透出一点光芒的黑洞。尝试着向这光芒前进，就好象我们在下水道里面朝着博览会的方向一样。那光芒在不断地移动，带来新的挑战。
每个人都必须找到正确的通道，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走过不少的通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很多方面我还是那个在通道里爬行的小子，朝着博览会前进。
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费兰德·罗德曼。他在纽泽西州的空军服役，我在那里出生，三岁里举家搬到达拉斯——我母亲的家乡，那是因为父亲从那时开始翘家了。
我父亲在我生命里没有地位。超过三十年未见，有什么关连？我是这样想的：某家伙把我带到这世界上来，并不表示我有父亲；我没有。我可以说，“这位是我父亲，这是我爹。”
但是听起来不对劲。我与妹妹黛博拉、金姆在母亲照顾下长大。到上大学以及搞自己的事业之前，我的人生里没有男性角度典范。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问NBA球员说，若是没有靠着打球赚钱，那会干什么？答案常常是这样的：死掉或坐牢。我们大多数出身低微：国宅、贫户、没有钱、没有父亲、没有希望。我想这是很多人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藉由篮球来逃避。有的时候这些人说“死掉或坐牢”，是因为听起来不错，或是会让他们表面上看很强悍。但我认为这说法很真切——我也有证据来证明。
十九岁的进修，有半年我无家可归，象无根的野草，混迹达拉斯，没上学，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老妈为供养我们很辛苦，家里却还蹲着一个游手好闲、不做事的十九岁儿子。我妹妹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无论是打球还是学校成绩，她俩都让家里感到骄傲，我差得远咧。
我妹妹念书时得到一个礼物——打篮球，我到后来才得到这项大礼。她俩都是南橡木崖高中的明星学生，后来也都是全美大学明星球员。她们长得又高又壮，黛博拉六尺十寸，金姆六尺。我支持她们的成就，但是都躲在背后，还被她们取笑。现在局面完全改观：她们的风采都被我抢光了。对她们来说，我只是她们的疯狂老哥，但是你知道吗？我大妹黛博拉，身上有三处刺青，她以前没有的。
我妈无意把我赶出家去，但看得出来她也不希望我这样打混。她认为我应该要振作起来，她是对的。就好象我们同时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该是我离家的时候了。我的说法是：“家里被吸干了”。那表示你是条吸血虫，在那时节我确实是家里的吸血虫。我没做什么事，也没去偷什么东西，偷东西是后来的事。
问题是，离家的我没地方可去。我走在街上，闲荡。从这家到那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就睡在他们住处的地板或沙发上。许多的夜晚，我整夜漫无目地的地走着，游魂般在橡木崖街上乱逛，有时候有朋友陪；我们三、四个人整夜无所事事，白天才睡觉，有时甚至于睡在街上。我在这国宅生活得乱七八糟。就在这地盘里，熬夜不睡，胡闹一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橡木崖就象个大四合院，人跟人之间注重相互照顾。但从我离家之后，这种情形有点式微，之前只要有人不见了，必定是一时迷了路；但后来人们会突然永远消失，被街道（犯罪）所吞没。
我这段时间的无家可归，是造成我与那些贫困朋友们混在一起的部分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到都市里的龙蛇杂处之地，和那些站在街角讨零钱的乞儿聊得带劲的原因。他们把我看成真正的男子汉，而非由NBA办公室创造出来的形象。我会无家可归，我曾在便利店打工，我是个真实的人，有真正的人生经验，我了解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什么光景。我有的时候想——谁知道呢？或许将来这种事又会降临到我身上。
在街头混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成长。真教人难以置信，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大概是五尺十一寸，象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会在厨房墙壁量身高，然后说：“真希望我能再长高一点。”尤其我的两个妹妹都长得那么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后来高中读完——没有人在这时期再长高——我却开始注意，我仿佛每天都在长高。我不知道有何不对劲，好象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要发生在我头上，于是我感到困惑，不知道身体为什么会起变化。大概这就是我所坚信的：某些事注定在未来要降临到丹尼斯·罗德曼身上。不过当时我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长高”有点象是偶然间发觉的。
我决定找个工作、决定做点事。已经二十岁了，人生一片空白的我跑到达拉斯堡渥斯机场，找到一份值大夜班的警卫工作，这件工作成为“罗德曼传奇”的重要经历。我不敢相信后来这件事会经常被提到，只因为大多数的NBA球员都没有这种过去。当时我认为这没什么，拿着拖把拖地板，时薪6。5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不坏的待遇了。我与世上其他人一样工作着，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的成就不止于此。
我偶尔偷点东西，都是小东西：廉价的皮夹子、零钱、便利店里的物品等等。某一晚在机场，我正在扫地，发现我可以用扫把柄伸进那家礼品店的金属门缝里，把手表给勾出来，这时四下无人，于是恶向胆边生。很刺激、具挑战性，于是当我下班时，口袋里多了五十只手表。
五十只手表，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老兄，其中有些是烂表，有些价值达五十美元。这好象没什么，轻而易举就得手了，心里觉得很爽。拿到这些手表，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其实并不想要这些手表。我根本不会在乎这种东西。如果我要偷自己用的东西，那绝对不会是用来知道时间的玩意。纯粹是手痒——就为了那种偷东西的快感 ——后来我决定把这些手表分送朋友，我要让他们以为我发了，我要他们四处说： “狗娘养的，那家伙要什么有什么。”
我要他们知道，想要什么尽管来找我。当时没人把我放在眼里。这将是我扮演的新角色，我的新地位。有时候我感觉到，以我们这种出身，人们都会期待我们做坏事。别人都如此，我干嘛不跟进，这叫有样学样。我只是做小偷来让人接纳我，打算用这种方式来脱离困境。
天知道那家礼品店装了隐藏式录像机。我回去把手表都送给朋友，送给我妈、妹妹，甚至我不很熟的朋友，全送光了。没有人怀疑。“一只新手表，够酷。” 让我觉得好了不起。
接下来便是机场的警察上门，跟我妈说他们要找我。他们看了照片认出是我。我被捕了，关进机场的监狱里。在监狱里我跟其他人一样，坐在那里祷告，觉得象被关在笼子里的畜牲。我经历了一切心路历程：神哪，我绝不会再犯这种错了；只要我能回家，绝对要改邪归正，不再回来这里。这是每一个犯法的人经历的想法，同样的可悲。
坐在里面我抚心自问：“这算哪门子的生活，一定要有所改变。”于是我做出决定，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这正是检视童年做大事的梦想能否成真，要不就是证明这梦想只是狗屎的时候了。
老妈决定让我在里面蹲一晚，得点教训。那晚真不好受。第二天，我和她都没办法忍受下去了，于是她把我保释出来。我向警察招供出手表的下落，于是他们分头去找回来。每一只都找到了。
警察找到这些人时会问道：“丹尼斯·罗德曼给你这只手表的？”
“是啊。”
他卖给你的？”
“不，他送给我的。”
警察必然会觉得我很奇怪：这是哪门子的罪犯？我没有从这些手表中赚到一毛钱，甚至连试都没试着去卖，就把它们送出去。其实我不过想寻求别人的接纳，想在邻里间风光一下。
等到他们寻回所有手表之后，案子就撤销了。我走到法院楼上，紧张得要死，我的律师出来告诉我，可以回家了，没事了。拿到手表的人都没有与警察起争执，他们笑笑就还了。取回所有的手表，那些人就不再管我了，他们很冷漠。但是两周之后，店家把我叫进去，炒了鱿鱼。
他们跟我说，如果那些手表没能找回来，我就要坐上半年的牢。
在橡木崖这种地方，偷窃与贩毒是离开这地方的办法，会引起别人注意，但是那里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事，因为只要是有过这种行为，就是搬走。在偷东西被捕之后，我开始专心打球，经常在体育馆里和别人斗牛，在那里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发掘到我。那时候我跟夜间部的球队玩玩，或者是随便凑队比赛；大多数的时间则象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在体育馆里面混。此时我已长到大约六尺八寸高，不过还是很瘦，对于突然这样的成长也感到有点腼腼，就好象我骤然拥有新的身体一样。我在篮球场上可以做到过去无法达成的成就了。
我参加有组织的球队是在高中二年级，但是高三时在球队只打不到半个球季。我不过是个容易紧张的小子，从来没上场过。直到现在，我坐冷板凳的时候还是颇能自我调适。
不知道罗瑞塔现在何方，我打赌她会跟每一个人说，是她发掘丹尼斯·罗德曼的。我跑去参加郡短期大学的面试，十五分钟后他们把我拉到旁边说，愿意提供奖学金给我。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不确定是否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才要展开篮球生涯，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不时，这一切似乎都不在我的控制之下。
我只替库克郡打了十六场，念了一学期以后被当掉，也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我可以打得很好，但我并不在意。每场平均得分超过十七分、十三个篮板—— 对于从未正式参加过球队的球员来说，这算很不错的了。我有这个天份，可是其它配合的条件还没成熟。
我又回到达拉斯和从前的哥儿们打混，但除了偶而偷点小东西之外，并没有做出其它违法的事。尽管我有一名朋友是个毒贩，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在为他做事，但我只在老妈家与街上闲荡，无所事事，跟过去没两样。
隆恩·雷斯曼（Lonn Reisman）当时是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篮球队助理教练，曾经在库克郡看过我打球，这所大学的球队属于NAIA（美国全国校际运动联盟），隆恩认为我能够打出一番名堂，于是告诉总教练杰克·哈定（Jack Hedden），两个人前来找我。他俩的意志颇为坚决，但因为我在经过那一学期的大学生活之后已经决定不再读大学了，纵然他俩一再打电话到我家，我始终拒绝接听，我不想听他们说什么。后来让我跟他俩谈话的原因是，有一天他们上门来找我，刚好是我去开的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飞人”乔丹、“大鲨鱼”奥尼尔，或者是其他的NBA球员被大学召募的同样方式。回想在我有今天这种地位之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那名女孩说服我去参加面试、每一个人都把手表还回去使我免了牢狱之灾、教练上门时刚好是我去应门——你或许能同意冥冥之中必然有人在照顾我。
两位教练说服我到那里去闯闯看。自忖也曾下定决心：必须离开达拉斯，必须远离过去一起在街上打混的废人，开创自己的生活。我匆匆忙忙，漫无目标地离开了。
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位于奥州杜兰特（Durant），这是个人口约六千的小镇，跟我的家乡比起来，杜兰特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老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于初次离开家乡的我来说，在这儿颇不自在。我只了解家乡和国宅，到了这个小镇很不习惯。我立即察觉到其间的差异。到了那里不久的某天，我在上学途中，有个痞子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对我叫道：“滚回去，狗狼养的黑鬼。”这种事时常发生。他们会对我说，“抬着你的黑屁股滚回去。”或者是“滚回非洲，黑鬼。”
有了几次我要找这些人算帐，我所知道要讨回公道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暴力。
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有个小子劝我不要这样。
这小子叫做莱恩·瑞奇（Bryne Rich）。我在进入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就读之前参加篮球夏令营时，认识了这个小子。他十三岁，我二十二岁，我还记得他（白人）看我（黑人）搞怪，这在那种年代是颇不寻常的。我经常把硬币夹在耳朵上到处逛，我不知道为何要这样搞怪——或许这样人们会以为我很交疯狂。不管怎样，布莱恩和我成为朋友——最要好的朋友。
在夏令营的时候，布莱恩有点喜欢上我的意思。他邀我到他家晚餐，我去了，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还记得说道：“这小子为何喜欢上我？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布莱恩家在柏奇多（Bokchito），距离杜兰特十五英里，没多久我也住到那里了。柏奇多是个小地方，比杜兰特小很多，除了几条泥土路与农场外，什么屁也没有。瑞奇家有座农场，他老爸仲姆斯在邮局里做事。我在学校时有宿舍，但我搬到那里住，因为我与布莱恩很合得来，自然而然的会想在一起。
布莱恩与我有许多类似之处，虽然讲起来有点奇怪。我们都是出身贫穷家庭，都对生活周遭的一切感到困惑。我正处于不知道何去何的的时候，布莱恩则是因为一年前在一次打猎中的意外陷于迷惘之中，在那场意外里他误杀了他的好朋友。布莱恩跟他父母说想要一个兄弟，他拿我当成了替代品。
我想，我俩的邂逅正逢其时。那真是个温馨的故事。住在那里我得面对各族歧视者，而布莱恩家人协助我度过难关。这真是很虚幻的景况：从未离开过黑人国宅的我，跟这白人家庭住在一起，每天早上五点起就挤牛奶或是打杂。
这家人从未跟黑人打过交道，因此他们并不是十分的自在。布莱恩的母亲佩特最为难受。她那时也在东南奥大上课，每次我找她搭便车回农场时，她却总是躲着我。她是怕别人看到她跟个大黑人在一起，人言可畏啊。有时她会绕远路回家，免得别人看到我在她车上。
我经常取笑她，说道：“瑞奇太太，你为什么走这条路？”我知道她为什么如此，故意装傻问的。但这样并没有让我在这家庭里不受到欢迎，这只不过是在这小地方里的形象问题罢了，甚至于还有人以为我跟她睡在一起呢。
这些人对黑人一点都不了解，所想的都只是男女暖昧的事。他们会诧异，他跟这男孩的妈在一起干嘛？还有人以为布莱恩是我的儿子。
这些经验让我更为坚强。我学到不少东西，那是在达拉斯街上鬼混时所无法学到的，这是无庸置疑的。我想我也让她得知她从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