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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龙同志，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到西安大学讲学时认识的，他那时就在教外国文学，涉猎甚广而又比较专注于法国文学，特别是对萨特，长期以来，他的钻研更是锲而不舍，这部论著就是他十年长期研究的成果，它写得立论稳当，实事求是，注意公允，选取了萨特作为文学家这一个主要的层面，集中地加以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是一本很扎实、很有见解的“导读”。专著完成之前，昌龙同志即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力辞未果，就讲一点对萨特的理解，并祝此书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
我的承诺——《胡风传》后记
？ 梅 志
前言后语
我终于写完了这本《胡风传》。还是在胡风临终前几天，他握着我的手说：“不得了，他们又在冤枉我，说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怎么说得清啊？”他那焦急苦恼的面容，几乎使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又不能哭出来。我抚着他的手安慰他，并许诺说：“你放心，谁也不能再来诬蔑你，往你脸上抹黑了。我会为你说清的。”
这个承诺一直在我心中激荡。我深感到我有责任将一些被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他洗刷干净，同时也应该将他真正的为人，他真心实意为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全盘如实地写出来，以留给后人去评判。我觉得，只有后人才更能不带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得失，定会对他做出公正的评判。于是，我选择了写本全面的传记这一方式。
我大约是从一九八八年开始的，第一次是用第一人称的回忆写了二三万字，失败了，连我自己都对它很不满意。以后开始用编年体重写。第一部分《少年胡风》（本书的第一章《我从田间来》）约有六万字，用的是写少儿读物的手法。我当时也是想先写给少年朋友们看看，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认同，我就能坚定信心写下去。这次获得了成功，《少年胡风》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得到了少年读者的欢迎。
但是，在这之后写的时候却产生了一个风格问题。对象不同了，不应再用少儿读物的形式了。可是我想，还是应以写实为主，虽然有的地方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太琐碎，会令搞文学的专家们见笑。但我还是要申明，我写的是生活传，对于胡风的文艺理论方面我无能涉及，对于当时的一些政治情况，我没有资料也不敢妄加评论。我的目的就是还胡风以本来面目。说到那桩沉压了二三十年的冤案，由于我看不到内部资料，对它的前因后果无法说清，因此我想为他说清的一些问题，只能是自己亲历的实际情况以及对那些栽诬的澄清和分辩，以便读者从中了解孰是孰非，从而为胡风洗刷掉那些泼在他头上的污泥浊水！
即使是这样，要对他八十多年的生命作一个哪怕是简略的叙述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早年的事情，我当然不能全知道。幸好我曾带着孩子在他家乡住过一些时，接触到他的家人，听到一些有关他幼年时的情况，我也曾去过他读书的经馆和下石潭老家的“花学”，并且还看过他家新修的家谱。
等我打算写这本传时，我又回了一次他的老家，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可惜却一无所获。时隔四十多年，不仅是老一辈的人都没有了，连那两处老屋也都无处寻觅了。下石潭过去二哥和老四的住处，只留下一片瓦砾，连树都不存一棵。那古式建筑的花园式的书屋“花学”，我想应该还在吧，可是村长用手指着路边几垛砖墙和一堆瓦砾说，那不就是“花学”吗？看来多半是族人拆了去盖自己的房屋了。在过去的黑壳儿墩，现在的恒丰堤大路上，陪同我们的县委副书记用手指着远方，告诉我们，对面那一丛丛碧绿的庄稼地就是你们过去的住屋，后面是烧窑的窑屋所在地。后来你家全部迁到金牛坝去了，那里的土同样可以烧窑，老二和老四两房人现在就住在那里。胡风过去的家园，我再也看不到了，唯有汪汪一片湖水在岸边拍打。不但没有了嘈杂的人声，连飞鸟都未见到。我的心里很难过，只得站在现在这宽阔的公路上，向它凭吊了！我想采访一些族人，但老的一辈都没有了，现在住了很多外姓，要想了解张家在抗战后和解放前后的一些情况，实在找不到可谈的人！
我也曾去武汉想寻访他读过书的启黄中学。地址是找到了，但已成了一家工厂，过去的任何痕迹都找不到。倒是“汉润里”还在，一进弄内就能看到那三个大字。武昌小朝街的房子也已拆掉，了无所存。我还乘旅游之际，到庐山小天池一带去寻访过，也没有找到一丝胡风过去居住的遗迹；至于南京的东大附中，则早已迁走，原址成了另一个大学；只有进门的体育馆似乎还像他说的那样儿。
从我和他在上海共同生活时起，那些岁月至今仍清晰地活跃在我的脑海里。那正是他深入钻研文艺理论的时候，他能够有机会和鲁迅先生交往，得到先生人格力量的影响和感召，在他是终身难忘的。同时，他也接触到许多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有的还和他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部分，我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些当时的人事关系、工作关系和他的写作情况。至于一些仅仅是人事来往，或细枝末节，以及抗战八年时的情况，虽有大量的轶闻趣事，但因为我在为胡风续写回忆录时有的已经写到，并且还很详细，所以我最后还是割舍了，尽量从简，不再写进去。我不想弄成自己抄自己的文章。写到解放后的那几年时，虽然这一段很难写，但我知道，这是读者非常关注的，所以那倒是力图从我的角度写得详尽些的。
最后写到了他失去自由的二十多年，我的心情变得很坏，因为这等于是要我和他一同再受一次屈辱，再受一次惊吓，这使得我几乎无法执笔。好在，这段生活我在《胡风沉冤录》中已有详尽的描述，所以在这里也就简略带过了。
这《传》不知怎地，写着写着就成了几十万字，并且由于精力有限，写写停停，有简有繁，风格不一，最后又因交稿时间临近，不得不赶着完稿，因此写得很粗糙，实在愧对读者。后来，考虑到字数太多，厚厚一大本，会使读者阅读困难，因此在最后定稿时，我又做了一些删节。
我写这本书，主要靠的是我的记忆和胡风的日记及其他材料。我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一年，即使在他坐牢时我也陪了他十多年，所以由我来写他的生活传还是合适的。可惜的是，我对他的文艺理论理解得不够深，无能评说，只能说明我所知的一些真实情况。好在他写的书大都已再印，有心研究胡风文艺理论的专家学者不至于为找资料感到困难了。我能向有心再写《胡风传》或《胡风评传》的学者们献上这份资料，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这次写作工作，我的子女们都参加了，对我很有帮助。我写好初稿后经他们看过提出意见，我加以修改，再由我女儿整理抄写。起初她是用手抄复写，后来改用电脑录入打印，最后经我定稿，才成了这本完整的《胡风传》。所以说，它实际是我一家四口人的集体创作。当然，如有什么讹误的地方，还当由我负责。
不管怎么说，我花了多年的时间，总算如愿完成了它，可以向胡风交代了。不过，我能想象，如果他活着看到这本书，一定是会骂我的，主要是嫌我太罗嗦太唠叨，由他自己来写恐怕只要十几万字就行了。而这恰恰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有许多事应该由自己站出来说清楚，以免后人猜测或误解。我写这书主要也是为了代他说清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我在他生前最后见他一面时对他的承诺！
现在，我尽我的所知所能将他的一生呈献在读者的面前，由于我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加之缺少内部资料和档案，缺少那些很宝贵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我只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有什么不恰当不真实的地方，请读者不客气地指出，那我是非常感谢的！我更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看到档案馆公布出来的资料，对本书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
我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就此告一结束吧！
远远望去的印象——《朱光潜书话》编后记
？ 郜元宝
前言后语
天津高恒文兄要我编一本《朱光潜书话》，安徽教育出版社已有《朱光潜全集》，挑出“书话”类文章略事编排，实在算不得什么劳动，很快完工。但恒文兄又打来电话，限期交篇“编后记”，却让我犯难了。朱先生文章俱在，何必我来妄加嗤点？实在无话可说，只好讲讲自己读朱先生书的经过，和远远望去的印象，凑成一篇书话的书话。
朱先生一生文字，无非文学与美学。大致说来，建国以前是亦文学，亦美学，建国以后则纯以美学为主。像他那样的大才，自限于谈文论艺之区，走专家学者之路，未知出于自愿否，但也绝非偶然。不求兼通诸艺，只期精于一门，这是许多“五四”以后第二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所趋，不同的是光潜先生选择了当时属于冷门谁也不曾想到后来竟会一热再热的美学为主业，孜孜筞筞，卓然成为众矢所集的“权威”，从而以一种学问，折射出几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
“美学”在现代中国，往往既乏哲学根基和思想的突击之力，也不像文学批评那样贴近创作。它介乎哲学和批评之间，厚实（有“学问”）却不厚重，灵活（允许一定的“形象思维”）却并非灵性的充分发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实际上是颇为“闲适”的。五十、八十年代两次“美学热”，都不是因为民丰物阜，可以悠然谈美，而美学居然一度成为全民热点，不可思议也。九十年代，“小康”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美学据说却是沉寂了。看来这门古怪的学科确乎蕴涵着一种民族性，即仓廪实而未必知礼节，饿得发慌或风声甚紧，精神文明（审美的神经）却挺然翘然，出奇地发达。
光潜先生及其同好同道们，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他们的领域看似一块飞地，实则源于钦定。有理论癖思索癖的头脑，上无缘升坐威严的哲学宫殿，下不能和活跃的文学创作自由结合，剩余的智慧无处可泻，只“形象思维”一题勉强能够优容，然而个中要义是：就在这儿“形象思维”吧，可别“形象”得轻狂起来。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五十年代骤然而起骤然而落的美学大讨论，无幸得见光潜先生彼时颇有丰采的委屈和重重委屈中的不失丰采，——窃以为那样才更能于语言文字之表领略“美学”的真谛。现在无论怎样总觉隔了一层，即使已有煌煌二十卷的全集。
朱先生和今天三十上下的人有关，概自八十年代初美学热的卷土重来。记得刚上大学中文系，因为“考取了”就是中秀才的幸福意识还相当浓郁，沉痛孤愤的鲁迅是不会亲近的，沈从文之外，就是耽读朱先生的书了。沈让我透过文字，触摸到山川民情的葱茏妩媚；朱先生的美学文章，则让我懵懵懂懂欣赏到现代汉语阐情说理的胜任愉快。后来因为久居钢筋水泥的丛林，性灵渐灭，羞对湘西山水，但光潜先生的文章还是迷惑了很长一段时间。
渐渐感到这迷惑是带有几分不安的。
沈从文的作品得山川之助，光潜先生的笔墨则更多由中西方浩瀚的典籍之海流溢而出。读沈从文，可流连山水，纵情之所之，虽然《边城》式的清醇的旁边，陈列着粗犷拙直，但那身在旷野的逍遥，却是沈从文的好友、身为当年“京派”另一主将的光潜先生所不能贡献的。读朱先生的书，是从这本书到那本书的跋涉，那光景有时也确乎可以让人忘记这其实不过是端坐书斋在想象中游目聘怀。光潜先生追求的是对书中之理的抽绎，编织，条贯，一生在书中过活。他读了那么多书，又那么有耐心一一向我们介绍这些书中密如蛛网而且常常晦莫如深的思想线索，叫人不得不佩服。
那时是拿他当大儒看了。后来读鲁迅《题未定草》关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严肃的调侃，一边是拔地而起不多不少的自然之文，一边是朱先生明显造作堆砌的强为说理，对比太鲜明了。再想想自己疏隔沈从文而耽读朱先生的无奈（沈氏已成陈迹而朱先生尚在目前）以及这无奈中日日失去的东西，模模糊糊的似乎明白了，在现代中国，所谓理论有时实在不过是和世界隔离以后徒然用文字做一种自我欣赏的渲染。说穿了，就是精神上的自我哄骗，因为不能直接融入主动的人生的灿烂的光辉，只得用文字在那上面涂抹一层斑驳的土花，先把它制成古董，又从而欣赏之。
这也就是曾经被我们当做唯一可以寻美的去处的所谓“艺术欣赏”。在这领域，“审美”只是看着前人的作品发呆，即广义的“解释”（包括“领会”等等），那中间据说有一种神奇的产生“快感”的“内模仿”：对前人一次性创作的再发现，再分享。很长一段时期，美学所干的事情大概就只这些。这当然也是应该的，然而如果后人，特别是负有推动文明往前发展的成年人，一天到晚只会在书房或博物馆里“内模仿”，并且还要在这基础上挖空心思制造重重叠叠的美学理论，那是会窒息自身的创造力，使它渐渐萎缩下去的。今天谁还指望单向的“解释”能鼓舞现实的创造？它最后恐怕只能剩下被动的坐享其成，接受馈赠。审美“快感”云云，有点像小孩子打开大人送给的礼物包时那一刹那的惊喜。但大人毕竟不是小孩，如此惊喜的权利是有限的，所以尼采胆敢将这样光接受不产出的“艺术欣赏”称为“妇人的美学”——这里他倒没有照例贬低妇女，只是想嘲弄那些推卸创造的职责而一心羡慕妇女的“天赋人权”的男性。
我对朱先生的理论——譬如他服膺的“审美距离说”——的敬仰，突然减去许多，相信真正的美，应该就在现实的无距离的劳作与挣扎，爱与憎，忧与乐，破坏与创造中，别处寻不到的。
佩服还是佩服，但多半在他辛苦编织的理论之外了。光潜先生理论以外的文字确有另一种气象。他和宗白华先生一样，都提倡“不通一艺莫谈艺”，对文学尤多会心，又曾是现代“京派”中坚，倘若卸去理论的华衮，他还是一个过硬的词章家，不像后来的“美学工作者”，除几条半通不通的理论外，论文学艺术，简直要隔到十万八千里。光潜先生的文章，尽管有时轻于变化，不能持论，但济之以学识，增之以藻采，从容不迫，明白晓畅，又实在是一个优点。娓娓道来，诲人不倦的风度，我觉得还在其次，况且那容易令人想到一个长者或许可以避免的愚阔和软弱。
早期《悲剧心理学》和《诗论》之外，最让人爱重的，还是翻译。朱先生做翻译，似乎比自己立论更见精彩，文辞也更自由。对许多早年留学欧美的作家来说，五十年代以后翻译的成绩高于创作，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朱先生自然也未能例外。虽然译别人的书，却多少揉进了自己的个性与理想。别的不说，他所译的黑格尔《美学》给人的印象就极深。据博学之士称，朱先生的译文是包含了“创造”的，可尽管如此，至少美学家的黑格尔在中国仍然属于“朱记”，此外别无分店。这印象，看了王造时贺麟诸先生对黑格尔其他著作的翻译，仍无法湔洗。
说理之书，由西洋输入中土，一名之立，也要“踌蹰旬月”，而朱先生在自己艰难的理论挣扎中，为中国读者包括许多理论上的对手以及根本称不上对手的胡搅蛮缠者翻译的西方美学著作，就有柏拉图、歌德、黑格尔、克罗齐、维柯、莱辛等人的数百万言。这需要多少西绪福斯式的推石上山的蛮力！
我绝不敢看轻光潜先生的著作而独重其翻译。光潜先生的理论自有专家去总结，我只想说，好的翻译，实在比一般所谓的创造更为难得。国人译述西学，有“翻译机器”，即自己不加研究，拿来就翻，翻必求多求快，似乎成果累累，实则灾桃祸李。另有述而不译，得意忘言者，专著层出不穷，却极少乃至全无翻译。后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翻译为稗贩之学，为人作嫁，故不屑为，不愿为；一类因翻译难以藏拙，暴露语学程度之浅尚属小事，更可怕的是要显出母语方面的无能，故不能为，不敢为。以现代汉语翻译西书，根本的考验是如何发挥母语的极限，以传达异域文情的实际。这种考验，盖远甚于在母语内部的写作之难，故成功的翻译非卓有成就的文体家不办。朱先生的译著确实有鲜明的文体个性，这和他早年慕习桐城派古文肯定有关系，但那包孕宏富的译笔，又岂是桐城所能范围的。朱先生实在是全身心地扑到翻译中去了。他也研究，也翻译，翻译是有研究的翻译，研究是有翻译的研究，这只要看他所译之书不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