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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趣，这样的景象和氛围似乎也氤氲于现代人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苏青，她写过一篇《自己的房间》，开头一句话单独写成一节，很是醒目：“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她接着说道：“我的房间，也许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什么了。”房子虽然不大，但苏青却会其乐融融，她憧憬道：“让我独个儿关在自己的房里听着，看着，幻想着吧！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在卡夫卡的日记中，也会发现类似的话语：“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的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在读苏青时我就曾想，她的那些念头是否来自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我曾经多次翻阅过这本小册子，虽然她所谈的是妇女与文学的问题，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篇女权主义的宣言，但我从中感受到的除了作家睿智的思想和大声疾呼之外，又有一种疼痛，我可能误读了伍尔夫的思想，一间自己的屋子显然是一个比喻，它喻指着现代人希冀拥有自己不被入侵的精神空间，伍尔夫、卡夫卡、苏青，他们之间确实有许多一脉相承或不约而同的地方。
我还想到了康德，想到了康德的远离城市的居所和几乎是属于他的林间小道，当然还有维特根斯坦，想到他在阿尔卑斯山丛林中的小木屋——难道哲学家们的哲思只有在远离尘埃的林中净土中才能诞生？即或不是这样，这样的思想环境大约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愉快和适宜的。所以到了本雅明，哲学家们就痛苦得多了，工业化挤兑得他们无处藏身，城市与思想不得不对立地共处于他们的生活当中，本雅明也就不得不绝顶聪明而又悲伤地将当代文人比喻成穿梭躲藏于城市“垃圾箱”中的“老鼠”。古今同一，中外无二，名词性的家园与动词性的安居始终是知识者思考、渴望与营造的对象，对这一点，深受当代技术冲击的后来者海德格尔以富于总结性的口吻将其作为第一命题予以阐述：“在我们这个匮乏的时代，安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认为世俗意义上的住宅等问题“都不是安居的真正困境，……真正的安居的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如果人的无家可归正在于此，那么，人为何仍旧不把他安居的真正困境当作困境来思呢？一旦人致思于他的无家可归，这就不再是不幸之事了。只要好好去思并铭记于心，它将会成为唯一的召唤，召唤人们进入他的安居”。现在许多学人动辄将海德格尔与中国古典哲学进行比较性研究，想来确实有道理，中国古代读书人虽然使用的是较为感性的和艺术性的语言，但在这一问题上确实有着许多殊途同归的地方，比如，套用海氏“存在”与“思”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读书人最终强调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往往也在精神的层面来对待家园与居处的问题，概括地描述起来，中国文人若“修炼”到一定程度，前面所提到的第二层面往往就替代了第一层面，亦就是说，不一定真的要千里还家，也不一定非得临山靠水，离群索居，因为到了真正的境界，“家园”作为一种“心”的意象本身就可以使他们拥有一种理想的生活，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大隐隐于市，一直是中国隐逸文化的最高理想。
话题似乎扯得有些远了，不妨再回到书屋，不过，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当我们理清了文人们对居处的哲学化的理解、理想化的营构及无奈的喟叹之后，书屋的意义便显豁得多了。书屋与书斋是既关乎居处又关乎册书的处所，它们作为一个物质化的存在与作为一个符号化的语词，其内在有着隐秘而又必然的联系。我在前面引述古人对居处的理想化营构时有意回避了其中“书”的细节，而到了这里，该是点明和予以强调的时候了，比如宋代孔武仲吟咏自己的“萧洒堂”时讲道：“政简琴书聊度日，地闲花木为留春。”同朝方岳亦云：“竹外一青灯，残书伴古厅，叶干闻雨急，山近觉岚腥。”文人的居处之所以被自己所珍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内中有书，明李东阳说：“身在尽余容膝地，囊空频散买书金。门无俗客城中驾，坐有清风石上琴。”看来李东阳的“城塘书屋”实在小得可怜，简朴得可以，但因为它藏纳着主人平生倾囊所聚之书便被主人自珍不已了。这层意思元代的陆祖允说得最为干脆：“吾亦爱吾庐，芸窗几卷书。”因为拥有自己的书屋，他们才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书屋在此可以虚化了，只要有书，随处可成书屋，说句实话，在史料记载中，好多文人的书屋、书斋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许多文人终身居无定所，形如萍踪，书屋从何谈起？真正有意义的是以书为伴，书屋书屋，到此可以绎解为以书为屋，以书为庐了，而续接到前面的意思，则自然逻辑化地推演出这样的意思，书也是文人退居的地方，书是用语言构造的天地和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家园”，只有在这里，文人才会自适其性，找回自己，归依本我。宋陆游奔波之后于晚年说道：“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错晓送流年。”明于谦说得更为乐观和逍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流，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以书/语言为筏，我们再一次穿越古今、横渡中西，重提海德格尔，在海氏的哲学辞典中，语言、诗、思、存在、大地……是同一层面的可以互文的概念，于语言中沉思便是“诗意的栖居”之一种，人们将会找回失落的存在，接近大地和本真，上达澄明之境。——令人感到为难的是，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形而下的言说和书写便时时觉得局促和阻隔，而我们对书屋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析解的最终理解又不得不令人坚信它必然关乎人，尤其是知识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姿态，这真是思与说的两难之境。权且如上，算是对书屋的一次近于“语言分析”式的读解与梳理。聊作自慰的是：对任何对象的思考与言说都不会有它的终点的。
一九九七。春；二人转书屋。
茅舍数楹梯山路——解读梁实秋文坛生涯的一个视角
？ 秋 禾
史海钩沉
一座无声无息的寻常屋舍，在有情有义的文人学士栖居过后，往往再也不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因为透过其作品，人们总是能够多少窥知其间所附丽着的性灵情致，并进而移情赋感于此。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部浩翰的《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何以独多那些关于文化名人故居的词目。
在梁实秋的尘间履迹中，最为时人和后人乐道的，要数坐落在如今重庆市北碚区梨园村五十号的“雅舍”了。以致于当它出乎海内外人士意料，奇迹般地在蒙尘湮没几达半个世纪之后而完好地重光于世间，便不能不有一册《梁实秋与雅舍》来演述其间的因缘了。
关于“雅舍”，梁实秋先生在早年自有描述。他为重庆《星期评论》杂志所写的“雅舍小品”专栏的开篇一文，就是交待该栏“写作所在，且志因缘”的。略云：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
虽然《星期评论》在刊发梁氏以笔名“子佳”所写的《雅舍》、《孩子》等十篇小品文以后，便无疾而终，但是“雅舍”的“小品”从此却已声名在外，不能自止。梁实秋先生自己对此组文字似乎也颇为看重，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时地以“雅舍小品”这一“老字号”来续写，积累数目到达一百四十三篇之多。在这个名义下的文章，陆续出版单行本，先后编为四集。
大陆读者得窥《雅舍小品》的全貌，则是在梁先生去世以后。此事当要深谢他的遗孀，也是其版权继承人的韩菁清女士，因为是她将该书的大陆专有出版权授予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所以才有了《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在大陆的编印和发行。
从荜路蓝缕，以启文亩，到名满海外，人口皆碑（林海音在《雅舍的主人》一文中说：“《雅舍小品》一书在台湾畅销并长销数十年，谁都读过《雅舍小品》，而且有些茶艺馆还起名雅舍呢！”李萱华于《梁实秋在重庆》一文中说：“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传”，两文均见《梁实秋与雅舍》一书），梁实秋先生通过《雅舍小品》，给本世纪的中国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文资产。
世人或不解梁先生何以要在“雅舍小品”专栏的开篇中，特别仔细地交待出自己的“写作所在”，犹如老母鸡对着尚未张嘴吃鸡子的食客，“咯咯咯”地先期介绍自己的草窝一般。实际上其间正自有着一段纠葛。只不过，事到受约写作《星期评论》专栏的时候，梁先生对两年前的这场风波，在内心中似已熄“火”，所以，做出来的文章已经温和到极致，不容易使人产生彼此关系的联想罢了。
话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一位署名为“罗逊”的先生，通过重庆《大公报》率先发难攻击梁实秋此前为《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所写的《编者的话》（这两篇文章，卒使梁氏有口难辩，终被诬持“与抗战无关论”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文中在高屋建瓴地提倡“抗战有关论”以外，还提出了“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问题，内有“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里面”等语。为此，梁实秋先生在《副刊与我》一文中敏感地辩驳道：
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于抗战有关”的。譬如说吧，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真感觉到成问题的，只是像我们这不贫不富的人而已。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是高楼大厦，其富丽不下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
……
也难怪当日梁先生闻“罗逊”之言便要跳将起来抗辩，因为彼时梁氏在重庆甚至连“雅舍”这样的“仅避风雨”的居室还尚未觅得，只是独身一人栖身在临江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里！这对于素心讲究“和谐的家室”、久持“吾爱吾庐”观的梁氏来说，蛰居“陪都”而中馈虚空，真是无室无家之时，其心情之？惶可知。
更何况，在当日的时代氛围里，这样一个关于房子的冤枉，是万万吃不得的。要知道，当时身居何等样式和何等规模的房子，实关乎主人所属的“阶级”，且是号召民众要否将其“打倒”的重要界石。“罗逊”先生的话，原不是无意为之的呀！其间“杀机”，正暗伏于寻常笔墨间。
没想到梁氏当时随口许诺于读者的专写住房之事的“一篇文章”，竟然到两年以后才落笔，而且写得如此温和宜人。其实，梁先生在上述辩辞中所感慨的穷富人等住家“与抗战无关”数语，原是与其个人的阅历可相印证的：“德国式的建筑”相对集中分布的青岛，本是梁氏全家驻足过四年的地方；而梁先生在辩辞中，又主动多说了南京、上海两地。对于甫到重庆的梁实秋来说，宁、沪、青三地，确是他有生以来载室载家的地方。“罗逊”之言实属“事出有因”。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一文中就曾自我表说道：“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过。我不论住在那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
三十八岁以前的梁实秋，多次努力营建过自己的小家。他为与程季淑小姐婚后生活而建的第一个“爱巢”是在南京，位于当时东南大学校门正对面的蓁巷4号的平房。可怜梁氏数月间“天天四处奔走购置家具等物”的结果是，作为新娘的程小姐仅仅到此住了五天，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双双抛弃这个由夫君“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作东南行。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就这样接纳了这对逃难而来的小夫妻。于是，“安定畅快”和“相当狼狈”兼而有之的独立家庭生活，就此开始。在告别为期半月的借居地以后，梁氏夫妇租住了一处上文提及的“一楼一底”的房子。“别看一楼一底，其中有不少曲折”，这是梁实秋先生在《住一楼一底者的悲哀》一文中写出的隽言，如今能为旧上海此等民居存此生动旧影的，恐怕就推梁先生这篇妙文了。
可能是为了抛却这种“悲哀”，寻求家居的欢悦，次年他们便急不可待地搬入了一处“二楼二底”的住宅。第三年，则再次乔迁到一栋三楼的房子里，据说环境条件较前两处有大大的改善，“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备等等”。然而，梁实秋因肩负养育家人的重任，而并不能在此家居环境中安度稍息，尽管他“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他在《槐园梦忆》一文中说的这番话，不能不让人为一个青年户主自立的艰毅而感动莫名：“我在光华中国公学两处兼课，真如、徐家汇、吴淞是一个大三角，每天要坐电车、野鸡汽车、四等火车赶三处地方，整天奔波，所以每天黎明即起……”就这样，在上海三年，他们搬了三次家。
一九三○年夏，梁实秋因为接受聘约，移家青岛后一住四年。在此地，他们仅仅搬过两次家。先是在鱼山路四号一处“四楼四底”的房子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次年便搬定到附近7号的一个新楼里：“四上四下，还有地下室，前院亦尚宽敞。”在客居者的建议下，房东父子很快就在院内植下了樱花、西府海棠、苹果等花木，这使梁实秋夫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数十年后轰动世界文坛的《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工程，便也在这样优美而良好的家居环境中启动了。
我以为，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梁实秋先生可能是对自己的家居环境最为在意的一位。他后来就曾不止一次地自诩道：“关于居住的经验，我的一份是很宏富的”（《平山堂记》），“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雅舍》）。其原因契盖有二：一是从小生长于北京勾栏胡同（后改称内务部街）三十号这个“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于家居素有讲究的传统，并演而为人生良癖；二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美满的婚姻及其“和谐的家室”所宜需。当年，他们夫妇孤悬沪滨，只能在上海屋檐下的“一楼一底”式的弄堂房子里过日子时，因为凤凰于飞、琴瑟谐和，所以颇能安贫乐命：“我们虽然僦居穷巷，住在里面却是很幸福的。季淑和我都同意，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无论那个家是多么简陋、多么寒怆。”
无奈因为抗日战事日迫，一九三八年秋冬之交，梁实秋孤身一人从汉口出发，“从此入四川，与季淑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在“大后方”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而“惹是生非”的一幕。
由此迤逦说来，青岛的“红瓦绿树”同梁氏也并非无缘，只不过他所赁居的“四上四下”却不是德国人所造，而是当地一位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之小筑”（梁实秋《忆青岛》），房东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