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淖时尽！保ā蹲时韭邸返�1卷，中文版，第260页）李达在他的自传里提到了陈独秀闹的这个笑话，李达说：“说这样话的人，配做共产党的领袖么？”（见《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我看也不必苛责古人。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还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一九二○年的讨论中有些糊涂思想，闹点笑话，是毫不足怪的。
回头来看看张、梁二人的讨论。可以看出二人的意见有不少地方是相同至少相近的。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梁启超说，他“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张东荪说，“社会主义不能不及早提倡了”。他们都是在一种赞同的态度之下来讨论的。“激风料定千波涌”，预料这将成为波澜壮阔的运动吧。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工业比较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文化水平较高、民主成分较多的国家首先爆发，而且需要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当年张东荪、梁启超都是接受了这个观点的，他们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这个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新青年》杂志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所收张东荪七件文章和书信，都写在前引《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之后，对问题作了比那时更深入的考虑。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中，张说：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
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引者按：即布尔什维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在致俞颂华的信《长期的忍耐》中，张说：
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
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
孟子说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两千年来，这话一直被鼓吹平均主义者所引据。张东荪以为不然，针锋相对提出“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文中提到的罗素对苏俄的不满，见《新青年》第8卷第2号所载雁冰译罗素《游俄之感想》一文。其中说：“我到俄国时自信是共产党；但是既和这些无疑于共产主义底人接触了，我反加多了一千个疑团，不但怀疑共产主义，并怀疑到人们不惜忍受许多愁苦以坚求达到的一切信条。”
梁启超的好些想法都与张东荪相近或者相同。在他复张的长信中也提出了这个“生产力标准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
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
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故在欧美提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
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故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可言。
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
梁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穷苦人中，“实分为劳动者与游民之两大类”，游民多而劳动者少，而“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出路就是发展生产事业，“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
游民阶级运动之害，梁在这信中说：
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见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运动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
不要多心，梁启超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此信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半年之后才有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这里完全是作学理的探讨和逻辑的推论。
梁启超痛论了游民对运动之害。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游民”一节中，也这样说：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
说到生产力标准问题，运动初期许多人对此是认识不足的，走过许多弯路之后终于认识这一点了。在《毛泽东选集》里，我没有找到适当的引文，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我找到了这样一些：
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第137页）
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第171—172页）
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第213页）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第225页）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江泽民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并且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的、精辟的论断，对于我们思考一九二○年的那一场讨论是很有启发的。
其实，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是必须承认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标准问题，不仅仅中国存在。列宁老早就提出了跟马克思不同的说法，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种革命，不是在先进国家首先爆发，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尔什维克在落后的大国俄罗斯夺取了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似乎列宁的这个说法得到了证实，而马克思原来的说法却未必是对的了。可是在七十四年（这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之后，从列宁开始的试验不能继续下去了，回过头来证明马克思原来说的要更正确一些。俄国的这一页历史，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思考当年的这一场讨论；都是有益的吧。
史学家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的社长郑惠访问时，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其中也说到了这一次讨论。他说：
“五四”以后，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之间，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现在看来，梁、张等的观点虽然有许多不对，但有一点不能说是错的，那就是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很落后，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对他们的反驳，无非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怎样跨越呢？陈等就回答不了，因而并没有驳倒他们。（见《百年潮》创刊号；1997年1月出版，第10页）
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公允很符合实际的定评。
张东荪的这首诗置于一九五九年所作《秋感杂事诗七首》之后，当是是年或其后所作，这已经是梁启超给他复信三十八年之后了。在这三十八年里，世界，中国，他本人，都经历了多少事情。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胜利了。中国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一段时间里他也曾参与这些事业。当他脱离政治生活之后，又看到了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这诗是写在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还是之后，一时无从查考了。他借到了《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寒夜千披旧赐书”，把这封复他的信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一面看，一面联想到几十年来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真是感慨万千。写这信的人已经不在了，还有谁能同我讨论这个复杂问题呢？“乱丝谁可共爬梳”。有些当年担心出现的事情后来是出现了，“昔日徒忧今日事”。自己曾经参与这一运动，现在又落得如此境地，如果梁任公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要笑我。这诗真可说是百感交集。
附记：承蒙张饴慈先生提供他祖父诗稿的复印件，并且允许我引用，谨致谢意。
我高兴得要跳起来（外一篇）
？ 李 普
书屋品茗
这篇小文章，两年前就想写，标题打算叫做《我也“左”了一回》。一想，这个标题不大好，因此放下了。这两天注意到一个新情况，很高兴，便又来了劲头，并且改用现在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呢？请让我往下说。
两年前，一家出版社出我的一本书。我要求看清样。责任编辑是老朋友，表示求之不得，十分感谢。又千里迢迢打电话来，简直是用恳求的语气说：“请你老人家一定要注意数目字。”
我很奇怪何以他这样郑重其事，过去似乎没有这么严重。
他说，他们去年有一本书，被查出来两百多个错。他说绝对不可能，那本书统共才十多万字，哪能错那么多？自己再查，原来是错在数目字上面，没有用阿拉伯字而用了汉字。他叮嘱我说：这本书是要送检的，搞得不好他一定倒霉，所以请我务必帮忙。他说其实也很简单，数目字一律用阿拉伯字就是了。
这种规定我曾经略有所闻。我又听说过，个位数是可以用汉字的。不过我担心也许规定有变，或者各地章程不一，为慎重起见，我问道，个位数呢，是否也非这样不可？
他似乎迟疑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用顽皮的口气回答道：“反正用阿拉伯字保险没错。”我觉得，他这个答复虽然有倾向性，却并不很肯定，他是把皮球踢给了我，让我自己来决定了。
于是我就来看清样。
我这本书稿里比较常见的只到四位数，主要是公元纪年，比如那年是1995年，原来是用汉字的，改成阿拉伯字就是，这好办。有一篇“滇南三千公里第一站”，这个标题里面就有两个数目字。这是在标题里面，也许留得住，不改。至于文内，那就必须改成“3000公里”了。顺便说一句，我这个人数学基础太差，每回看到阿拉伯字的大数目，光用眼睛不行，还得靠手指头帮忙，从个、十、百、千、万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按着数过去，才能弄清楚。好在这“3000”不是个大数，总算还没有难倒我。
说四个字的公元纪年好办，是说我思想上毫无障碍，因为汉字也好，阿拉伯字也好，我们中国人念起来全一样，发音全一样。碰到“年代”，心里可就不那么舒服了。例如“30年代”、“90年代”，有把那“0”念为“零”的吗？至少我自己，口头绝不那样说。但是，要出书，由不得我。这是两位数，逃不掉，改吧。
有位学者提议，把“0”加到汉字里去，作为一个独立的字；又听说文字学家们不赞成，通不过。此事我不知其详，不知提议人之意这个字怎样发音。我看只能读为“零”，而正是这一点弄得我很为难。我那本书中讲到年岁，例如“那时才20多岁”，还有“距今60多年”，请你按它的发音“零”读读看，蹩扭不蹩扭。如果说写尽管这样写，读却应当或者可以读为“十”，事实上我敢说人人都是把这里的那个“0”说和读为“十”的，那么何不干脆恢复那两个汉字呢？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做诗，力求“老妪能解”，大概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通俗化吧。时至今日，我希望我自己和别人的文章都能尽可能接近口语一些。不料现在有这个数目字的事，偏偏要给你作难。上面说的，都同接近口语有关。这里再举一个例，我说到太行山上的抗日战争，有一次“日军出动一万五千人”。不能用汉字，只好写成“15万”，不过，有这样说话的吗？或者，要是不怕麻烦，写成“15000”也行，但是也没有那样说话的。
最叫我作难的是“个位数”，踌躇再三，拿不定主意。
在《刘帅与孙子兵法》一文里，我说到刘伯承元帅的一次讲演，他“把《孙子》全书13篇的精髓概括为6个问题”。后面那个“6”，我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说服自己，既然前面那个两位数只许用阿拉伯字，后面跟个汉字太难看，干脆也用阿拉伯字算了。
这次为了写这篇小文章，我特意查了那本书。有几处“个位数”，是无论如何应当用汉字的，我却用了阿拉伯字。这里举几个例：
我为一位老大哥的书作序，说他“虽然仅仅比我大4岁”。又如，1983年轻工业部评“部优”，玉溪烟厂评上了“2个”。厂长说他们太缺乏人才了，那时只有工程师“2人”是大学生。再如，云南全省推行农田责任制花了“4年时间”。还有，鸵鸟身高“2米多”，养到“3个月”，也不一定能成活。
现在来交代交代我的思想吧，当时脑子里是打过架的。
不用说，我绝对不反对阿拉伯字，它是人类文化的伟大创造。要是当初阿拉伯民族没有发明出这些数目字来，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的进步简直很难想象。但是这样地不问三七二十一，把阿拉伯数字硬夹在任何门类的所有汉文出版物中，实在太不伦不类了，太莫名其妙了。我猜了又猜，如果真正连个位数也不许用汉字，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和彻底地消灭汉字的数目字的功能，然而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什么道理呢？我再三寻思，我不相信有人回答得出来。因此我敢肯定，绝对不会有人出这样的主意，因此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规定。
不过，看看报纸杂志，特别是新出版的书，这种“个位数”，一般都是阿拉伯字。我说“一般”，是说也还有极少数用汉字的。绝对是极少数，我想恐怕都是漏网之鱼，而且也许已经被检查出来，作为那家出版社的“错”了。到底是不是“错”、算不算“错”，我越弄越糊涂。的确，这样的事，除了有责在身的人，谁说得准呢？
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我想起了责任编辑那句话：“用阿拉伯字保险不会错。”这样一想，我立即开了窍。孔老先生说“过犹不及”，我国古人早已注意到“过头”和“不够”的问题，是很不赞成过头的，认为过头与不及同样足以坏事，同样不好。但是现在不同了。拿这件事来说，不管究竟是怎么规定的，用汉字也许会错，用阿拉伯字保险错不了。积数十年之经验，足见“过头”比“不够”好，“左”比“右”好。那些出版物上，凡属数目字，管它个位数也罢，多位数也罢，一律阿拉伯字到底，我想都是按照这个经验办事的。宁左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