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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中论及当新旧嬗代之际，士大夫阶级之分野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先生在此处所论虽为士大夫阶级当社会变乱之际，其贤者拙者与不肖巧者之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变态度及出路，实际上也适用于处于乱世之中的各阶层之人。所谓贤拙与不肖巧之分别，不仅仅表现在善利用与不善利用此种社会大变动的机会方面，还表现在其个人之性格、为人的诸方面。贤拙者富感情而真挚高洁，因为富感情而常感痛苦，因为真挚而至于执着乃至于拘泥，因为高洁而不屑于投机并因此而落寞。不肖巧者则反是。或云：对于生当乱世之个人而言，其可供选择之途不外乎三端：其一，审时度势，利用社会巨变的时机，上下其手，翻云覆雨，攫取荣华富贵，此所谓乘势之人；其二，随波逐流，甘于平凡，或者走向隐逸，将个人沉溺于大众之中，既不乘时取利，亦不独标异帜，一切以生存为目标，此所谓顺势之人；其三，独立异行，不媚俗，不苟且，以思想与主义自守，坚持独立自由的个体意志，此所谓逆势之人。
一种旧的制度的打破，一种新的制度的建立，常常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新旧更替的过程中，社会混乱、芜杂，但同时，混乱芜杂中又隐藏了大量的在太平盛世中不可能出现的机会，给几乎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同等的生存以及改变其原有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社会群体的绝大部分是平凡之人，在乱世中，平凡之人并不易做，首当其冲，是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出于生存的目的，他们需要寻找到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作为代价，他们也许会抛弃一贯引为精神支柱的信仰、原则、感情等等，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修正，以适应社会的变革需要。在他们看来，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是形而下的，而信仰、原则、感情既然是形而上的，第二位的，那么姑且敷衍也并无不当。悠悠万事，惟死为大。虽然一死成快，但正义和良知果真就能因为一死而得以保存并永恒吗？
一种比较彻底的新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旧制度中既得利益的获得者失去其利益，这部分利益将转移到另外一部分人身上。那些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获得较大利益的乘势之人，很大部分也是平凡之人。这些平凡人很难拒绝乱世中可以改变自身命运和境状的种种机会。国泰民安，也就意味着一切按照既定的原则和规矩发展，没有逸出常规的可能，一个平凡的人只能遵循社会对平凡者的命运安排。“乱世出英雄”，在乱世中，那些人将不甘于平凡，努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之机会，以期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与更大的生存空间，并尽可能地改变其原有之状况。此既为生存之必需，亦为人性之必然。这一部分人中，虽然成功者并不很多，但至少，他们生存下来的机会要比碌碌无为者大得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所谓“适者”。
但是几乎每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不识时务”者，坚持独立异行，不媚俗，不苟且，以思想与主义自守，坚持独立自由的个体意志。等待他们的常常会是囹圄、流放、甚至死亡，若索性一死也还罢了，更为痛苦的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肉体与精神上之折磨。他们不是不知对抗的后果，亦非不知对抗的效果甚微，死并不能换来他们所认为的正义或者良知的实现，而且，选择了死亡，则遑论正义与良知？所谓“正义自在天地间”，然若身既不存，天地又将何在！但对于当时当地的他们自身来说，对于他们一贯坚持一贯实行的正义与良知、原则与感情来说，对于他们不媚俗、不苟且的引以自傲的个性来说，他们可以走的只有这样一条对抗的道路。
固守气节和良知，就个人人格而言，或者可以称为一种优秀的品德。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来，这样的人却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至少他们也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无论是超前的不合时宜还是保守落后的不合时宜都注定了因为不被大众所理解而遭受冷漠的对待，尤其保守落后的不合时宜显然更容易被人们所遗忘。当史可法在扬州坚持抗清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对此举是否必要和明智表示怀疑，因为明王朝的覆灭显然将成为必然，而明王朝是否值得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也很让人怀疑。这样的疑问在此后的三百年间一直没有间断过。虽然史可法的个人品格足以感天地泣鬼神，但新兴的清王朝显然要比腐朽的明王朝更具清新气象，满清代明实是历史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史可法的忠义不仅没有必要，甚至是反动的。顾亭林、黄宗羲等反清义士们的历史地位也当作如是观。正因如此，他们也就很快为历史所遗忘。时光不仅涤荡了忠臣义士们的鲜血，也洗刷了孤老遗民们为之奔走呼号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孤忠与义愤。大明盛世本来就不曾存在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成了淡远的影子，“白发宫女在，闲坐话玄宗”，洪武、永乐、嘉靖、万历、天启都已成了遥远的过去。逝者已矣，而生者则要前行，至少要为了生而朝前挣扎。所以，“遗民”很快就成了一种珍稀物种，并终于绝迹。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人类永恒的困惑，即在乱世面前是固守良知或传统的道德规范而终于为历史所抛弃，还是顺随历史潮流、或者追逐历史潮流做时代的弄潮儿，而舍弃个人的道德追求呢？前一种人在道德评价方面显然是高尚的，但却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固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社会变乱面前不能适时地做出调整和反应，那么，不仅个体将无以生存，社会也将发生断裂并终至于消亡。后一种人虽然能适应乃至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却常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而道德败坏又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个体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况且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首先就在于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生存，这就好像我们吃饭是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一样。人是需要一些精神或者信仰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小而言之，是对个人的要求，大而言之，是对一个民族的要求。如果这些人类最基本的理念和规范都弃置不顾，为了生存或某种意义上的发展可以不择手段，那么，人类社会又如何区别于动物世界？人类生存的意义又究竟何在？事实上，这个困惑不仅在乱世中存在，在治世里也同样存在。“治”、“乱”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治中有乱，乱中有治，在治世中也有不少应当行之于乱世的行为，因此才有暴发，才有骤衰。以乱世之行为行之于治世，可谓为“造势”。此所谓“造势”，非“英雄造时势”之“造势”，而是造就乱世以从乱中取利之“造势”。此种“造势”之人，远远高于前之所谓“乘势”之人，不论其勇气、胆略、智慧还是其所取得之成就以及得享之荣华富贵。
这样看来，“治世”也罢，“乱世”也罢，“造势”者大成，“乘势”者小成，“顺势”者存，“逆势”者亡，诚为万世不易之理。
女人·月光·水
？ 鲁枢元
书屋品茗
听说刘舰平的名字，是在一九八三年，他的《船过青浪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我在中原腹地，他在湘沅之滨。待到见到刘舰平，已经是十多年后，我们俩都来到天涯海角。人生际遇，说来就像那水中的一片月，月下的一楼云，冥冥中支拨我辈草木之人的，恐怕就只有宿命，以及缘份。
舰平的这部印得十分精致漂亮的小说集，收录了他这十多年里写下的近三十个短篇、中篇，我并不全都喜欢。其中，使我感动，倾心，乃至佩服不已的，是他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女人。舰平很会写女人。
舰平笔下的那些女人，无论是“手臂白皙搂着夕阳水花四溅扑进一潭清澈”的乡村女教师，还是“荡漾着月光的明眸”“从朦胧的空旷中如萤如蝶，飘然走来”的女知青，还是“眼睛黑黑大大一双羊角辫一翘一翘”的女同学，还是“朝着那片凄清的竹园失神凝眸的嫂嫂”，都是那样的清纯、美丽、善良、贤淑。在书中这些汉民族方块字的间架结构中，无不洋溢着刘舰平对于女性的仰慕、欲求、怜惜、亲善。舰平在对于女性美的鉴赏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女孩子“鞋底敲在空巷的石板上”，在他听来就像“敲木琴一样动听”。
舰平小说中美丽的女性，差不多总是摊上一个悲惨的命运，她们不是毁于残酷的现实，就是丧于卑污的男人。然而，正是这些柔弱无助的女人，却以她们清纯善良的心性，淘洗着现实的龌龊，雕塑着男人的愚顽。是女人们，最终用自己饱满的生命，拯救日益沉沦的世道人心。
读舰平的小说，我总觉得他多少有些“女性崇拜”的倾向，对比某些张扬“女权主义”的女士，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或“女性至上信奉者”该是这个写小说的男人。有人说，对待女性的态度可以体现一个社会进化的程度。那么，作家刘舰平该是一位进化良好的男人。作为男人，我也赞美这样的男人。
与众不同的是，舰平小说中的女人们的故事，总多半发生在月下、水畔。
发长如丝的女教师是在“铺满玫瑰和胭脂”似的溪水里种下她的祸殃的；“身上散发着极好闻的异性气息”的刘艾芳则是在“凄迷的月光下”、“清澈的井水旁”埋下了她命运的危机；而那个十九岁的大男孩正是从这位月光下的“山泉女神”那里领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惆怅》中的“诗人”与“姑娘”，是在“漾着月光的粼粼湖水边”发生了那场灵魂的碰撞，“水里一轮月亮”，“天上一轮月亮”，“姑娘的眸子里映着一轮小小的月光”，月光下，姑娘显得越发圣洁，男性诗人的心灵深处却绽露出怯懦。《夜有不测》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月黑之夜”，那位沦落风尘的女子由于良知的发现，在淅沥雨声中捐身于阴风森森的河谷。《丫头》中，那个可怜的、遭人遗弃的“两性人”，怀着一腔难言的性苦闷终于葬身水底，她的尸体是在“河的下游”被发现的。
读舰平的小说，我似乎感触到一个秘密：在天地间，文学、女人、月光和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也许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异形同质的东西。曹雪芹早就认定，“女孩儿是水做的”，而“月光如水”又是中国汉文化中一个悠久而又优美的成语，那么，女人也是属于月亮的，月亮中的神仙嫦娥无疑是一位女性，传说中的凌波仙子也是一位美女。古往今来，女人、月光、水，都是文学艺术的渊薮，荆楚诗人屈原是吟咏着美人的颂歌拥水自沉告别人寰的，自称“楚狂人”的李白，是在扑水捞月中与世长辞的。近年来，尽管“月亮”已经被美国人的“宇宙开发计划”糟踏得面目全非，地球上溪湖河海都已经被工业生产严重污染，但在文学中，在舰平的小说中，“月亮”还是一个古老的“图腾”，“水”还是一片梦与幻的仙境。“女人”的丰富内涵，也许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已经有人指出，女人是天生属于自然的、内向的，她们孕育着希望和新生，她们守护着生命和情性，她们调理着天地间生态的和谐与平衡。舰平小说中描绘的一幅幅关于“女人”“月光”“水”的画面，在我看来，该是具有精神生态学的意义的。舰平的文学写作再次给了我一个印证：真正的文学艺术与人类的生存境遇总是息息相关的。
（《刘舰平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版，定价：18。20元）
李金发与朦胧诗
？ 倪墨炎
书屋品茗
八十年代讨论朦胧诗，我认为：由于诗的文字高度凝炼，因而“诗无达诂”，难免有点朦胧，像鲁迅的最著名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都有不同的解释。旧体诗如此，新诗也这样。但故意把诗句弄得似通非通，不可理解，追求所谓“朦胧美”，似乎没有必要。这时有位朋友告诉我：李金发可说是我国现代朦胧诗始祖，他的不少诗句似通非通，不可解释。其实，他是广东客家人，少年时代起又在香港、外国学校学习，很少接触汉文书籍。他的诗句似通非通，并非刻意追求，实乃不能驾驭汉文，不得已也。朋友还说：这是李金发自己说的，在他的杂体集《异国情调》中。因此我一直在寻觅《异国情调》。
最近这本《异国情调》终于到了我的案头。它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的，土纸本。作者在《卷头语》中说：“因为朋友们的敦促，才把一年来在韶关所写的文章，集成一册，在陪都的文坛凑凑热闹而已。”可见所收作品的写作时间。此集收论文二篇、随笔十二篇、小说三篇、游记二篇、诗十二首。
翻阅全书，不见朋友所说的那些话。但也无风不起浪，在《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中，谈到了他最初的诗集出版的情形。他说：
我与周作人无“一面之缘”，但与他通过好几次的信，且可以说是他鼓励我对于象征派诗的信心。记得是一九二三年春天，我初到柏林不满两个月，写完了《食客与凶年》，和从前写好的《微雨》两诗稿，冒昧地（那时他是全国景仰的北大教授，而我是一个不见经传二十余岁的青年，岂不是冒昧吗？）挂号寄给他，望他“一经品题声价十倍”。那时创作欲好名心，是莫可形容的。那时在巴黎的李璜，也是能赏识我的诗，给我增加自信心的一人。
两个多月果然得到周的复信，给我许多赞美的话，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那时人家还不会称为象征派”，即编入新潮社丛书，交北新书局出版。我这半路出家的小伙子（十九岁就离开中国学校，以后便没机会读中国书籍），得到这个收获，当然高兴得很。
到一九二五年，我回国来，《微雨》已出版，果然在中国“文坛”引起一种微动，好事之徒，多以“不可解”讥之，但一般青年读了都“甚感兴趣”，而发生效果。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著名的教授、作家，是文坛的首领人物。他对于文学上有创造的作者多持支持态度。他赞赏冰心的小诗，曾将她的诗集《春水》编入新潮社的文艺丛书。新潮社原只出版北大师生著作，冰心是燕京的，从此新潮社的文艺丛书就冲破了划地为牢的界线。郁达夫的小说、汪静之的诗受到种种攻击时，周作人都仗义执言，予以保护。他对李金发的诗独具慧眼，决非偶然。但李金发的这篇《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主要是用来批判周作人的失足的，认为周的投敌行为，“贻羞吾国文化人”。至于我那位朋友所说的话，大概是李金发说“十九岁就离开中国学校，以后便没有机会读中国书籍”这句话加油加酱衍发开来的。李金发少年即在香港读书，以后出国，又是学美术雕塑的，用汉文写诗确有点“半路出家”，但只要读一读我上面所引那三小段文字，就可见他驾驭汉文的能力了，决无“不能驾驭”的事。那么他的似通非通的诗句，非不能也，而是他有意追求的。这样说来，他倒真是我国现代朦胧诗的祖师爷了。
在《异国情调》这本集子里，还有一篇吸引人的文章，那就是《我名字的来源》。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在巴黎大病一场。“那天大热大泻，昏昏迷迷，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我遨游空中，自己好像身轻如羽，两脚一拨，即在空气中前进数丈。这样的梦，继续了好几天，一直到病好为止。我后来觉得这次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好几次将金发做写文章的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这位金发女神不知是否就是诗神，因为李金发在这场病后，就诗兴大发，诗作源源不断，《微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