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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联合，从而明确大学在企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
战后日本独特的社会背景出发，明确大学在技术引进以及技术的传播与改良中所发挥的枢纽
作用；第二，明确大学科研人员作为企业技术指导员的作用；第三，明确大学为企业量身订
制所需人才等方面的一些举措。
1．技术引进的促成者以及人际关系枢纽的作用
战后的日本企业，为了快速复兴经济，缩短与欧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最为快捷可行同时
也最为经济的做法就是技术引进。战后，不仅仅是日本，欧洲诸国与亚洲诸国也为了从美国
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引进成功并且带来相应效益的只有日本。中山
（1995）认为，日本技术引进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日本得天独厚地拥有早在明治时
期就建立起来的产学联合体系。
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大学主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首先，大学的研究
人员作为新技术的发现者、传播者与改良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研究人员作为企
业的技术咨询员，对外国先进的技术具有独特的理解力，便于发现适合于企业的技术，并且
向企业进行介绍和说明。甚至可以根据国内产业与企业的需要对导入的技术进行加工与改良，
并对企业进行相应的技术指导。这方面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NC旋盘的导入。1950年代初
期，美国人发明了NC旋盘，并且把有关这一技术的学术报告提交到了MIT。当时在美国大学
任教的日本教授发现了这一技术，把它带回日本并且在自动制御研究会上作了介绍。以此为
契机，有关NC旋盘的情报在当时属于同一研究会的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通产省机械技
术研究所以及企业的研究人员之间得以快速传播，后来经过富士通、牧野、日立等企业的共
同研究开发，NC旋盘于1966年正式投入市场，富士通还专门为此成立了分公司进行经营。
就如NC旋盘的例子一样，在促成技术引进方面，产学双方共同参加的研修会、学会以及
各种公开讲座等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还有，由企业界举办的各种技术讲座以及通产省为扩大
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所组织的研究工会等方式中，作为协调人员与组织者，超越了个别企业
利益关系的大学研究人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大学在企业的技术引进过程中所发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导入的技术与企业的审查
和配对工作。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为了节省有限的外币储备，1949年的《外国货币以及外
国贸易管理法》与1950年的《外资法》规定，民间企业如果想要从国外引进技术，首先必须
向政府进行申请并且得到了外资审议会的许可才可以进行。对企业的申请所进行的审查工作，
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大学的研究人员担当的。任用大学研究人员担当审查任务的很大一个理由
就是，由于政府官僚的判断失误导致了很多的失败。比如，当索尼申请引进半导体技术时，
通产省的官僚却认为，刚刚成立的索尼公司没有引进的能力，从而导致该技术的引进被拖延
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大学研究人员被任命为审查人员。因为相对于政府
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大学研究人员能够更为准确的判断出，什么样的技术最为紧缺最适合
导入，哪个企业最适合导入技术。
在产与学互相联合的技术引进方式中，大学所发挥的如上所述的两种典型的作用，早在
明治时期的技术引进初期就已经形成，并一直沿袭到二战以后。在明治时期，西洋的技术首
先被引进到国立大学、专门学校与国公立研究所等政府公共机关。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改
良与加工以后，再转移到企业，投入生产。大学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大
学研究者在长年的教育与研究活动中，通过各种学术活动与各界的研究者进行广泛的交流，
而且因为曾经接受过他们指导的毕业生遍布各种各样的机构，所以哪个领域，哪位研究者，
拥有什么程度的知识与技术，各种研究开发项目中所需要的人才与技术都分别分布在什么机
构，大学研究者都有更为清楚的了解。加上大学研究者没有盈利目的，在众多的企业之间能
够以中立的立场进行交涉，所以容易得到企业的信赖，各种情报也容易入手，而且容易促成
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
如上所述，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大学研究人员由于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地位，在发现
技术、改良技术、促成技术引进等方面，充分发挥产与学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枢纽作
用，在导入技术与导入企业之间的审查、取舍、配对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2．企业的技术指导员的作用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大约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企业研究环境的好转，在企业内部
兴起了设立中央研究所的风潮，有的企业甚至断言，大学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企业研究环境的改善，反而凸现了企业在研究开发体制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缺陷，那就是优秀的研究人员的不足以及基础研究环节的薄弱。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
又不得不求助于大学，不得不与大学建立紧密协作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
因。
第一，虽然当时的企业在研究人员数量以及研究设备与预算等方面要远远优于大学，但
是当时企业的研究开发体制，根本不适合基础研究的进行，而且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所
占的比率也非常低，只占企业研究费用总数的10％左右。而且，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所谓的基础
研究，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可以说几乎没有对企业的生产起到什么直接的作用。虽然很多
企业都有了自己的中央研究所，但是每当经济稍微有些不景气时，首先要削减的就是研究所
的预算。
还有，当时的中央研究所，基本上都是把制造工厂的研究开发部门综合在一起成立起来
的，它们基本的使命就是技术引进和改良。而且由于它们起源于生产制造部门，所以它们的
构造也都与生产制造部门非常的相似，并且也与生产制造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直接为其服务。
这就意味着研究所非常容易被生产制造部门的短期的技术需求所左右而丧失研究所本来应该
具有的长远目标。
企业虽然有了优越的研究环境，但是却不得不依赖大学的第二个理由就是， 在基础性的、
独创性的研究的进行中，企业遇到了“人与组织”方面的障碍，压抑了研究人员的创造性与
研究能力。就象星野（1966）所主张的一样，“科学与技术的实质性的发展，资金与物质只是
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优秀的人才与合理的组织结构。如果缺少了人才
以及合理的组织结构，不管进行多大的投资，科学与技术都不可能得到预期的发展效果。”
而当时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却恰恰背上了组织结构不合理的包袱。各个部门的领
导，既是管理者同时又是研究指导者，既要负责日常的管理业务，又要负责研究开发管理业
务。而且，由于当时的论资排辈制度，即使没有突出的研究开发能力，只要有了足够的学历
与工龄，就可以坐上领导的位子。这种方式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研究人员丧失创造性与
进取精神，干部丧失研究指导的能力，最终导致研究开发部门有形无实。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企业主要从两个方面利用大学的存在。第一个方面就是人才的获得。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挖取大学教师等研究人员。其次就是争先获取优秀毕业生。为此，在产学
联合被危言耸听的时代，企业只有与大学建立某种非正式的而且长期安定的协作关系，比如
向大学提供奖学金或者人力物力方面的资助，才能优先获得优秀的人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
获得为本企业量身定做的人才。
第二种代表性的做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从大学获得技术指导。首先最为普遍的
做法就是大学研究人员深入企业内部进行实地指导，或者在自己的讲座接收企业的工作人员，
对其进行培养。当然，共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还有，相对于欧美企业，日本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所属于各种学术团体的比率要
高的多，而且参加各种学会、公开演讲以及研究协会的频率也比欧美企业高（Westney &
Sakakibara；1985）。日本企业把这些学术性的活动作为自己获取情报，与企业建立人际关系
的源头。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在这些场合，作为人际关系枢纽的大学研究者的作用至关重
要。比如造船业，当6万吨以上的超级货轮对溶接、铸造等各方面提出技术飞跃的要求时，
为了尽早地开发新技术，由造船公司、船主、学术机关以及政府首先成立了技术交流的平台
—日本船舶建造协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技术难关被攻破，新技术的实用化取得成功，
而大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人才培养以及提供教育的作用
毋庸置疑，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人才，提供教育。但是，战后的日本大学更为
贴近企业的需求，在招生计划，学科配置，教育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及时有
效地满足了企业技术发展的要求。
在战后物资极度贫乏的时期，为了尽快地满足“大量消费”型的市场需求，企业必须营
造快速高效的“大量生产”的构造。所以，以技术引进以为重心的企业，为了节省有限的资
源，不得不在对技术进行彻底分工的基础上，把分工以后变得简单的单纯性的工作交给工人。
这样一来，人才不足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1950年代逐渐台头的终身雇用制以及一揽子采用
制度就是为了克服人才不足现象的典型做法。比如终身雇用制首先从条件优越的大企业兴起，
目的就是吸引并且留住优秀人才。
人才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了两个方面。首先是“量的不足”，尤其是理工科尤为明显。科学
技术会议在1960年的政府报告中，推算在以后10年中，单是理工科就将要产生61万人的缺
口，呼吁大学扩大招生。人才不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质的不足”，也就是说具有创新能力的
优秀的研究人员的不足。星野（1966）认为，这是战后技术引进体制的必然产物，是最为当
务之急的问题。
为了配合企业快速解决人才不足的难题，大学首先采取了扩招尤其是理工科学生扩招对
策。根据政府1957年发表的《科学技术者养成扩充计划》，在此后的3年之中理工科计划扩
招8；000人。在此基础上，政府又于1960年发布《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计划到1967年为止
扩招16；000人。实际上，大学在1961年到1964年的短短4年之中就超额完成了增员计划，
总共实现了20；000人的增员，产业界的人才紧缺状况也基本得到了缓解。
除了向社会直接输送人才，大学还采取了多种方式逐步完善后期中等教育。比如，1975
年成立的专修学校制度， 1981年设立的放送大学学园以及此后成立的技术科技大学和教育大
学等教育机构，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后期中等教育的多样化，以便快速多样的满足来自企业
的多种多样的对技术以及对人才的需求。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硬件设备以及人才储备都
基本完善的企业中央研究所逐步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日本开始步入领先世界潮流的经济
盛世。
结语
如上所述，二战以后的日本，无论是法律条文、国民的意识形态，还是整个国家的研究
开发体制的构成，都非常不利于产学联合的进行，而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以及研究环境的完
善，给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也带来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好像企业已经不再需要产学联合似地。
然而，只配备有硬件设备的企业，无论是在高级技术人才方面还是在从事大量生产的普通工
人方面都凸现出严重的不足，作为当时企业首要任务的技术引进，无论是技术的寻找配对还
是对技术的改良与融合，都离不开大学的指导以及大学作为枢纽在产官学之间的周旋和融通。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研究环境急速恶化的大学，如果离开了来自企业的资金支
援以及企业所提供的设备利用等方面的方便，在很多方面根本就无法进行研究。所以，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与大学只有通过非正式的、隐蔽的渠道，互相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满足
自己的要求。
这种来自产学双方的对产学联合的极度渴望，在当时并不乐观的社会环境下，造就了战
后产学之间隐蔽性的、互帮互助的、独特的产学联合方式。与二战后同是从废墟中起步的其
他亚欧国家相比，日本之所以能够领先崛起，踏上科学技术领航者的地位，可以说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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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惠贤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李宏舟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
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魏全平）
池田大作的亚太区域合作观*
刘少华
内容提要：池田大作的亚太区域合作观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前瞻性。其构建框架包括三
个方面：亚太的崛起和亚太区域合作浪潮的出现为其形成背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
加速推进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是其基础和思路；以中日友好与合作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建
立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多层次合作体系，加强文化教育交流，建立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是其主
要内容。
关键词：池田大作 亚太区域合作
一、 池田大作亚太区域合作观的形成背景
池田大作亚太区域合作观形成的背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亚太各国政治、经济的
发展，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显著增强；其二是
亚太区域合作浪潮的兴起和发展。
亚太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里有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亚太各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亚太的崛起，
亚太地区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作用与影响明显增强，亚太地区成为亚太各国国家利益
分布的主要区域。
随着二战后亚太各国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太地区走向崛起。亚太
的崛起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这种影
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打破了世界传统的五大中心学说：西方经济增长和主要动力中心
说、现代化西化说、欧洲战略中心说、发达国家中心说、西方文明中心说。这五个中心看起
来很相似，而且互相重叠、互相关联，但五者间有一定区别，内涵与外延均有不同。第一个
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