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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着自豪，血管里涨满着无法抑制的激情，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父母遗传给我的，他们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使我极力想要效仿。就像当时那副最最流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然而，这突然降临的激情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跟在舅妈的身后慢慢地走回家，舅妈那逼近我的脸庞，那湿热的紧抓着我的手臂，和那近乎咬牙切齿的声音，把我从狂热中拉了出来，她把一桶冰冷的水从头顶灌下，让我想到了我真实的处境。
——母亲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了。
事实上，从春天开始，家里就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母亲一回家常常关在房间里和父亲低声交谈，看见我们进来谈话就停止了。那段时间，母亲和父亲还不断地接到老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些怪，脸上的表情多半是严肃和不安的，接完电话也总要关上门谈论很久。
我没有心情过多地注意他们，我当时还在为自己的升学问题而苦闷。
五月下旬，母亲作为北京工业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参加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李雪峰、吴德主持，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搞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离开了北京，刘少奇要派工作组，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文件时而理解时而糊涂。最初，母亲还尽量保持着和学校的联系，并按以往的经验不断地提醒党员和干部不要犯错误，但很快就听说学校已经大乱。会议正开着，有几个学校的领导就被揪回去批判斗争，他们从学校跑回北京饭店在会议上大哭，参加会议的人都惶惶然不知所以！
据母亲说，开始上面的口气还是相信大家的，让大家沉住气，先住在饭店里继续开会，实际上是为了暂时躲避群众的追逐。但会议拖到六月末就再也坚持不住了，散会时，吴德在大会上宣布：我们也不知道到会的哪个是走资派，哪个不是走资派，你们回去由群众处理吧！
母亲回到了家里。那时，批斗走资派的烈火还没有烧到国家机关，但在大中学校已经势不可挡。她的老朋友打电话来为她担心，要她先设法躲一躲。她心里虽然很不安，但对形势的估计却没有那么严重。她是个以工作为重的女人，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了对学生的培养上，她一向以此为傲，在学校里威信也很高，她不相信她的学生会对她作出无理的举动，至于别的学校的领导，她觉得一定是他们平时工作中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惹恼了群众。
她只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拎了包直奔学校。
那天，母亲回来得很晚。推门进来的时候，好像是回来了一个幽灵。她神情沮丧目光发直，扔下包，一声不响地躺倒在床上，过了很久，才从紧闭的门缝里传出低声的饮泣。我紧张极了，从记事起，从未见到母亲哭过，我知道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事情不好，没有人敢问，舅妈默默地端出为她留着的饭菜。后来，从她和父亲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才知道，学校里迎接她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校门口到操场，从教学楼到办公室，门上、墙上、地上、窗户上，她一进去就被包围了起来……
那以后的几天，母亲每次回来的样子都很惨，她极力地躲避着我们，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狼狈的样子。可我每次都非常紧张地等着她进门，盯着她看，想要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深夜，田伯伯来了，他们在屋里谈了很久。田伯伯和李阿姨夫妇是母亲在延安时最好的朋友，他们在老朋友中间也很有威望和影响，我听到田伯伯说，他和李阿姨要到学校去找工作组谈话。临走时，田伯伯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嘱咐我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点头称是，那时我正伏在桌前抄写一份声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田伯伯的到来使我感到母亲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的。
过后，李阿姨果然拖着病痛的身体和田伯伯一起到了学校，他们找到工作组的负责人谈话，告诉他们，母亲不可能是坏人，要他们注意政策。据说工作组的负责人也是一位老同志，他表示了同情。
然而，没有多久，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就被指责为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在一片讨伐声中，母亲学校的工作组仓皇撤离了，母亲陷入了更加猛烈的被批斗中。不久前还在为保护朋友仗义执言的田伯伯和李阿姨也都自身难保了。
一天早晨，母亲把姐姐叫到跟前，把她戴在手上的一块进口手表交给了姐姐，换上了姐姐一直都不满意的一块旧表，她穿上一身很旧的衣服，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她……
其实，当我每日游走在大字报的树林里时，当我跟在批斗的队伍后面奔跑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些事情，它们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尽可能地回避，尽可能地用狂热把它们挤走，我在混乱和害怕中心怀侥幸，希望这些事情在我的同学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过去。
我不能相信那些关于揭发母亲的话。从记事起，我所看到的母亲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工作的人。她平时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很少对同样承担着工作重担的父亲给予关注，我们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能够得到母亲的细心呵护，为此我很感不满。别的女孩总有花衣服穿，母亲一方面顾不上，一方面对女孩子的打扮很不以为然，她总是到了临近除夕才匆匆挤出一点时间到百货大楼买件衣服对付我，样式也常常是不男不女。刚上小学时，别的同学常有家长接送，负责接送我的却永远是保姆，只有我加入少先队的那个“六一”节，我意外地发现母亲等在学校门口，她因为我的人队送给我一个玩具钢琴，让我高兴了好久。有的时候，她也带我到她的学校去玩，但常常是进了办公室就把我丢在一旁忙自己的工作去了。一个周末，她加班到很晚，才想起早已困得睡倒在沙发里的我。学校的司机早就回家了，眼看末班车就赶不上，她急忙拉起我往外跑，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在马路上，一不留神，被一根斜在阴影里用来固定电线杆子的粗大铁丝绊倒，连人带东西摔出去很远，她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才找到眼镜，回到家里我们发现自己的胳膊腿都摔得鲜血淋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跟她到学校去了。
我无法想象母亲会是一个坏人。
然而，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却不断地证明着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坏。大字报和传单贴到了父亲办公的地方，贴到了我们住的院子里，贴到了姐姐上高中的学校。或许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不值得花费气力跑到一个小学校去贴大字报，贴到我们住的地方就足够了。来了好多人、把家里翻了一遍，把很多东西弄走。其实在此之前，做事一向谨慎小心的父亲已经对家里进行了清理，他从参加“四清”的上海回北京，正赶上“破四旧”，他把家里的一些书处理了，把母亲收藏的字画烧了。母亲早年参加革命，祖上的古董字画一幅也没有，有的只是解放后一些名家的赠送，连这些父亲也没有敢留。还有他和母亲过去的笔记，我不止一次好奇地偷偷翻看过的他们在延安的日记、通信，还有母亲为数不多的为了应酬场面穿的好衣服……在销毁一双别人送给母亲的高跟鞋时（母亲对女人穿高跟鞋视同于女人裹小脚嗤之以鼻，那鞋一次也没穿过）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那鞋跟的质量绝不同于一般，父亲剪子、刀子、斧子都用上了，才算解决了问题。即使是这样，父亲的行为也还是不彻底，许多被称之为罪证的东西被一包包地装走，家里的电话被拆了，楼上的房子被收走，父母的工资停发，好在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扫地出门，舅妈每天匍匐着身子，一动不动地伏在窗台上，希望看到母亲回家。
尽管我不愿承认，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同学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没有人来邀我一起上学校，没有人来找我玩，更没有一个组织肯接纳我。当往日的伙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的时候，只要我走近，她们立刻沉默，用一种冷漠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就散了。我尽量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察觉，我极力地想要参加大家的活动，甚至厚着脸皮固执地跟在她们身后搭腔，但结果常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得老远。我终于明白了在同伴们的眼里，我已经成了另一种人。是什么呢，我也想不清楚，那种从“红五类”到“狗崽子”从“好汉”到“混蛋”的落差实在太大，我不明白，我只是知道，在我的心里，我依然那么诚恳地想要加入到一个集体中去，在那个年代里，集体永远比个人重要百倍，我和许多成人一样惧怕被集体抛弃，害怕孤独。
一天，姐姐对我说：我们应该到学校去给妈妈送东西。说这话时，她健康红润的脸庞上闪动着坚定的神情。
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原本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运动初起时还很活跃，后来因为母亲的缘故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还一次次地接到母亲学校的勒令，要她在规定的时间去参加母亲的批斗会，她始终拒绝参加。她说要去学校送东西，我感到很不安，但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姐姐已经成了我唯一可以信赖的支柱，再说我的确很惦记母亲。
我俩拎了舅妈收拾的一个小包，乘车到了学校。
那里已经不是我曾经来过的地方。一进门，满眼只看见道路两旁贴着的大字报、写在长长的横幅上的标语，我低着头，躲避着那些刺眼的打着叉叉的母亲的名字，生怕有人会认出我来，尽管以前他们看到我总是那么热情，不断地拿出各种好东西和我玩，我想象不出，现在他们看到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关押着母亲的院子。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激烈地谈论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他们立刻沉默下来，都不说话，但盯着我们的目光流露出一种敌意。
姐姐把东西交给为首的一个人，那人在包里翻着，看见有香肠，立刻喊了起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旧社会劳动人民吃得上吗？！
姐姐说：这不是新社会吗？
那人瞪了姐姐一眼不说话了。
姐姐提出要收条，为首的那人感到有些惊讶，张口要说话又忍住了，他扔过一张纸要姐姐清点东西。姐姐一样一样把带来的东西都写在纸上，那人把东西和纸条交给了身旁的一个矮个子，矮个子走了出去，一会就回来了，把那张纸条扔到我们的面前。在姐姐写的清单旁母亲写了三个字：收到了。
母亲的字迹一向漂亮有风度，可这三个字歪歪扭扭，很大，很潦草，看得出是抖着手写的，那张刚刚还是整洁的纸，也变得很脏揉成一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关在这院子的哪个屋子里，却不让我们见面，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一种不祥的念头浮现在我的心里，我喉头发紧，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就在我们转身快要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忽然颤抖地大声说了一句：“希望你们好好调查！”
一句话，好像是一根导火索引发了一堆炮弹，屋子里那些原本阴沉沉地盯着我们的人都嗷的一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没调查！你污蔑革命群众……一时间，喊声叫声响成一片，七八张脸对着我们，七八张嘴同时张合，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在嚷些什么。
姐姐把我拉向身后，使劲喊着：你们想干什么！她还小她不懂事！毛主席说的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告诉你们，你们的母亲是坏蛋！是黑帮分子！是……”为首的那个人逼了过来，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围了上来，我们在他们的步步紧逼下退到了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一下子出现了很多人，还有人不断地从别的屋子里跑出来，密密麻麻地把我们包围在中间。
“狗崽子，还敢顶撞革命群众！”
“就是她，叫她参加批斗会她不来，人还挺厉害！”有人指着姐姐喊。
“把她们扣起来！”
“别让她们走！”
他们喊着叫着，有人推搡着我们，还有人向我们扔东西。
姐姐被激怒了，她毫不示弱地和他们辩论，沉着又强硬地应对着周围的谩骂和指责，她倔强刚烈的性格和出色的辩论能力再一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嘴里骂着难听的话，手里挥舞着棍棒冲向我们。我在混乱中无助地被推来搡去，脸上流着眼泪，索性哭出了声。我的确害怕极了，从他们对我们的疯狂中我有种感觉，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母亲撕碎、踏烂，可我的母亲她是坏人吗？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眼泪就流得更厉害了。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姐姐拉着，跌跌撞撞地冲出人群，冲出院子的。
我们走得很快，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路上的人先是奇怪地观看，弄明白后又有人不断地加入进来，长长的一群人在校园里形成了一支队伍，斥责声、叫骂声、口号声不断地从这支队伍中发出来，追逐着我们。那情景就像不久前的那个早上，游荡在宿舍大院里的那支批斗队伍，那时候我还疯狂地跟在人们后面奔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被追打的对象。姐姐很顽强，她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疾步行走，一边还不忘记回过头来还击他们，后面的人追得更紧了，斥骂声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走出校门很远，我发现我还在流泪。
那天夜里，我一直处在惊恐中，好几次从梦中惊醒，坐起来大声喊叫。舅妈一边安慰我，一边发誓赌咒地说以后再也不让我去送东西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行为终究还是惹恼了他们。第二天，母亲被人押着回了家。
是接近中午的时候，门被猛烈地推开了，好多天不见的母亲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她就被推到毛主席像前请罪。
母亲还穿着离家时的那身旧衣服，人消瘦了许多，头发全白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使她显出惊人的憔悴和衰老。她佝偻着腰站在那里，最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押她的人大声吼叫让她声音大些，她提高了嗓门说：我有罪，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学生，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完了，她依然低垂着头。
一个人向母亲叫道：
说，你是不是黑帮分子！
是。
你是不是压制革命小将反对文化革命！
是。
你是不是牛鬼蛇神！
母亲停顿了一下，有人上来猛地踢了她脚。
是……
押着她的两个女人望着我们，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神情。他们是来显示自己的胜利的，是要我们亲眼看到母亲被羞辱的样子，还要证明不是他们冤枉母亲，母亲本来就是一个牛鬼蛇神。
母亲被他们扭转过身来，看到我们时，眼神是那样的悲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那种表情。往日里的清高和精干没有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衰弱无力的老太太。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中混乱一片。我不能相信母亲所说的话是真的，多少天来一直让我苦恼和害怕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答案吗？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说的话，我的心好像被捅了一个很大的黑洞，整个人都在往下坠落。有种声音在我耳边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我的脸涨红了，一种罪恶感蚕食着我的心。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他们凶狠地推着母亲，用脚踢母亲，我立即又想到，是他们逼迫母亲这样说的，母亲完全是被迫的，那一刻，愤怒又升了上来，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这时候，母亲又说话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姐姐正躺在床上看书，即使是母亲向毛主席请罪的时候，她也始终沉默着躺在那里不起来。
母亲望着姐姐说：快起来，要有礼貌。
姐姐不动。
那些人冲着母亲叫道：
快看看你的孩子吧！她就是这样对待文化革命，对待革命群众的！
母亲急了，她忽然大声冲姐姐喊道：起来，要有礼貌！不要这样——
那喊叫是尖厉的，好像是从憋闷了很久的胸口喷出，变成了一声凄厉的长啸，压倒了所有的声音，也刺穿了我的心。很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知道母亲之所以这样做是怕我们吃亏。但那时候，我还太小，完全理解不了母亲的心情，我被她的喊叫惊呆了，我望着母亲，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朝我们大声喊叫，我觉得母亲的喊叫是因为她自己心里有愧，是因为惧怕那些押着她的人，是为了她自己……我的防线被彻底击破了，很多天来压抑在心里的屈辱和委屈涌上心头，我突然发疯似地倒在床上，踹着双脚大声喊道：
走，走！你们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