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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作任务。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月24日晚9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月25日至28日、3月1、2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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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在1926年10月10日，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攻占的。武汉大捷使一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振奋。同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电汪精卫，要求他即日由欧洲返回国内，销假视事。11月，鲍罗廷、宋庆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正式办公。但是，曾经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广州迁往武汉的谭延辏Вü裾飨⒄啪步ü竦持谐；岽飨⒄倏街醒胝位嵋榱偈被嵋椋米跃龆ü裾椭醒氲巢扛那ㄋ刂频哪喜Ｎ浜旱墓膊橙恕⒐竦匙笈珊腿嗣袢褐谕槭男芯督辛思峋龆氛蛊涓那ㄒ跄蔽茨艿贸选�2月21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月上旬，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Ш鸵徊糠种醒胛庇赡喜酱镂浜骸�
1927年3月间，当瞿秋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第一次来武汉已经整整过去十个年头了。旧地重游，时势剧变，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为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所在地，武汉俨然成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启程返国的“左派”领袖，文质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卫和他的拥护者们，似乎与长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尖锐的对垒，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也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将在这里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先期到达这里，为的是就地参予指导五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约在4月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中，也潜伏着危机。暗里明里的反动派，集中而猖狂地攻击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打击这股反动的逆流，于1927年初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报告只在《向导》刊出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到达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钦佩和赞同，并为其被停发表而感到气愤。4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给共产党办的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广为传播。书名改称《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4月11日深夜，瞿秋白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他写道：
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当皇帝。……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人说的话！
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事实雄辩的证明，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的一栋二层楼房内，楼下是中宣部机关，楼上就住着瞿秋白。他除了负责中央的工作、主持宣传部外，还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工作非常紧张。他到军校讲课时，不得不穿上军服，但回来马上就脱掉，依然是文人风度。这时，正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不时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来。瞿秋白敬佩郭沫若，说他敢于当面拂逆蒋介石，有一种四川人豪放不羁的气概，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4月初，中共中央派沈雁冰接替高语罕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报社社长董必武，总经理毛泽民，而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除一人是国民党左派，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报纸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也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的。因此，沈雁冰就去找瞿秋白。沈雁冰后来回忆这次相见的情形时说：“我们已有几个月不见面了，不免倾谈一番各自的经历和感受。他精神烁烁，但头发却留得很长，大概没有时间理发。他听说我要编汉口《民国日报》，就说，当前的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说《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很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他对蒋介石的反动很忧虑，说此人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果然不出秋白所料，没有过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身在上海的杨之华，在上海总工会以非凡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她与瞿秋白保持着书信联系，时常写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形。瞿秋白写信要她谨慎地工作，并指出，革命前途远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4月13日，蒋介石的军队在宝山路屠杀举行抗议示威的工人群众时，杨之华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在前一天，即4月12日晚上，她接到中央从武汉拍来的电报，要她立即动身到武汉，并且收到了一张长江轮船的船票。杨之华于13日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瞿秋白见到杨之华，愉快地对她说：“我们离别一个月，革命的进展比一年还快！”他取出三个文件交给杨之华。三个文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手稿和《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手稿。瞿秋白对杨之华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难道他们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分开了一个月，却象每天还在一起，除开不断的通信以外，他们的心灵始终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了。这两个青年革命家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业第一的崇高信念上的。奔波，离索，甚至随时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牺牲，都不能够迫使他们离开斗争和事业，那怕是后退半步。他们的每一次重逢，又成为新的奋斗的起点。
“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随着革命的深入，武汉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群众革命运动，还在继续高涨。4月中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工会组织猛烈发展；武汉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4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武汉政府处于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包围，经济和财政面临严重危机。除了进行内部的斗争外，必须设法打出去，发展革命势力，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日出师北伐。6月初，唐生智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
武汉政府的正确的战略，应是周恩来、瞿秋白建议的东征讨蒋，而不是北伐。东征讨蒋之策不被采纳，危害甚大，它使蒋介石得以免除西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江北，占据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胁，巩固了南京政权。而南京蒋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加紧对武汉的经济封锁，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策动军事叛乱，促使汪精卫由动摇走向反动，并影响和拉拢冯玉祥，最终造成蒋汪冯合流，一齐扑灭革命力量。
这时，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为了有准备地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从1927年2月开始，瞿秋白带病整理了他从1923年到1926年间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和一部分文艺杂著，共约130篇，编成《瞿秋白论文集》，内分八类：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国；买办阶级之统治；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赤化漫谈。这是对四年来理论工作的自我回顾。在回顾和总结了过去理论工作的基础上，瞿秋白开始撰写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全文约七万六千字，然后携往武汉，油印成册，准备提交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1927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到3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4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4月4日到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等。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决定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第五次代表大会准备文件，并通过了各委员会的主持人：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这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居然在蒋介石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严峻时刻，于4月5日同从国外返抵上海的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涂脂抹粉，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当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之前，蒋介石已经在4月12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了。上海屠杀发生后，在一次有罗易、维金斯基和张国焘参加的会谈中，瞿秋白以愤怒的语气，指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的党组织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是被人（指维金斯基）掩盖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也联带指责了维金斯基。在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一大批同志开始认识到中央领导上的右倾错误，并开始要求改变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
4月中旬，陈独秀抵达汉口。下旬，中央召开预备会议，就第五次代表大会日程、报告和会务机构等进行讨论。在讨论党的工作总结时，对中山舰事件、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等重大事件中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争论。陈独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盛气凌人，训斥别人。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指陈独秀）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因此，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与右倾错误进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预备会议没有结果，瞿秋白心情很沉重。他预感到问题不易解决，但这一场斗争必须坚持到底。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
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①
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17—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