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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6月14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7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月13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日占领汀泗桥，19日进至武昌附近，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夏斗寅叛乱发生的第二天，5月14日，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危险，指出：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业者，中国无产阶级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又具体指出：我们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作社，组织雇用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探讨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瞿秋白的这些意见，无疑对农村革命中纠正“左”的偏向，也是适用的。但在当时党内右倾错误逐渐占据全党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纠“左”往往纠得“过正”，又右了起来，更加助长了党内的右倾错误。
当时，党内在阶级关系和革命营垒的分析上，也存在着“左”右摇摆的问题。“左”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等同看待。其实，蒋介石已是豪绅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右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实际上也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始而目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卫叛变后又说小资产阶级也完全叛变了革命。这些失误，都反映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当然也有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指导这个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幼稚。
瞿秋白比较早地指出蒋介石新右派新军阀是代表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但是在阶级分析上，直到马日事变前，仍然存在上述的失误和缺点。五大以后，夏斗寅叛乱的第二天，他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指出：“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他是渐渐地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对于第三营垒，无产阶级不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而应进行具体分析，尽可能地加以争取和分化。他说：我们应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李济琛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石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分化资产阶级营垒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一没有自己的军队，二没有自己的政权，毫无实力做后盾，这种分化工作是无法奏效甚至无法进行了。
夏斗寅叛变刚刚被击溃，5月21日又发生马日事变，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进行血腥的屠杀，摧残革命运动。二十天内，长沙一带被杀害的农民就有一万多人。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赴湘查办受阻，半途折回。武汉政府又派唐生智回湘处理事变。唐一面为许克祥辩解，一面攻击农民运动，实际上起了鼓动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进攻的作用。5月29日后，江西省长朱培德下令将在江西和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湘鄂赣三省的土豪劣绅向革命群众疯狂反扑。
形势的逆转，仍然无法使陈独秀清醒，他依旧对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抱有极大的幻想，处处退让妥协，企图拉住国民党。五大的决议早已抛到脑后去了。瞿秋白后来说：“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进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鲁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①，“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他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他动摇于鲍鲁之间；又因为他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②鲁易这个人，看起来似乎很有一套革命的理论，摆一副左的架势，其实只知道背诵一些现成的教条，指手划脚，空谈误事。瞿秋白说：鲁易的“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面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③。他想挟持汪精卫以改组武汉国民党的军队，对汪抱极大幻想，以至于6月1日将共产国际的秘密训令拿给汪看。这个训令，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反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①②③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0页，102页，107页。
6月5日，汪精卫解除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顾问职务。6月10日，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酝酿了武汉的“分共”和蒋汪的合流。19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冯蒋共同对奉系军阀作战，并由冯电促武汉政府反共，要求汪蒋合作。随后，冯在他的军队中和他所管辖的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离军和出境。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的幻想，也破灭了。但是，为了讨好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仍然以压制工农运动、屈从汪精卫为工作指导方针。6月28日，中共中央借口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29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布了反共训令，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为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中央委员恽代英问陈：“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①瞿秋白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发言反对陈独秀扣压共产国际紧急指示，并宣读共青团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陈独秀从手中夺过宣言稿，甩在脚下践踏②。会议通过的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十一条政纲，是一个集右倾机会主义大成的投降纲领。政纲中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运动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③。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革命力量出路问题。陈独秀认为当兵最好；毛泽东、蔡和森则主张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是，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变的方针时，仍然一致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然而，种种退让，都不能拉住汪精卫，而是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15日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了革命。26日，免去各机关中共党员的职务。不久，就在武汉地区疯狂地进行大屠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7页。
②一说在6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此据李维汉、杨之华的回忆。
③《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与其他同志一道，向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党的许多领导人，还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清算机会主义。对此，瞿秋白后来回顾说：“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说他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有错误，但是我可说是有不同意见的”①。又说：“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了一顿散场”②。
瞿秋白事后总结这一段经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他说：“秋白在土地问题上，自始即未讲清楚。五次大会前，秋白对土地问题，曾：（1）力争土地国有党纲要求的确定；（2）行动政纲策略上也主张全部没收而以对某些限度以下之小地主（各省应有不同），由政府给以一种无本的债券，按减租后租价由政府酌给一定利息。……土地问题大委员会中（第五次大会的）述之同志说‘今天有人主张全部没收土地的，那是非常不行的主张’，于是秋白更不作声了。”③“初讨论北伐时，秋白主张经过南京而北伐。这时，我的理由是两种任务的兼顾：一是继续反对北洋军阀贵族买办的任务，一是击散民族资产阶级反动中心的任务。五次大会后我还有几天主张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第五次大会后，第一次《向导》付印时，正值汉阳没收工厂的事发生，秋白主张赞助工人及汉阳县党部办法，并叫许白昊同志收集这问题的材料，批评孙科等之赞助反动派。但是这一文稿，因中央反对未登载。夏斗寅事变后，鲁易拟出向‘中等阶级，解释的宣言，秋白在会上便问：‘是否工农小资产阶级还不够，还要扩大联盟？’鲁易说是的，秋白便只怀疑。”④“马变问题发生，秋白主张利用唐生智尚须标榜三大政策的弱点，宣传上行动上都要进攻。对湖北反动尤须进攻。秋白曾到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同志的会，也是主张进攻。秋白当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承认‘静候解决’，是要进攻。……代英说，秋白与中央不一致。但是秋白又知道如何‘进攻’呢？除马变问题第二次讨论时，曾经反对‘围困长沙’或‘随便乱动’的主张，而主张群众暴动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外，什么积极办法也没有。”⑤
①瞿秋白在六大的报告。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④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无私无畏，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长处，也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弱点。这一段引文，令人信服地承认，瞿秋白的确是这样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迂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