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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原来是鲁迅来了。
鲁迅站在房门口，那么高兴，笑呵呵的对杨之华说：“你不是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大先生的脚步这次走得特别有力，还以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给你猜不出的。”说完哈哈大笑。连站在他身后的女房东也听得笑了。
鲁迅坐在椅中安详地吸烟。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给鲁迅。鲁迅边看边陷入沉思，这样持续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话，都在激励和抚慰着他的心。他的眼睛环视着这小小斗室内的一桌一床，看到摆在地下的药罐，然后把目光移向杨之华和瞿秋白。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鼓励，又象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年7月10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妇逃难到此，鲁迅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二十元，都是支援的性质。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片刻，他说：“样子象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三 重返文学园地
十三 重返文学园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瞿秋白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以后，凭着他对人民大众的忠诚，不顾屈辱和病痛，自觉的主动的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工作。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深厚造诣和杰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向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文学园地，奋力耕耘了。
1931年2月7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似乎是双关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同时意味着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并带着歉意地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在信中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杂志”。过了一个多月，3月12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告诉他说：“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有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四马路文学。”因此，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马上希望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1931年到1933年，短短三年里，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反击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具体的、科学的进行了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文学以实际的指导。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的阶段，急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在《后记》中指出：这一本论文集，是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上的资料编译的。他说：恩格斯论巴尔札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都是最近发见的，这里包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艺应当怎么样”。这些评论文章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因而武装了左翼文艺阵营，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在介绍和评述现实主义时，瞿秋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既要有理想和热情，有倾向和目标，又要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造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性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瞿秋白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一些革命作家出于良好的愿望，力图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说教，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创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他们不赞成席勒化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因为席勒晚年的作品中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席勒只是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看不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作品里的英雄。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他们所说的“客观的现实主义”，就是象巴尔扎克那样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而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反动的保皇主义者，但他敢于正视本阶级的没落，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他的《人间喜剧》，（瞿秋白译作《人间滑稽戏》）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瞿秋白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评述，然后指出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写，显示了巨大的认识能力。其“真实描写”的特征和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是无论哪个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应当具备的。瞿秋白说：“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采取巴尔扎克等等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
这一时期，瞿秋白对于一些作品的评论，充分体现了上述理论的精神，把真实性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他称赞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一书，说：“事实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平心静气的纪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的凯旋歌。绥拉菲摩维支只不过说：哪！我们是怎么奋斗过来的。这就够了——这就可以了解：历史往那一方面走着”。①左翼作家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意图，不能靠空洞的说教来代替真实的描写；如果不是按照实际生活的规律，写出人物性格的必然逻辑来，文学就不能影响生活，产生革命教育意义。在评论《毁灭》时，瞿秋白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创作要写新人、新的英雄的问题。他说，这种新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出现。他明确指出：“这种新人，克服一切旧社会给他的遗传。自己和自己奋斗，严厉的肃清各种各色的颓废，消沉，留恋，自私，虚荣，麻木……谁领导着这种奋斗？是矿工，是雇农，尤其是大工业的工厂工人。是的，劳动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改造世界，去消灭敌人，这种巨大的战斗之中，他们同时改造着自己。”②1932年3月，瞿秋白读过茅盾的《三人行》，认为作者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它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成长和转变，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茅盾后来同意了瞿秋白的批评，认为《三人行》“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瞿秋白也以“真实”这个标准来评论作家。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所列鲁迅的精神有四点，第一点便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四点则是反虚伪的精神。瞿秋白说：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真实”，主要是指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的人生态度，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两者是相通的。③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327页。
③王铁仙：《瞿秋白论稿》。本章多处引用王著的研究成果，在作不出更确切的表述时，还借用了王著中的成文。
对于什么是真实，瞿秋白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和一般的事实当作真实。艺术的真实，应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指出，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秘书”，但并不是只记录一点事实，巴尔扎克在事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内幕，暴露社会生活的机械体。这是说，应从表面的生活现象深入下去，反映出社会的内部矛盾。除了学习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这一优点，还要超越它，即要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的文学成为更真实的、更有力量的文学。
瞿秋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文学理论，评论中国革命作家的文学作品的文章，特别是写于1932年4月以前的某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的“拉普”①派的某些影响。但是，对这个问题应作具体分析。1932年4月，瞿秋白为华汉（阳翰笙）的小说《地泉》所写的序文《革命的浪漫谛克》②，开头便以拉普派成员法捷耶夫《打倒席勒》一文中的文字为依据，批评《地泉》，得出了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的结论。他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也将浪漫主义说成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③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他的失误在于把《地泉》中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的空想和革命的狂热，把这种没有真实生命的，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把这种“革命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混淆起来了。就是说，当他使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拉普派的用语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也和拉普派一样无视艺术的特殊规律。相反，他一直强调革命作家不能为了政治而舍弃艺术，始终反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