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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
“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
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
（lum－pen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这一席饱含情感又富于理智的话，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对他的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家庭，以及对人生道路进行探索的总结。
他正是带着这一人生的“绝大的问题”，也带着这“一心苗的光焰”，告别故乡家园，告别逝去了的少年时代，开始了他冲破“万重疑网”，砸碎“心灵的监狱”的新的旅程。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常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三 苦闷，求索，斗争
三 苦闷，求索，斗争
武汉黄陂行
从常州到武汉，最方便的路线是由镇江过长江，从瓜洲渡口登轮，溯大江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省境，直抵汉口。瞿秋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瓜洲，是瞿秋白的旧游之地，风物依然，它只能引起几缕思乡的愁绪。船行的前一站码头是浦口，在浦口停留中，可以下船过江到南京一游。这时的南京，是直系军阀、长江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冯国璋驻节之地。冯国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争夺北洋政府的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宝座，这时已见分晓：10月30日北京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冯为副总统，11月8日冯在南京就职。南京城里，六朝的豪侈已经逝去，余下的只是破落和衰败。瞿秋白照例要到象征着“六朝金粉”的秦淮河走走。这时，秦淮河已是一道臭水沟，景况萧条：“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夫子庙旁边有一排茶楼，其中一家壁上挂着一副对联，联云：“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长圆”。尽管世道沧桑，有钱人对于饮食男女的欲望，却从不降低水准。大众生活每况愈下，官僚豪客们的奢靡腐化却是愈演愈烈。秦淮河上，征歌闹酒，天开不夜，正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上层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给瞿秋白的印象是强烈的。后来，他对于这次旅行，写了如下的话：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①
纯哥，就是秋白的堂兄瞿纯白。他比瞿秋白大十岁，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名常，字纯伯，以字行。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南洋万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教员②。这时正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任通译。瞿秋白投奔他，希望能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以满足“饥渴似的智识欲”，同时也求得解决“饭碗问题”③。
①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瞿氏宗谱》卷六。
不久，在瞿纯白的帮助下，瞿秋白投考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被录取，学习英语。那时的学校，特别是某些外语学校，师资缺乏，有些教员在国外镀了几年金，本事没有学到家，确实可以说是滥竽充数。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也都很差。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哪里能够满足渴求知识的愿望呢？瞿秋白不满意于武昌外国语学校，同时“饭碗问题”也没有解决。于是，他到黄陂去找姑父周福孙。结果，上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黄陂周家与瞿秋白家是两代亲戚，即所谓亲上加亲。瞿秋白的二姑母阿多嫁给周福孙（曾任翰林院编修），生子周均量（君亮）。周均量娶瞿世珪（秋圃）的五女、瞿秋白的堂姐瞿兰冰（懋陛）为妻。周均量的曾祖父周恒祺（福陔），做过山东巡抚、漕运总督，致仕后回籍，寓居武昌与瞿赓甫往还甚密，因而结为姻亲。当瞿秋白来到周家时，姑母阿多把他一手揽在怀里，痛哭失声①。
①参见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第22—24页。
在周家，瞿秋白沉默寡言，他的唯一爱好是读书。周家后栋有一座小园，房屋三间，两间藏书，一间是家塾，由周均量教读。瞿秋白经常坐在书橱前，选择爱读的书，朝朝暮暮，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最爱读的是《老子》、《庄子》、《资治通鉴》和四史。晚间还在灯下一直读到深夜。周君适与他同榻而睡，有时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苦读。瞿秋白身体虚弱，面容消瘦，经常咳嗽。姑母和堂姐请中医诊脉，医生说他是初期肺病，嘱他按方服药，并注意休息调养。姑母劝他不要深夜读书，早些睡下。他总是说没有什么大病，等大家睡熟，还是悄悄地阅读到深夜。后来他请堂姐在窗上挂一厚窗帘，不使灯光外露，以免姑母又发现他深夜读书。除了读书外，他有时画山水画、篆刻印章。
瞿秋白在黄陂很少到街上游逛。只有一次，1917年的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满城箫鼓爆竹之声，十分热闹。周家弟兄邀他去看龙灯，他却提议到离闹市较远的铁锁龙潭去赏月。据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把一条龙锁在潭里，潭中铁柱拴一铁链，下垂潭底，因此，称为铁锁龙潭。在小小的黄陂，它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靠近城墙，清静冷僻。面对寒空的月色，清澈的潭影，瞿秋白高吟着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接着又吟杜甫诗：“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这句诗他反复念了几遍，声调愈来愈低沉。他是在怀念远在杭州的弟妹了。周家兄弟问他潭中锁着龙吗？他微笑着说，对这种传说，何必认真，随即把《史记》孔子见老子后，对门人说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①。
①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瞿秋白到黄陂不久，瞿稚彬携阿垚也来到黄陂②。阿垚在周氏家塾读书，一次周均量教阿垚读唐诗，一首五言绝句，阿垚半天也背不出。周均量罚他跪下。瞿秋白走进书房，看见阿垚直挺挺跪在地上，便大声喝叫：“起来，这成个什么样子！”周均量生气，不再教阿垚读书，也不和瞿秋白说话。过了两三天，瞿秋白对周均量说：我不是袒护弟弟，只是反对这样的教育方法，体罚是教不好子弟的。周均量接受了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和阿垚手足情深，总想把弟弟教育好，可是阿垚耳聋，脑子迟钝，瞿秋白为此深感苦恼。
②瞿稚彬、阿垚到黄陂的时间有两说：周君适说与瞿秋白同来；瞿轶群说秋白先到，稚彬父子晚来。此处从瞿轶群说。
周均量对于诗词颇有研究。瞿秋白由于表兄的帮助，对诗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这时他所写的诗词，一首也没有留到今天，是很可惜的。瞿秋白与周均量时常议论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同时他们对于佛学也津津乐道。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入世以来，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周均量的诱导，使他对佛学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兴趣。这时，他读了《成唯识论》①、《大知度论》②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瞿秋白研讨佛学，试图用它来解决人生问题。这里固然有政治哀伤，但主要的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然而，人生这个大罗网是无法逃掉的，也许只有在佛学的说教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①佛书名。古印度龙树著，后秦鸠摩罗什译。一百卷。是论释《大品般若经》的论书。汉文译本只是龙树原著的一小部分。引经很多，是研究大乘佛教的重要资料。《成唯识论》，略称《唯识论》。佛书名。十卷。法相宗所依据的重要论书之一。唐玄奘自印度取回译集。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的本源是“阿赖耶识”，世界万有是“唯识所变”，“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注释书多种，以玄奘弟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为学者所重，甚至比本论影响还大。
②《大知度论》，略称《知度论》、《知识》、《大论》，亦译《摩诃般若释论》。
武汉、黄陂之行，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周均量使瞿秋白对佛学产生了进一步探索的兴味，结果却“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决计离开黄陂，谋求新的出路。适逢堂兄瞿纯白返回北京，于是瞿秋白便跟着他顺京汉路北上，到了北京。
道路是漫长的，艰辛的。一切有志于救国救民的、希求有所作为的青年，终究要被现实社会推动着走向变革社会现实的道路。然而，这需要时间。
俄文专修馆
到北京后，瞿秋白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这是一座有三进房屋的院落，除瞿家外，还住着吴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住前院大门右侧客房。
江南塞北，风光迥异，北京的风情，对这一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闲暇无事，瞿秋白常常以步代车，漫游古城四方。
瞿秋白看遍了故都的古迹名胜，查考了地方志史典籍，所得的印象是：世道沧桑，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的脉络。只是这些足以使人留连叹息的陈迹，很少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他让瞿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以期在经济上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1917年4月，瞿秋白应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4月以后，他又闲置了近半年时间。7月，张勋复辟。为了避开兵祸，瞿纯白委托瞿秋白护送家眷离京去汉口。复辟事件平息后，又由汉口回到北京。这期间，他随同张寿昆（常州中学同学）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课。①当时的北京大学，上课不点名，如有和上课的学生友好者，是可以混进去听课的。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无钱升学，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接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②入学时间是1917年9月。
①参见《党史资料》丛刊总第4辑，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俄文专修馆设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今改二十三号）一座洋式的平房建筑里，原为东省铁路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是在第一届甲班毕业后考入专修馆的，属第二届甲班①。此时，瞿秋白的同班生有常州人徐昭，宜兴人朱某，出入相偕，关系颇好。三人中以瞿秋白用功最勤，成绩也最好②。沈颖回忆说：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③
瞿秋白强记博闻，涉猎广泛，除按时上课，完成规定的学科作业外，还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天不论多么忙，一定要照自修课程表把功课作完，不到深夜不止。李子宽说：“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④；沈颖也说瞿秋白每晚读书“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⑤。瞿纯白的长子瞿重华说：“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中兼课，自己编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瞿秋白）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⑥
①《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④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⑥瞿重华口述、韩斌生整理：《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常州教师进修学院编：《瞿秋白研究资料》第39页。
瞿秋白入俄文专修馆不久，瞿纯白家迁居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第一个门。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小院。不久，云白、垚白来京，瞿纯白特地在后院东屋为秋白兄弟们安排一间居室，放置了书桌、书架。瞿秋白自住一室，两个兄弟住一室，中间有堂屋相通。瞿纯白收入本不厚，增加了几个青年人吃饭，生活是清苦的。李子宽说：“我去时，偶和瞿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隽，不需要更加佐料，亦不求量也。”①待客饭尚如此粗淡，平日饮食之寒俭便可想而知了。冬天的北京，朔风怒号，天寒地冻，富人轻裘裹身，尚畏寒冷。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有夹衣蔽体。后来他在上海曾对羊牧之说：“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穿着夹袄。”
“如何能过？”“现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样过来的，终于过来了。”②
①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②据羊牧之回忆。
苦闷与彷徨
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反复的角逐中，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一度获胜，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间，中国几乎完全成为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侮和压地平民百姓之残酷，比起前清的酷吏们绝不逊色。
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他试图解释人生，却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这反映出他不满现状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他这时的苦闷和彷徨达于顶点。人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他后来严肃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说：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吉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