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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一句经久不衰的口号：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四万万民众拥护，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败，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能克服呢？
５
父亲告诉我，武汉沦陷之前的最后那个春天，汉口昼夜过军队，武汉三镇简直变成一个流动的大兵营。
来自南方各省的汽车和火车满载斗志高昂的抗日官兵，他们都要经过武汉这座交通枢纽城市然后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去作战。武汉是全国抗战的心脏，新闻界一向以嗅觉灵敏著称，记者嗅出前线出现不同寻常的军事动向，又有人从军方打探出豫东战场正在进行一轮鼓舞人心的新战役，于是报纸竞相报道渲染，掀起一轮又一轮期待胜利的热潮来。
报载，全国著名的抗战剧团在进步人士田汉、冼星海等人带领下劳军义演，演员嗓子唱哑了，跳舞折了腿，许多人累出病来，但是他（她）们依然坚持演出热情不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第三厅厅长的著名诗人郭沫若也不辞劳苦前往车站慰问，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说，并当场赋诗表达对抗战将士的敬意。还有许多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满怀对家乡的深切怀念和浓浓的爱国之情拥向车站码头，以肺腑之声激励参战官兵驱逐倭寇收复国土。更有为数众多离乡背井的各地难民，他们以亲身遭遇控诉日寇暴行，激起部队官兵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许多市民拉着子弟兵的手失声痛哭，老大娘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馒头塞在官兵怀里，一时间送子参军，送郎当兵的爱国行动蔚然成风。
裕华纱厂工会也组织女工前往车站码头劳军。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工会组织都有公开合法地位，比如裕华纱厂就有不止一家工会，既有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也有国民党组织的白色工会，他们都打着为工人大众谋利益的旗号进行竞争，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宣传各种主义，争取工人群众支持等等，总之已经有那么一点点西方社会的民主味道。张松樵是无党派实业家，他老人家对政治活动一概没有兴趣，只重视劳动纪律和经济效益。他给工厂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铁规，那就是工作时间任何人不得离开岗位，违者开除。
但是工会组织劳军，军队并不都在工人下班以后到达武汉，这样就同工厂的劳动纪律发生矛盾。人人都知道张松樵是个说一不二的老板，除非他亲自批准，否则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在为难之际，张松樵亲自走进工会来，他说：你们去吧……只要打败日本鬼子，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呢？
工厂铁规就这样被张松樵自己打破了。
我父亲说，由于空袭学校常常停课，他就和同学偷偷跑去车站码头看过兵。对男孩子来说，战争永远都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军人和武器永远都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同学们常常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钢盔师”？
抗战初期，武汉民众纷纷传说，有一支从国外训练的中国部队，坦克大炮数不胜数，官兵手持自动枪，头上不是戴灰布军帽而是一顶威武的黑色钢盔，简直就是天兵天将下凡，只要他们开上战场准能打败日本鬼子。可惜这支神乎其神的“钢盔师”只存在于人们口头，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支不同凡响的复仇之师。但是有一天奇迹发生了，我父亲在火车站看见一列即将开往北方的运兵火车，车厢里的士兵一律身缠武装带，胸前挂着自动枪，看上去威风凛凛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每个士兵头上都戴着一顶黑色的钢盔帽，毫无疑问这就是传闻已久的“钢盔师”。我父亲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掏出身上所有零花钱买来香烟分给士兵，唯一心愿就是渴望亲手摸一摸那顶神奇的钢盔帽。士兵满足了男孩子的愿望，当那顶混合着人体汗味和铁腥味的沉重钢盔被扣在我父亲头上时，那种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感几乎压垮了他。我父亲说，后来他悄悄把家里的铁锅扣在头顶上，想象自己变成了“钢盔师”，为此他没少挨母亲巴掌。
威武的钢盔帽变成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装备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然后驰骋战场保卫家园，把日本强盗赶回老家去。仅仅五年之后的１９４３年，我的中学生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中国驻印军，奔赴遥远的南亚古国印度受训并成长为一名头戴钢盔帽的坦克兵，驾驶美制“谢尔曼式”主战坦克走向烽火连天的中、印、缅战场。
６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张松樵派往重庆迁厂的肖老大却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肖老大变得又黑又瘦，衣衫褴褛，但是他不可思议地带回来一支庞大船队。他同武汉失去联系的原因在于通讯落后，那时候四川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偏僻闭塞，许多山区不仅没有公路，甚至与世隔绝。根据肖老大调查，四川沿江地区都是传统的产粮区而非产棉区，纱厂需要的原棉仍需从遥远的汉中乃至西北购入，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当地人观念，帮助农民实施棉花种植计划。肖老大按照张松樵指示在重庆南岸一处地名叫做窍角沱的江边购买土地，开始新厂筹建工作。
毫无疑问，工厂提前西迁要冒很大风险，肖老大就是这个冒险计划的忠实执行者，他从四川组织回来船队等于宣告西迁计划已经激活，引来一片愤怒的讨伐之声。由于日本人尚未开始进攻武汉，激战正酣的北方战场也远在千里之外，当时裕华纱厂的几家主要竞争对手：湖北第一纱厂、申新纱厂、震寰纱厂都按兵不动，他们怀了一种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把赌注押在形势好转上。一旦中日重开和谈形势趋缓，或者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甚至不排除日本人在国际压力下停止进攻退出华北，提前迁厂的人不就吃了惊慌失措和误判形势的大亏么？
反对声音首先来自工厂董事会。
股东们各打各的算盘，他们作为中小投资人的代表，当然有理由反对工厂冒险。他们质问说，如今连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还在武汉，前线正在打胜仗，局势有望稳定，裕华纱厂有何必要提前搬迁呢？这不是明摆着决策失察和庸人自扰吗？何况抗战以来市场需求激增，我们何不抓紧生产多多赚钱却偏要坐失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呢？
后来一些股东果然退出董事会，不是他们不信任张松樵，而是不愿意同他一道进行这场生死攸关的冒险。董事会的分化重创了一贯自信的张松樵，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人。这天黄昏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身影轻轻走到他跟前，女人说：我跟你到重庆去，还有我们的儿子……就是你的工厂还剩下最后一台机器，那个看机器的女工就是我！
这个女人就是我奶奶柳韵贤。
第十二章武运长久
１
中国飞机的人道轰炸在日本引发一场地震。
近卫首相紧急进宫，诚惶诚恐向天皇陛下谢罪。裕仁天皇并没有当场责备首相，而是说了一些语调平稳的安抚话，并引用一首明治天皇的俳句诗，内中有日本民众熟悉的“八竑一宇，四海安定”的名句，借以表达天皇陛下对战争胜利的期待之情。
近卫首相深受感动，他立即召开内阁“五相”会议，首先责成军部追究国土防空军的责任，撤换多名失职的高级将领；随后向全国颁布《战时防空法令》，以应对可能再次来临的敌人空袭。内阁会议还一致决定以陆相（陆军大臣）名义严厉训斥正在中国作战的两大派遣军，责成他们立即向中国沿海大举“扫荡”，占领和摧毁那些可能威胁日本的中国机场。同时责成海军派出更多的新式飞机协同陆军作战，务必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保障日本国土安全。
鉴于日本已经受到中国远程轰炸机威胁的严重事态，内阁会议确认，有必要提前实施武汉战役，一举消灭蒋介石政府。内阁确认，只有在三大前提下日本的国家安全才能得到切实保障，那就是：第一，彻底消灭敌对的中国军队。第二，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第三，把蒋介石赶进荒无人烟的大陆西部和沙漠里。
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中国飞机释放的和平善意不仅不被日本人接受，反而刺激他们更加丧心病狂地加快侵略战争步伐。日本人的贪婪和野心最终酿下苦果，直接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走向自取灭亡。
２
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在五十九岁生日前夕同时收到两份来自东京的礼物：一份是大本营的训斥电，另一份则是陆军部的进攻命令。
总司令把那份措辞严厉的训斥电看了一遍，然后轻蔑地扔在地上，他根本不在乎大本营那帮胆小鬼弄出来的训斥电，他们只能吓唬那些平民出身的师团长，而对于出身高贵的他则不起作用。须知寺内家族在日本声名显赫，连皇族也要礼让三分呢。
那份以陆军部名义下达的进攻命令很明确，撤销“以徐州为界线”的命令，但规定华北派遣军的任务仅限于解救被围困的第十四师团，作战范围不得超过开封以西。
总司令终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进攻。
一旦进攻的战车轰隆隆地开动起来，停不停下来或者什么时候停下来就由不得别人来作主了。总司令呵呵冷笑，现在华北派遣军已经获得进攻的权利，他将下令全面出击，直至消灭蒋介石政府，不管这个敌人是在武汉还是重庆。
现在华北派遣军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空中力量不足。
在日本，空军分别隶属于海军和陆军，军部历来重海军而轻陆军，天皇亲自下令把新式战机和一流飞行员都配属给海军，所以陆军航空兵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战斗力低下的三流队伍。他们不仅飞机数量少，机型陈旧，而且飞行员技术也远不如海航兵，与中苏空军抗衡并不占据上风，这也是第十四师团始终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孤军作战的第十四师团被敌人团团包围，土肥原通过电台频频呼救，试想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尽快实施紧急救援，这支弹尽粮绝的队伍恐怕难以坚持到地面援军赶到了。一想到号称“支那克星”的模范师团有可能遭遇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总司令就感到心情紧张不寒而栗。
总司令别无选择，谁叫他指挥的陆航飞机不如人呢？要想获得强大的空中优势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捐弃前嫌重修与海军的紧张关系。一向以傲慢著称的寺内总司令不得已放下架子亲自飞往青岛，主动登门向海军舰队司令官致敬。海军对陆军总司令的屈尊到访深感意外，因为即使海军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也不过区区中将啊。海军在青岛司令部铺上红地毯，组织盛大仪式欢迎陆军贵客，两位司令官热烈握手，共同检阅海军仪仗队。众多日本记者不失时机地拍下照片，向国内发回陆、海两军共庆胜利的消息报道。很显然寺内总司令的妥协没有白费，海军方面同意全力支持华北派遣军的进攻行动，陆军则投桃报李，对海军占领中国沿海港口城市表示默认。
３
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五月，正在休假的日本舰队飞行员忽然接到紧急出击的命令。停泊在东海的航空母舰也进入临战状态，舰队驶进长江口，飞机升上甲板准备战斗。
与此同时，台湾松山机场也呈现一片临战的繁忙景象，战斗机马达轰鸣整装待发，轰炸机满载炸弹驶出停机坪，地勤车忙忙碌碌穿梭往返，强大的海航机群如同箭在弦上，只等一声令下就将腾空而起扑向海峡对面。
不料指挥塔传来命令，任务取消，全体人员休息待命。
这天晚上传来一个悲惨消息，陆航机群又吃了败仗，被中苏联合空军击落十几架飞机。更为不幸的是，那些白痴一样的陆航飞机不仅被打得溃不成军，而且连他们的领队长机都被击落了，简直是帝国的奇耻大辱。海军飞行员有些明白过来，海军是日本帝国的骄傲，他们怎么能与那些吃败仗的家伙一道作战呢？
海军期待用胜利来为陆军战友复仇。
天亮后出击命令终于下达，随着短促而凄厉的战斗警报拉响，涂有海军机徽的日本机群相继升空，它们像被狂风驱赶的乌云一样在天空打着旋，然后向着西方天际隆隆滚去。海军飞机兵分两路：西路由西源司令官率领直扑武汉，轰炸中国的抗战大本营，并吸引中苏联合空军决战。北路则由第十三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指挥，目标是对集结在中原战场和陇海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实施猛烈空袭。
海军装备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三菱式”舰载战斗机和“三菱九六式”重型轰炸机，这些飞机不仅速度快，航程远，而且火力强大，所以他们并未把中苏联合空军放在眼里。出乎西路西源司令官意料的是，他率领的机群在安徽境内遭遇中国飞机的坚决拦截，随着空战爆发，日本人并未占到多少便宜，除了少数飞机把炸弹扔到武汉地面上，其他许多飞机不是被击落就是击伤。当然中苏空军也在这场惨烈的空中保卫战中付出沉重代价，损失二十多架飞机，此后他们只好收缩兵力保卫武汉而无暇他顾。
北路的奥田机队却因此获得可乘之机。
奥田喜久司大佐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王牌飞行员，日本国内称其为“轰炸机大王”，据说这个疯狂的法西斯分子曾在“九·一八事变”中创造过把炸弹直接扔进沈阳烟囱的奇迹。这天他率领的机队没有遭遇任何拦截，大摇大摆地飞临中原上空，然后先后对陇海铁路沿线的郑州、开封和兰封实施大规模空袭。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给猝不及防的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损失，铁路和桥梁被炸断，车站上堆积如山的作战物资被炸毁，并且引起弹药爆炸，而这些宝贵的作战物资恰恰是中国军队发动总攻的必要保证。日本飞机还对缺少防空火力的步兵大肆进行低空扫射，机枪子弹好像犁地一样追逐仓皇逃命的人群，直到把他们牢牢钉在地上再也无法动弹为止。
奥田机队只是在返航时才遭遇意外袭击，两架勇敢无畏的中国战斗机忽然从云层里钻出来开火，当场击落击伤日本重型轰炸机各一架。尽管偷袭飞机最终被蜂拥而至的护航战斗机击落，但是中国飞行员的战斗勇气还是给奥田大佐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得知，这些给日本人造成很大威胁的敌人是中国空军“中正机队”。
仅仅一年之后的１９３９年，奥田大佐率队大举轰炸中国抗战大后方四川，他的飞机在我居住的城市成都上空被击落，而严惩这个不可一世空中强盗的勇士恰好就是他的老对手中正机队。奥田大佐坠机身亡，其部分飞机残骸至今仍为我的朋友樊建川所收藏。
４
很难想象，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被团团围困在黄河岸边的敌酋土肥原是一种什么心情。援军迟迟未至，眼看弹尽粮绝，据说土肥原一度很绝望，他此时就是有心突围也为时已晚，因为人数比他多几倍的中国大军不同意。当然绝望并不说明土肥原贪生怕死，日本人可以不怕死，但是无法容忍失败，因为死亡可以成就英雄，失败者却将沦为罪人。如果第十四师团全军覆没，这将成为日本战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土肥原就是切腹一千次也无法向天皇陛下谢罪。
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将军频繁来电话询问战况，从语气里可以感觉到这位远在保定的军司令官焦急万分。他说：第十四师团能坚持住吗？
土肥原答：我需要弹药、粮食、汽油，否则难以坚持。
司令官问：你能向黄河北岸突围吗？
土肥原回答他的上级，如果早两天还有可能，现在敌人正在发起猛攻，突围等于自杀。
司令官在电话那头沉默片刻说：我立即飞往徐州，向派遣军请求增援。第十四师团一定要坚持住，拜托了。
其实身为第一军司令官的香月清司早已无兵可调，他既调不动空军，也无权发动新战役，等于被大权独揽的总司令剥夺了指挥权。战役之初，香月清司坚决反对第十四师团冒险深入中原，但是总司令根本不容部下置辩，他傲慢地对部下说：凡是命令必须执行……今后请注意司令官的言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土肥原命运的不是香月清司，甚至也不是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的中国人，而是远在徐州的寺内总司令。
当电话铃再次响起时，话筒里换了一个声音，土肥原身体一震，马上意识到对方正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司令。寺内总司令好像无所不在的上帝一样，他的声音听上去威严、冷酷和不可抗拒。总司令说：明天飞机将空投物资，全力支援你师团作战……你的任务是拖住敌人，无论如何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