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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兵大哭起来，他们终于哆哆嗦嗦地推上子弹，然后闭着眼睛开了一枪。
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孙绍朴老人向我讲述这惨烈一幕时依然眼睛湿润黯然神伤，他说抗战结束后他曾亲往排长老家寻找亲人，但是无果而返，这个遗憾至今仍留在老人心中。两个新兵当晚追上部队，此后转战晋、陕战场，直到１９４３年一同退伍回到四川老家。卿仕恒老人于１９９９年去世，生前为成都市人民商场退休职工。孙绍朴老人１９５０年结婚，育有二女一男，现为成都某粮库退休职工，过着平静而简朴的晚年生活。
３
开封前线全面告急。
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不仅是阻止日本人进攻郑州的大门，还是屏护京汉铁路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大本营对第一战区下了死命令，不惜代价死守开封城，必须把日本人挡在开封城外。于是战区紧急派出宪兵督战队，在开封城门口设置路障和铁丝网，任何军队没有命令不许擅自撤退，违令者格杀无论。
然而大本营的严厉命令也无法阻止脆弱的中国防线纷纷垮塌。
先是一些胳膊上吊着绷带、被人搀扶或者躺在担架上的伤兵陆续撤下阵地来。他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进城，因为他们是伤兵，不是战斗部队，如果他们不能提前撤离，一旦落入敌手必死无疑，而日本人虐杀中国战俘的暴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宪兵队长对此毫无办法，他恼火地挥挥手，下令放行。
接着为前线修筑工事和运送弹药物资的民工挑夫以及城外老百姓也源源不断地拥进城来，宪兵无法阻止统统放行，因为军队命令对老百姓无效。
次日清晨，一支风尘仆仆的战斗队伍出现在城外，看得出他们是连夜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宪兵当即进行阻拦，要求对方出示战区长官部命令，否则不准通行。但是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依然气势汹汹地朝城门口开来。宪兵鸣枪警告，铁丝网后面的枪口一齐对准这支拒绝服从命令的队伍，眼看流血内讧一触即发。
这时候一匹白马出现在队伍前面。
骑在马上的军官挥一挥手中的马鞭，队伍立即停下来。宪兵队长本来打算向对方宣示战区命令，但是当他看清来人领章上的军衔之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骑马人是位陆军中将。
按说战区宪兵队权力很大，有“见官大一级”之说，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小队长，而对方却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队长赶紧整理军容，跑步向前敬礼。
将军没有下马，只是冷冷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你马上让开路，我的队伍要进城。
队长立正回答：报告长官，我只服从战区司令部命令！
长官将马鞭向身后一指说：这是我的一个团，他们已经同敌人战斗了几天几夜，但是昨晚我的侧翼友军阵地失守……告诉你，我必须把队伍带回郑州，如果你敢阻拦，我就下令缴你的械。
队长看见将军身后的队伍已经摆出攻城的战斗姿势，几百支步枪和轻重机枪一齐对准城门，让他不由得感到头皮发麻心惊胆战。他相信如果这回再不让路，那么他和他的宪兵队一定会被这些杀红眼睛的愤怒士兵踏成肉泥。队长口气软下来，他哀求说：长官，您不能这样做，我在执行上级任务。
将军轻蔑地教训他道：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傻事吗？敌人主力已经向开封后方迂回，你们这样做不过是在帮倒忙……限你一分钟打开城门，否则我将下令攻城！
队长终于屈服了。
如果大厦将倾的话，哪根独木支撑得住呢？更何况战争不是哪个人的事，就算宪兵队恪尽职守，勉强挡住败兵脚步，但是他们能挡得住日本人的进攻吗？诚如白马将军所言，一旦敌人迂回成功，数万守军无路可退，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必将重演，那么他和他的宪兵队就是日本人最大的帮凶。
城门洞开，宪兵被呼啸的洪水裹挟而去。
次日开封宣告沦陷。
４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五月末，日机连续轰炸河南省会郑州，这是日本人兵临城下的前奏。
郑州城内一片混乱，败兵和难民的队伍像洪水一样涌进城来，到处盛传日本人已经过了开封，不日即将攻城。政府机关和学校奉命紧急疏散，第一战区长官部也开始向洛阳撤退，老百姓眼看战火将临，只好像严冬将至的候鸟一样纷纷离乡背井举家南迁。
郑州城陷入山雨欲来的恐慌之中。
此时驻守京水镇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接到一个绝密任务，内容是一旦城市不保即放火焚城，把郑州夷为焦土。该任务代号为“Ｇ”，这是国民政府计划实施“焦土抗战”的开端。
这是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中国大本营认为只有采取包括焚城在内的最极端的自杀性手段打击敌人，才有可能阻止或延缓日本人进攻。为大本营提供历史依据的战例是公元１８１２年的法俄战争，当时拿破仑兵临莫斯科城下，库图佐夫元帅下令焚城，一时间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大火七日七夜未熄。拿破仑远道而来，法军在俄罗斯严寒的冬天里无法立足，最终只好扔下数以万计的士兵尸体狼狈撤退。从某种意义上说，拿破仑并非败于战争本身，而是被俄国人玉石俱焚的决心和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打败的。据说蒋介石对南京失守时没能痛下决心把首都变成焦土而懊悔不已，他多次表示必要时不应优柔寡断，即使效仿１８１２年的俄军也在所不惜。
此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日军进攻湖南岳阳，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将军误以为日军已至，下令纵火焚城。熊熊大火连烧四天四夜，烧毁房屋五万余间，死伤民众两万余人，这就是抗战时期轰动一时的“长沙大火事件”。事发后蒋介石下令严惩，将酆悌等多名高级将领逮捕枪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革职。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一个瞒天过海的障眼法，小小的长沙警备司令哪有胆量自作主张下令焚城，他们都是某个最高命令的执行者和替罪羊。只不过这些愚蠢家伙惊惶失措弄巧成拙，不仅赔上自家性命，而且害得成千上万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白白毁了半座历史古城。
焦土抗战遂被终止。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受任务的蒋在珍深感责任重大，他亲自在郑州城里到处观察地形，选择和确定放火目标，最后决定从木头房屋较为集中的老城区下手。新八师连夜召开军官会议，组织若干小组，秘密准备火种、汽油等物，一旦日军攻破城市就在上风口实施纵火计划。其余各部队则在城内开枪将那些不肯离去的居民轰走，制造混乱进行掩护。
“Ｇ”任务被严格保密，违者军法从事。
５
１９３８年６月初，北方战场的日本华北派遣军主力大举进攻，三个机械化师团又两个混成旅团约十二万人直趋中原腹地。
日军兵分三路：南路第十师团经太康、扶沟攻击许昌，包抄中国军队退路；中路第十六师团及混成第三旅团、混成第十三旅团经杞县、尉氏出击新郑，其前锋一部切断京汉铁路；北路则由起死回生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担当主力，一路长驱直入地攻陷兰封、开封，然后继续进攻郑州。此时已随指挥部前移的寺内寿一总司令踌躇满志信心百倍，他毫不怀疑那个令大和民族魂牵梦萦的战略目标已经越来越近，那就是攻占郑州，然后沿京汉铁路挥师南下武汉，一举消灭蒋介石国民政府。
与郑州告急几乎同时，武汉骤然拉响撤退警报。国民政府发布紧急命令，武汉地区所有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团体以及商家市民立即往湖南、广西、四川以及西北等地实施疏散转移。
抗战形势岌岌可危。
第十九章生死存亡
１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我爷爷张松樵在娶了我的纺纱女工的奶奶并顺利延续邓氏香火之后，再次遵从母命北上寻根。他此行肩负的重大使命就是代表俺们湖北老邓家几代人的神圣心愿，重返中原故地认祖归宗。
这是湖北出生的张松樵唯一一次踏上故乡老家的土地。
老家的淳朴族人对于这个来自南方的“旋字辈”表示了谨慎的欢迎，族长大爷连夜在邓氏宗祠召集族人开会，经过通宵马拉松似的讨论后，终于宣布同意湖北“邓彭氏”后人重归邓氏宗祠。族人为远道而来的邓氏后人举行古老的入祠仪式，祭拜祖宗天地，将中断近百年的“邓彭氏”支系重新续入邓氏族谱，由此宣告俺们湖北老邓家回归列祖列宗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但是父亲说，我爷爷对那次遥远的中原之旅鲜有提及，直到许多年后他才从母亲那里偶然得知，原来我爷爷至此才弄清他的祖母“河南邓彭氏”何以独自领着一个“邓姓男孩”千里迢迢逃荒来到湖北的事实真相。这是一个有关黄河大水、宗族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悲惨故事，简单地说就是黄灾之年，“邓彭氏”丈夫不幸病逝，复杂而久远的家族纷争令这对无助的孤儿寡母被迫离家出走。
我爷爷在河南老家总共停留了几十个小时，他代表我们家族捐款重修邓氏宗祠，然后匆匆返回武汉。当我奶奶看见她的神情疲惫的丈夫出现在家门口时，吃惊地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脑袋上拖着辫子的河南乡下人，这个像出土文物一样的乡下人就是我爷爷的亲堂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大爷。原来这位河南大爷的父亲同我的太曾祖母“邓彭氏”的丈夫是亲兄弟，他们是我中原祖先那一根血脉之藤上结下的两只手足相连的果实，如今大爷身份是俺们河南老家的族长，掌握着村子里族人的议事大权，算得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河南大爷是来武汉走亲戚的，如果不是“旋字辈”的偶然出现，这位从未走出僻乡穷壤的河南亲戚恐怕一辈子也难以走进千里之外的南方大都市。张松樵对河南大爷的到来礼仪周全并且严禁家人非议，他淡看从前岁月里发生的家族纠葛和是是非非，认为那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他已经遵从母命认祖归宗，也就认同了自己的神圣祖先，换句话说就是认命。血缘是人生的宿命，作为晚辈侄儿，他对河南大爷的恭敬表现了邓氏后人对祖宗应有的敬畏之情。
河南大爷在汉口住了半个月。
好奇心不久便烟消云散，我大爷很快患上了思乡病，他对城市文明产生了深深的和不可遏制的厌恶。晚辈侄儿张松樵挽留无效，只好派人将他送回河南老家。
２
父亲回忆说，临近期末考试，学校忽然发生一件大事。
一个惊人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进教室里，有人听说政府出了告示，日本人快来了……学校就要解散了。
于是我父亲这才想起街头上那张众人围观的政府告示。这么说武汉要打仗了，柱头粗的大炸弹就要落在屋顶上，生吃小孩的日本鬼子也要来了！我的小学生父亲千头万绪，只想得脑袋发痛，他的感觉就像火车开出了轨，世界一下子乱了套。
这一天校园里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庄严神圣的悲剧气氛。崇高是一种精神甘露，伴随苦难滴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教室里书声朗朗，平时哪怕最严厉的老师也变得像天使一样亲切动人，同学认真学习专心听课，那些顽皮的男孩子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他们一下子全都长大了。放学前师生共同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体大扫除，把他们熟悉和热爱的校园打扫干净，这一天连最懒惰最不喜欢劳动的孩子也争抢最脏最累的活儿干，好像他们要用这种积极的行动来弥补损失，挽留过去没能珍惜的美好时光一样。
告别时刻终于来临，老校长亲手降下校旗，师生一齐颂唱赞美诗“我主救赎心灵”。于是老师哭了，同学也哭了，他们依依不舍挥泪作别，祈祝来日相见。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成人仪式，他在短短一天中懂得的道理超过此前十二年人生的全部总和。
３
无论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还是父亲的父亲以及所有生活在武汉的普通民众来说，即使他们对“沦陷”这个恶魔般的字眼早有耳闻或者有所防范，但是事到临头却还是猝不及防天下大乱。
因为战争的脚步实在来得太突然。
当我父亲拖着告别校园的沉重脚步回到家里，他惊讶地看见自己家里同样乱作一团：用人像受惊的马蜂一样飞进飞出，把许多大大小小的箱笼行李堆放在门口，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正在用湖北仙桃话大声呵斥女佣，而晕头转向的用人却总把事情做得南辕北辙。总之这个平时井井有条和管理严格的家里正在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地震。柳韵贤看见儿子放学回家，她没有如往常那般关切询问一番，而是柳眉一竖，喝令他赶快回楼上收拾东西，说是晚上要乘船到重庆去。
天空很快黑下来，直到我奶奶在楼下大声呼唤儿子小名，我父亲才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去。这时候他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客厅中央站着两个黑脸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张松樵，另一个就是多日不见的大表哥肖老大。
肖老大又黑又瘦，那张长脸就像被江水浸泡多年的乌木疙瘩一样。张松樵平素不怒自威，此刻更是阴沉得像头大老虎，吓得他的儿子个个噤若寒蝉。张松樵没有说话，柳韵贤站在他身边也没有说话，楼外已经开来一辆道奇大轿车，等家人鱼贯上车之后，我父亲看见他的父亲亲手熄掉客厅最后一盏电灯，仔细关上房门，然后接过肖老大递来的大铁锁，咔嚓一声把门锁上。
这把大锁从此就牢牢锁在全家人心头上，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新打开。
父亲一家的登船地点在江对岸工厂码头，他看见数十只木船正在紧张装船，还有被船长杨老大藏匿的大小“华安号”已经现身，此刻正安静地停靠在趸船外侧等待启航，它们果然在关键时刻成为张松樵一家撤离武汉的救命船。为防形势混乱发生不测，一向行事谨慎的肖老大花钱请来一队黑衣警察维持秩序，警察在码头外面划出一道红线来，以确保工厂船队安全启航。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开船之前到底还是出了大事。
一队武装士兵蛮横地冲上码头，他们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宣布征用两艘机器船，并且不由分说地扣留所有船员。黑衣警察在大兵面前就像老鼠遇见猫，他们一看事情闹大了，立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接下来工厂方面的一切据理力争和阻拦抗议统统无效，一个操东北口音的长官动不动就要掏出手枪来毙人，船长杨老大拒绝服从开船命令，结果招来一顿枪托暴打，被打断三根肋骨，机器船“华安号”到底还是被强行开走了。
天亮以后，警备司令部发布通令，宣布征用所有包括木船在内的水陆运输工具为前线运送军队和物资，一切违令者都将受到“破坏抗战罪”的严厉惩处直至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我爷爷张松樵的全部心血和努力统统付诸东流。抗战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任何个人利益都须服从战争需要，因此无论我爷爷多么苦心经营他的工厂，也无论他多么经验丰富运筹策划，但是他到底无法同时代抗衡，换句话说同国家战争抗衡，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已经装船的机器又被强行卸下来。一边是岸上机器堆积如山，家人与员工被迫滞留即将沦陷的城市，另一边却是战争阴影步步紧逼，日本人的铁蹄越来越近。滔滔大江，竟无一条生路赐予这位可怜老人，他心中的悲痛和绝望可想而知！
裕华纱厂乃至我家族面临灭顶之灾。
４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六月初，武汉当局发布紧急撤退公告，命令一出，全国哗然。
遭受打击最大的当属那些对前线战报一直深信不疑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他们与其说轻信宣传，不如说为自己一厢情愿的胜利愿望付出代价。《大公报》载：日前有来自东北、华北流亡师生数千人前往行政院请愿，许多人披麻戴孝，如丧考妣。一李姓教授当场割腕自杀，表达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激愤心愿。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接见爱国师生，表示政府决不会放弃武汉，但是敌人发动的战争是很残酷的，撤退是为避免伤及平民无辜，云云。
《新华日报》报道说，武汉各民众团体和流亡师生连日纷纷表达决心，前往行政院和军委会请愿的人群络绎不绝，许多人当场痛哭流涕，场面感人至深。一燕京大学老教授质问政府，我军一退再退，“九·一八”东北沦陷，“七·七事变”日寇陷我华北、华东，现在又轮到华中，今后还有何路可退？我泱泱中华岂不要被倭寇灭亡，国民政府岂不要逃到国外去做流亡政府？我亿万同胞岂不只有任人宰割做亡国奴之悲惨命运�